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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四代留洋路

2009年09月23日14:42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中国新闻网
  1947年,卢肇钧拿着国民党政府给予的资助,离开北平,去到美国;1950年,他满怀对新中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北京。

  “你别回去了。回去之后,共产党听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就把你关在小黑屋里,你还搞什么科研?”1950年,与卢肇钧一起留学、工作于波士顿的同学经常这样劝他。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因意识形态对立,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将中国看作“红色的敌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人对“红色中国”心存向往,有人惧而远之。已经学有所成的卢肇钧最终决定回国,成为第一批返回新中国的36名留学生之一。

  卢肇钧的父辈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学生中的一员。卢家至今四辈成为了中国百年国门紧闭与开放的缩影。

  “回到中国给我们写信!”

  “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我们今后只好流落异乡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垂头丧气地说。这是1949年春节的聚餐会,几十名旅居波士顿的清华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国内时局。有人反驳那位同窗,“列宁有赎买政策,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出高价聘技术人员回去的。”

  卢肇钧插了一句,“关键不在于是否出高价。如果共产党真的要振兴中国,还是该回去。”没人把卢肇钧餐桌上的话当真。

  那时,卢肇钧已到美国读书两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边做助教边读博士学位,甚至已经接手一项美国海军委托的地质研究项目。当时32岁的卢肇钧身穿西装,打斜纹领带,戴金丝眼镜,性情儒雅,生活舒适。无人将这个学者派头浓郁的年轻人与“红色政权”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但那次聚会之后,卢肇钧开始与一些旅居美国的中共党员密切交往起来,以了解国内时局。很快,他与一些学生成立了“中国问题座谈会”,以学生团体的形式传播中国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党员通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起回国号召,卢肇钧被选举为波士顿地区联络人。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国急需大量知识人才,中共开始向国外留学生伸出橄榄枝。

  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出于对科学人才的爱惜,对于大批中国学生极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软硬兼具,一方面给予更为丰厚的物质报酬;另一方面,在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下,将一些亲共学生和教授压制下去。回国,成为了一种斗争。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8月,卢肇钧还是辞去教职,与另外35名同学一起坐船经香港辗转回到北京。

  离开美国之前,卢肇钧的房东诺威尔太太反复叮嘱,“回到中国一定给我们写信报平安。”但是,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没能收到卢肇钧的信件。

  1950年,卢肇钧回到北京。

  上世纪30年代,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炮火,卢肇钧辗转于清华、辅仁与燕京,最终毕业于西南联大。上世纪40年代早期,卢肇钧曾以工程师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负责桥梁、公路的设计。抗日战争结束后,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参与迁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随着抗日结束,留学欧美热潮升温,当年有730人走出国门。一年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文化协定”再度激励学生出国深造。卢肇钧通过了公费出国考试,抱着到更先进的大学深造结构力学的计划,于1947年到达纽约。在曾经的清华导师刘恢先指点下,转而进入哈佛大学土力学专业。

  卢肇钧的出国一方面由于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辈自小留洋的血脉。他的父亲卢学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国留学,后回国报效。卢学孟曾任驻英通译官、京汉铁路行车总管等职,民国后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参事,一时权重,卢家后辈中多人被安排到铁路系统工作。

  日本侵华战争时,卢学孟放弃高薪,辞职还家。“那时候就靠卖东西过日子,典当衣服什么的。”卢学孟的儿媳、卢肇钧夫人陈善蕴说。

  那时卢肇钧不过二十出头,受抗日思想影响,一度想投奔延安,但因家中需要靠他接济而未果。随后他考取国民党政府支持的公费留学名额,远赴美国。

  最初一段时间,卢肇钧在美生活费用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提供资助,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衰落,资助渐渐断绝。一年多以后,卢肇钧已靠在大学做助教的工资为生。

  在哈佛与麻省理工学习工作3年后,卢肇钧归来。按照他的设想,仍计划回到清华任教。但新政权建立后,百废待兴,铁路建设急需人才。卢肇钧直接加入铁道科学研究院创办土力研究室。本应成为中西交流桥梁的卢肇钧无法预料,自己面对的是一扇逐渐关闭的国门。自此之后30年,自己与美国同窗音信断绝。

  荣耀成为罪证的年代

  回到中国,卢肇钧一边面对着缺乏基本科研条件的苦恼,另一边对新政权充满热忱。但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卢肇钧逐渐感到微妙的不安气息,本想按照承诺写信给美国师友报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劝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权对于海外学子开放接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亦逐渐发生变化。在反右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运动正值高潮的1958年,卢肇钧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党员的身份并未让他逃过文革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门紧锁、卢肇钧与美国无法取得任何联系。直到20年后,与美国同窗聚会时,对方才对他说,“当时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因为卢肇钧留学美国的背景、大量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队训话。那大字报啊,多了去了。”卢肇钧夫人陈善蕴摇了摇头。由于卢肇钧平日性格内向,人缘好,所以小环境之内尚有同事加以保护。

  “有个造反派抢了单位所有公章带在身上,他有权。有一天,他跟卢肇钧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来管你。就把他带走了。”陈善蕴回忆。

  那个造反派将卢肇钧带到废弃的实验室,告诉他,每天早早来,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离开,就此将其保护起来。而十几年前,他离开美国时,同窗无意的一句“把你关在小黑屋”一语成谶。

  与此同时,卢肇钧的家人开始翻出祖辈的照片,一一销毁。卢肇钧的父亲卢学孟留学法国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无异于罪证。

  文革中,卢肇钧的大儿子参加红卫兵组织时,因父亲的出国经历而遭拒。

  焚烧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于实验室的卢肇钧熬过了文革。“即使这样对待他,他也没抱怨过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国之类。”夫人陈善蕴摆摆手,低头不语。

  文革前的1964年,卢肇钧曾陪同相关领导出访埃及。自那之后,中国关闭国门,被文化大革命席卷的中国人,无法找到任何与世界沟通的通道。卢肇钧再次出国,时间已是1980年。

  “出去开眼界是对的”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再次对世界发出开放与接触的信号。彼时,卢肇钧与恢复活动的中国土木学会代表团开始出访工作。直到1992年,他再次踏上北美大陆,到达美国及加拿大。那一次,卢肇钧见到了40年未曾联系的旧日同窗。“同学有的都成了大资本家了,经济条件上没法比了。”夫人陈善蕴笑笑说。

  卢肇钧恢复正常工作的80年代,他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那时候,大批青年学生萌发出国热潮。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与清华大学负责人座谈时说道:“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学……”从此之后,“出国热”势不可挡,直到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80年代,中国科研单位以及大学纷纷提供公派留学名额,给予经济资助。以考试分数为选拔条件,又一批年轻人走出国门。

  卢肇钧的大儿子于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学校曾想派其出国,但因为需家庭支付部分费用,而未能成行。直到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去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在硅谷工作。

  卢肇钧的女婿曾在国内某科研单位主攻拉美经济,于1986年赴美读博。卢肇钧的女儿不久后即以陪读身份赴美,夫妻二人留在美国工作至今,丈夫成为经济学者,妻子在波士顿一所医院担任医生。

  只有二儿子卢乃宽现在陪伴在母亲陈善蕴身边。1986年,子承父业学习铁路相关专业的卢乃宽考取铁道部公费留学项目,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一年。父子两代成为校友,时间已隔40年。

  卢乃宽回忆,当时他赴美进修期间,政府一次性给予一年生活费5000美金。

  “生活挺紧张。但是当时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块人民币。”卢乃宽说。

  被文革封闭10年的中国,再次与世界发生联系后,因经济水平、政治环境的差异,旅居国外的中国学生分化两路。一部分决意回国,将所学所见带入故乡;另一部分,排除万难各显其能留在大洋彼岸。时隔半个世纪,50年前海外留学生的景象和争论似乎再次重现,只不过这一次,国内早已换了天地。

  卢肇钧在50年前的麻省理工已可获得美国海军方面的科研课题,而五十年后,其子卢乃宽的美国朋友想将其介绍到麻省的林肯实验室,参加美国空军某项目的研究工作时,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共产党国家来的人”。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侨民表示敌意的同时,国内对于公费出国逾期不归者给予极大舆论压力。在那个电视机尚被列为奢侈品的时代,这些用政府资金出国而滞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成为了靶心。国内派遣单位纷纷给予压力令其回国,但对于心意已决的人们,似乎收效甚微。

  随着时代变幻,中国逐渐开始寻求与世界同步的可能。从90年代起,“与世界接轨”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美好愿景。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西生活方式的弥合,使得中国公民出国不再成为难事。曾经滞留海外的一些人开始自愿选择回国创业。今年9月北美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的统计,77%的华人学者计划回国发展。

  卢乃宽的哥哥及妹妹一家如今都在美国工作稳定,子女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还未有回国打算。而他本人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两年。去年假期,她与同学结伴到香港购物,今年十一长假计划前往泰国观光。

  “如果她想出国,我们就提供方便。”卢乃宽笑笑说,“出去开开眼界还是对的。”

  此时,卢肇钧已去世一年有余,从祖辈到孙辈,跨出国门的四代已逾130年。

  ?1870年代,权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数次联名上奏,要求派人出国留学。他们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中国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然而15年间,清廷不过派出百余人。

  百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然面对人才奇缺的窘境。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真正拉开。(杨时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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