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朱瑞合影，开国大典时天安门所挂毛泽东像即以此照片为摩本。

　　开国大典的前夜

　　——当事人讲述那个历史时刻的幕后内情

　　两套阅兵方案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反复权衡，最终确定阅兵地点以天安门为好

　　1949年8月17日，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由华北军区的几位领导将两套阅兵方案，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此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阅兵报告在周恩来案头放了17天。在这17天时间里，周恩来除了忙就是忙。此时，夜已深，但他还是再次打开了华北军区送来的阅兵方案报告。他对呈报上来的两套阅兵方案，反复权衡，还不时地拿起笔在上面画上几道杠杠。两套方案是两个不同的地点:第一方案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关于此套方案的优势与弊端考虑如下:

　　天安门城楼可以说是天然的。在城楼上面可以容纳怀仁堂里的全体政协代表，这是最大的优势。天安门地处市中心，军队与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领袖与万民同乐，场面壮观，气势恢宏。天安门周围的公路四通八达，便于集聚与分散。阅兵结束后，军队可以从容有序地迅速从市区退场。弊端是当日的城市交通要阻断4小时以上。又因长安街的宽度仅能允许横排通过步兵的十二路纵队、骑兵的三路纵队和装甲车的两路纵队。这样便无法按照正规阅兵先进行分列式。

　　第二方案是在西苑机场阅兵。此套方案的优势与弊端考虑如下:

　　西苑机场曾举行了一次万人观看的检阅式，欢迎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党中央进入北平。有了一次阅兵经验，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西苑机场跑道很宽，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

　　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没有检阅台，于开国大典前赶搭几个坚固高大的看台，显然来不及，另外，距市区太远，数十万群众来回困难。在西苑举行开国阅兵对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是个大的损失。而且西苑机场只有一条跑道可以进退，疏散起来极不方便。

　　华北军区在上报的这两套方案上，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周恩来在反复权衡之后，写下了这样的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总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很小的圈圈。毛泽东和朱德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阅兵地点确定后，布置开国大典主席台的任务便落在华北军区宣传部身上，张致祥被周恩来“相中”为天安门城楼的总牵头人

　　张致祥曾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对天安门并不陌生。他领受任务后立即乘车来到天安门，登上城楼，看到的却是一副没有料到的破败不堪的样子，墙皮、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蚀，只有一堆堆鸽粪组成的黑绿色的“地毯”。最扎眼的几个又小又破的六棱形宫灯，脏得也不像个样了。

　　张致祥是宣统元年生人，他自己说，可算是前清的“遗幼”。2008年5月，笔者来到张致祥的家中。已是百岁老人的张致祥身体硬朗，幽默健谈，离休前是中联部副部长。每当说起一件事，就点燃一颗烟，可谓烟不离手。他的老伴，87岁的伊之在一旁不时地对一些事进行补充。

　　张致祥曾就读于天津的南开学校，北平的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在中国大学读完三年级后，张致祥报考清华大学四年级。但因他在中国大学就读时，在国民党教育部没有备案而被拒。翌年，中国大学备案扶正，他径直来到清华，直取金榜，成为当时清华录取的一文一武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另一个就是后来的数学家陈省身。此前，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组织上对敌占区的党员采取精干隐藏，除留下少数人外，大部分干部都撤退到根据地。此时还叫管彤的张致祥奉命到平西根据地。张致祥来到聂荣臻、肖克领导的晋察冀军区，进了《晋察冀日报》做副主编，邓拓是主编。这段办报的经历促成了他后来就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8年底，张致祥随聂荣臻部队进入北平城。当天安门被确定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后，周恩来、彭真点名张致祥，让他来布置开国大典的主席台。

　　那么，他是怎样被周恩来“相中”，指定为开国大典主席台的总布置人的呢？当笔者问到这个问题时，老人点燃一颗烟，吸了几口，讲述道:

　　1949年7月，我作为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在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带着大家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连夜开会，一直等到凌晨才过来。周恩来对大家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我管不住爱说的嘴，开玩笑回了一句:“没事，来的不晚，离天亮还早着呢。”我这句话把周恩来和大家都说笑了。可能就是这次，他记住了我。

　　政协会期间，中央召开了开国大典筹备工作会议，最终在西郊和天安门两个方案中敲定了天安门。由于周恩来提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安排张致祥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指挥工作。距大典只有短短20几天时间了，天安门广场仍是一片荒芜，到处是比人还高的蒿草，布置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只能夜以继日，住在了城楼下面。

　　每天要面对的难题太多了:挂旗、挂领袖像，救火队的梯子远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的问题，搭建临时观礼台的问题，就连检阅时骑兵马屁股后面挂什么样的粪袋都要考虑到。还有安全问题，张致祥陪罗瑞卿一起检查，结果真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出了一枚炮弹。仔细清理后，准备将门洞留作一旦发生非常情况时，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藏身之用。

　　临时观礼台是用双层加厚木板搭建的，为确保万无一失，防止“垮台”，张致祥调了一个工兵营的战士上去蹦，去踩。

　　城楼的布置是筹备工作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征集方案时，张致祥所在军区抗战剧社有两个投诚的原日籍美工，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最初的蓝本。最后，张致祥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拍板采纳。这个经典的布置一直沿用至今。这个经典布置使天安门成为天下第一的红舞台。

　　在笔者与张致祥谈及开国大典天安门的布置时，他总是说，我是一个跑腿的，具体工作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有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1949年担任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布置科科长的钟灵，艺专美术老师周令钊和他的夫人陈若菊及他的学生们，还有两个日本人……

　　张致祥把布置天安门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苏凡叫来两个日本人，共同设计了天安门城楼的经典布置。

　　苏凡受领任务后，急传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艺术造诣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属一流的两个日本人:一个是40岁上下的肖野，一个是30岁出头的森茂。让他俩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

　　肖野和森茂虽说是日本人，但他们从日本民间保留的源于中国文化精华的艺术中，得到了不少熏陶。他俩在设计之初，便想到了中国宫灯。他俩认为，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宫灯，既能体现出民族风格又能充分显示出浓烈的节日气氛。一周内，他俩用16开白橡皮纸画出了20张草图。草图呈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非常欣赏这八盏太阳般的宫灯。他在20张草图中看中了一幅，删去了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他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一定要喜庆也要严肃。

　　方案确定后，苏凡便带着肖野、森茂跑遍北平城，购买灯笼。但偌大的城市，压根就没有那么大的宫灯。此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了。张致祥听了汇报也急得直上火。恰在此时，肖野冒了一句，能不能找一个扎灯艺人来。这句话提醒了苏凡，他急奔故宫，可故宫里的人都做不了那么大的宫灯。苏凡又走进了故宫博物院，他还真在档案中找到了线索，一位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苏凡赶忙叫上肖野、森茂，同去拜访这位老艺人。老艺人看了看如此大胆而豪放的设计图，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灯。但宫灯的云头和金黄的流苏由你们做。”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苏凡、肖野和森茂也上了城楼，三天三夜，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

　　“十一”的前一天，八盏有史以来最大的宫灯完成了。每个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80公斤。张致祥调来了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前呼后拥。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把这几个宫灯送到十根廊柱之间。此时，他们又发现，小小的钉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固定如此沉重的灯身。肖野低头望望这些大宫灯，又看看那几枚小钉子，有了主意。他说:“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辅助一下就行了。”

　　大会筹委会决定美术组留一个负责人在天安门上值班，城楼上已经布置就绪，要保证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勇留下了。尽管那时苏凡与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田华刚刚新婚不久，但是，为了守候那八盏蕴含着无数美好传说的宫灯，他填好了审查表，呈报市公安局批准，领回了一张天安门城楼的出入证。他陪伴宫灯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开国大典当日，三幅大标语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都能躺下一个人还绰绰有余的大字，出自钟灵之手

　　由于钟灵自小就练习写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练过，并且写得相当不错。他当年参加革命来到延安时，还是一个年仅17岁的小伙子。最初他被分配到电话班，当电话员。可他一有空就写字，搞宣传。他把字变成了武器，是仗打到哪里，他的标语字就写到哪里。也正因如此，他那漂亮的字体，传遍了整个延安。当部队从延安开到北京城时，他又把字刷到了北京。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时，怀仁堂前的院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这次钟灵受领任务后，拿出了看家本领，他丈量了天安门的尺寸，每个字都有一间房子大(字高2米，宽2.2米)。虽然这时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为照顾大多数人的习惯，经研究继续用繁体字。

　　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左边的标语比右边的标语多一个字，在实际测量中，钟灵发现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很有讲究。它们并不是一样宽窄，但是人们视觉中左右四间都是对称的，这是明代的设计者巧妙利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窄，三七、二八、一九依次递减。钟灵在对标语的设计上，也采用了视觉的错觉原理，将“政府”二字紧了一些，但人们不易看出两字与其他字的不同。

　　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本是悬挂国徽的，但因开国时，国徽还没有确定，于是暂挂一幅横标语，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横幅上的字也是钟灵的手迹。

　　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正中门洞的上方要悬挂毛主席像。关于这张毛主席画像的来历，知情者甚少，而毛主席画像上面的字，也误传了多年

　　开国大典筹委会把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中央美院。中央美院研究后确定由周令钊来绘制毛主席画像。任务是由中央美院党委书记江丰下达的。周令钊受领任务的同时，接到上面送来用于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所参考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照的一张流行很广的毛泽东与朱瑞的合影照片的裁切版，即有毛主席头像这一部分。

　　为了给画家们提供毛泽东画像的摹本，周恩来几次交代有关部门，派摄影记者来到丰泽园，为毛泽东拍摄正面肖像照。当时，毛泽东刚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不久。秘书把那些专为天安门悬挂而拍摄的照片都摆在毛泽东菊香书屋的案头上，让毛泽东本人挑选，毛泽东感到摄影师为自己所拍的照片都不尽如人意，他对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喜欢这一本正经的照片，如果天安门上一定要悬挂我的像，最好从那些随随便便拍下的照片中选一张。因为随意拍的照片比这样的照片自然。”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后，又派人送来几幅战争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照，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朱瑞在一起的合影。这是一张被摄影师郑景康无意中拍摄的照片。那是在一个秋天的清晨，毛泽东和正在延安组建炮兵学校的朱瑞沿延河边散步的时候留下的纪念。然而，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马上要在北京响起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司令员朱瑞，竟然再也回不到他的身旁了。朱瑞是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不幸脚踏地雷而牺牲，年仅43岁。

　　毛泽东是从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转送中央的朱瑞烈士遗物中，意外发现了那张他和朱瑞在延河边的合影。两天后，经毛泽东建议，将这幅合影中的自己放大加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令钊接到照片后，立即开始构思、打腹稿。天安门城楼悬挂毛主席像高6米，宽4.6米。要绘制这么巨大的画像，在当时困难很多。这么大的画像，如果用布去绷，经不住风吹，需要用铁皮。

　　周令钊回忆说:“那时没有那么大的一整张的铁皮，作画用的铁皮是拼接而成的。在作画时，采用打格放大的办法，把小照片中的毛泽东形象，绘制成巨幅的人像。绘画时，要登上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像盖房子一样高空作业。毛主席才华横溢，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还是诗人。在作画时，总浮现毛主席的诗人气质，特别是他说湖南话时嘴角有些特点，所以作画时，在画嘴角时，就注意刻画这一细部，虽用笔不多，面积不大，但与别人的像却不同。这是他的特色。”“这幅画像用了两个多星期。我和陈若菊每天自备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在天安门的东墙下，一画就是一整天。在没有升降机，没有望远镜等设备的情况下，画这样的巨幅画像，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每天要上下好多次，近看、远看，然后再进行修改、修饰。这主要是在作画时，看不到作品的全貌，是凭着经验和感觉来进行创作。”

　　1949年9月30日，周令钊夫妇如期完成了毛主席像的绘制任务。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是第一个前来观看画像效果的领导。聂荣臻说:“画得还可以，也像，气质也符合，但明天就是开国大典了，这是一个隆重而庄严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应扣着好。”周令钊夫妇按聂荣臻的意见，赶紧用手中的画笔，将毛主席的风纪扣画上。至此，毛主席画像绘制任务完成。夫妇俩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参加开国大典。但不想，夜深之时，有人敲门，说首长在检察验收时，对毛主席画像提出再修改。

　　2008年10月，笔者就此事访问了周令钊夫妇。陈若菊说:“那天已经深夜了，有人来敲门，说是要改毛主席画像。周令钊赶紧起床，去了天安门。我没再去。”“当时，在受领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时，有专人向我们交代，在毛主席画像下面要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要写红字。”周令钊说:“我当时住五老胡同，赶到天安门时，画像已经挂到天安门上了。天安门上的聚光灯对着毛主席画像。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用梯子。但梯子没有那么高，于是就把梯子绑起来，搭在天安门城楼上头。我手上拿着油漆桶和画笔，爬上去。梯子很软，一颤一颤的，尤其是底下城门洞是空的，总觉得很不踏实，要是有恐高症还真干不了。”后来听钟灵说，“画像拿到中南海，是领导同志认为不要写这五个字，所以才决定将这五个字涂掉。用灰蓝色的刷子把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字迹，一起涂成中山装。涂好后又上下看看，在中山装上又添了一个扣子。”

　　开国大典拍摄的天安门正面照中，稍留心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像下面的衣服处有一粗条灰边，颜色与上面衣服不太一样，好像深一点。

　　关于毛主席画像上面的字，在现行出版物上有几种版本的记载:

　　其一:1949年开国大典悬挂的毛主席画像与现在不同。那时，悬挂的是一幅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在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毛主席画像。是由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绘制的。画家们怀着对领袖的无限热爱，从新华书店买来一张宣传画作参考，经过紧张、认真、仔细的绘画，终于在开国大典之前，将毛主席子画像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同志对庆典的各项准备工作非常关心，他在10月1日清晨最后察看天安门装饰工作中，发现画家们把宣传画下面标有“毛泽东”三个黑体字一同描写在了画像的下方。周恩来看后感到不妥，并说:“毛主席那么不谦虚，还自己喊自己毛泽东。”要求赶快采取措施把三个黑体字涂去。”

　　其二:……城楼檐下挂上8只宫灯，8面红旗，沿着巍峨的城楼飘起来了，油画的毛主席像照耀在石桥的正中央，像下面题的是“人民的胜利”。它坚定地、充满了信念地照耀着，象征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民翻身成功，也寄托了中国人民对未来所有的热望……“人民的胜利”这五个字在10月1日黎明前对毛主席像进行修饰时，因全局美观的考虑，已被删去。

　　其三:1949年10月l日早晨，周恩来验收。他看了这幅毛泽东主席的画像后，皱了一下眉头说:“这幅毛主席画像不行。毛主席画像下面写有"为人民服务"，毛主席不会这么不谦虚，还自己为自己题词，赶快把这几个字涂掉。”

　　这样说来，画像上有了“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人民的胜利”的三种版本，从史实上有了出入。当事人周令钊在2008年10月的回忆也有误。原因是年岁大了，已是近89岁的高龄，画作的时间也已近60年。那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上面的字到底是什么呢？几经周折，笔者最终在当年华北画报社摄影记者杨振亚的家中，找到了一张1949年9月30日下午，他与吴群、林杨的合影照。在这张照片上，能看到当时的毛主席画像下面写有“人民的胜利”五个字。这张影像也解读了多年的讹传。

　　周令钊说:“第二天开国大典，我看到毛主席就站在我画的毛主席像的城楼上面，心里特别激动。当毛主席操着浓浓的湖南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我尤其感到亲切。”

　　当欢腾的人群走过天安门的时候，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前一天夜间发生的事情，无从知晓有一个名叫周令钊的人为了开国大典如期举行而忙了一个通宵。但历史会记住他，虽然他只是欢腾的海洋中的一滴水。

　　（闫树军）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