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来公民有序参与推动“中国式民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2009年9月4日上午，杭州市的4位市民代表，列席了市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更多的公众，可以通过直播的互联网视频，“零距离”旁听。

　　在杭州，市民列席政府常务会议早不是新鲜事——2008年7月，6位市民代表便成为“首吃螃蟹”的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郁建栋是其中之一。他的感受是：“政治参与的关键在于有序，有法制渠道。市政府邀请市民列席政府常务会议，这就是真正的制度化参与，是以往形式的提升。”

　　近期热度很高的一本系列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中提到：“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表达民主要求，主张民主权利。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中国民主政治的内涵不断丰富，价值和意义不断实现，魅力得到更充分展现。”

　　回望共和国60年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尽管历经“成长的烦恼”，但公民参与的成长和硕果，令世人瞩目。

　　第一次全国大普选于1953年下半年陆续展开。当时中国有6亿人，那次普选便涵盖了约5.7亿人。

　　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号召全国人民参与讨论。对新中国首部宪法的这场大讨论，持续两个多月，1.5亿人参与，征集意见118万条。草案还据此做了重要修改。

　　因为“无序”，公民参与在十年“文革”走向了反面，破坏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侵犯了人的合法权益。切肤之痛，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公民参与，必须远离“无序”，坚守“有序”。

　　改革开放后，公民参与重归“有序”，为“中国式民主”续写动人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广袤的农村大地，9亿农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从农村基层干部直选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居民平均参选率在80%以上，有的地方高达90%以上，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基本上实现了直选。

　　《中国乡村越来越多地走向投票站》——美国《时代》周刊4月21日刊发的这篇文章写道：“数十年来，中国已经在农村一级试验了各种形式的直接选举……尽管农村选举制仍然受到一些批评，却得到一个关键的选民团体越来越多的认可——农村村民。”

　　城市中，中国人逐渐适应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居民自治更加规范、有效，城市基层民主大步向前。

　　1991年，深圳出现了全国第一批业主委员会；10年后，一位叫邹家健的业主当选福田区景洲大厦业委会主任，因小区出现的各种问题，带领业主们自主投票表决，按程序炒掉了开发商指定的物管公司。

　　公民参与，反映真实的民意，汇聚民间的智慧。政府决策和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分量日重。

　　1998年底开始，以人民满意原则为导向，沈阳、珠海、南京等地相继开始“万人评政府”、“听证会”、“公民满意度调查”等活动。而今，这些有序政治参与形式日益常态化。

　　2007年5月，江西赣州市自来水公司因运行成本增加准备提高水价。为此，市政府专门举行听证会并广泛向居民征求意见。由于市民反对意见较多，市政府作出了暂不予调价的决策，受到市民好评。

　　在湖南，无论是从省法制办立法，还是交通路口电子眼设置等重大决策，都举行听证会，充分听取和吸纳公众意见。“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离不开公众参与”，湖南省省长周强表示。去年施行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明确要求，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事项外，重大行政决策方案草案要向公众征求意见，时间不得少于20日。

　　2004年4月，根据在“首都之窗”网站征集的公众意见，北京市政府取消了《北京市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讨论稿)》的立法动议，并表示今后不再出台此规定。

　　网络，已渐成公民参与新渠道，成为党和政府听取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各级领导重视网络舆情，纷纷邀请网民“灌水拍砖”等。有关专家分析，这正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

　　参与形式更加多样，参与领域更大扩展，参与渠道更为畅通，参与结果更有实效、参与能力逐步提高……公民有序参与，这一合乎中国国情、合乎时代进步潮流的民主路径，将在中国大地结出更丰硕的果实。(记者吴兢 刘晓鹏 肖 遥)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