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天堂的挨饿记忆

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香港同胞在尖沙咀火车站排起长队，

　　人间天堂的挨饿记忆

　　“出饭率”已经成了历史名词。李鹤云却还清楚记得集体食堂的“猫腻”：煮饭前先将米炒一下，米受热膨胀，再加水做成饭就能增加体积。还有就是“双蒸饭”，大米第一次加水蒸好后，加水再蒸一次，这样体积可增加百分之几十。

　　文·村树

　　关于“吃”的词语

　　双蒸饭 大米第一次加水蒸好后，加水再蒸一次，这样体积可增加百分之几十。

　　瓜菜代 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

　　混合面 80％的粗粮，20％的小麦面。

　　代食品

　　农作物类代食品

　　把各类农作物的秸秆、叶、根、皮、壳等做成代食品。如把玉米包皮沤在一个大池子里，经过几天的浸泡、搅拌、沉淀，池底就会出现淀粉。

　　野生代食品

　　各类植物的橛、根、叶、茎、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洋槐叶之类。

　　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合成类代食品

　　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

　　苏湖熟，天下足。这段传奇从南宋流诵下来，至1960年戛然而止。

　　这一年，自然灾害也影响到江苏。鱼米之乡的苏南地区在沉重的历史重压下，也显得底气不足。而被称作“人间天堂”的苏州农村，依然有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

　　粮食定量供应

　　1958年初，已过而立之年的李鹤云，被下放到苏州市郊区娄葑公社（现在的娄葑镇），在金厍大队曹家田生产队接受劳动锻炼。

　　这一年，苏州市卷起“三门干部”下放浪潮。“出了家门进校门，或者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都得接受劳动锻炼。还必须和农民同作同息，同吃食堂。

　　“下放的日子开始不难挨，至少不用做饭。”时过境迁，88岁的李鹤云老人笑着回忆起50年前的光阴，露出硕果仅存的几颗牙。

　　1958年，娄葑公社社员的自留田都归了生产队统一安排，又正好赶上大炼钢铁，社员家的锅都砸了，“连烧饭的铁铲子都弄走了”。李大爷和大伙一起吃起了公社食堂。到了一日三餐开饭的时间，社员们就自带碗盆食具到食堂打饭，带回家吃。

　　那个时候，李鹤云每月要交给生产队伙食费9元6角，粮票25斤。如果有城市户口，一个普通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7斤左右，大学教授、高级演员、13级以上的干部，每月还有半斤的高级油票，属于“照顾”性质。

　　刚开始，公社食堂不限饭量，尤其晚上一顿，社员们干完一天农活后，都吃得肚皮鼓鼓，“走路都不方便”。

　　但这种好日子没维持多久，食堂便快办不下去了。由于收成低，粮食开始紧张。

　　做饭的“猫腻”

　　当时，农村里打出“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不过，大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都明白：这种日子长不了。

　　这一天，同李鹤云一起下放的干部组组长呈剑艺带领大家与生产队长、会计算账，计算每天的粮食消耗量，感到长此以往，队里的口粮将发生严重短缺。可谁也不敢明说。

　　商量过后，大家决定向社员宣传节约意识。同时，多管齐下，发动炊事员动脑筋，努力提高“出饭率”。

　　“出饭率”已经成了历史名词。但李鹤云清楚记得食堂的“猫腻”：煮饭前先将米炒一下，米受热膨胀，再加水做成饭就能增加体积。还有就是“双蒸饭”，大米第一次加水蒸好后，加水再蒸一次，这样体积可增加百分之几十。

　　不过，这些办法都不顶饿，吃下去一会肚子就“叫”了，社员没力气干活，影响出勤。于是，食堂又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稳定大米的放水率，既要避免饭太稀影响社员劳动，又要避免煮得太干，增加了粮食消耗。

　　而在与苏州一江之隔的苏北地区，还有公社食堂推出了“双蒸窝头”。就是先把玉米面蒸熟了，用开水烫过，做成窝头再蒸一次。这样蒸出来的窝头特别软，用手都拿不起来，得用锅铲子。还有一种所谓的“三熟饭”，简直不是蒸饭，而是像发面一样“发”米。做饭时先把米蒸熟，煮成粥状，捞出来再蒸一次。这么一来，一粒米能够发得像黄豆大。

　　三年困难时期，苏州地区受到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作为国家干部的李鹤云，主食供应基本没有问题，米面都能吃到，只是副食品供应不上。由于豆腐、鸡蛋、蔬菜都实行限量供应，他很快也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脸上亮光光的，一摁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得了浮肿病怎么办？“这哪是什么病啊？根本不需要吃药。”得了病，李鹤云也不慌，他知道只要能增加一点营养，自己就能消肿康复。只有无法及时补充营养的人，最终才会心力衰竭而死。

　　按照当时的规定，生产队把李鹤云的情况一并统计，逐级上报。很快，上级就批准增加了一些鱼、肉、鸡蛋等，李鹤云每天可以有半斤鱼、几两肉，连续吃了一段日子，浮肿病就好了。

　　“苏州的农村地区会稍微艰苦一点，但这种艰苦也主要体现在副食品的减少上。”李鹤云说，农民那时还有自留地，可以种稻子以及一些经济作物，因此还能吃饱肚子。

　　但也仅仅能吃饱。一些农民也想养猪、养家禽，但苦于饲料短缺，只能想想而已。

　　吃糠馍馍拉不出屎

　　1961年，李鹤云调到了公社，当上了一名统计干部。这让他更了解了三年困难时期，苏州地区农村的状况。

　　“当时有很多人患上浮肿病”，在李鹤云的印象中，三年困难时期，苏州地区没发生过饿死人的事。整个苏南地区，包括苏锡常，以及镇江、南京，当时的情况也都大抵相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吃饱肚子没有问题，只是副食品短缺得厉害。

　　但在苏北地区，情况就要差很多了。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命运几乎都不由自己掌控。李鹤云的朋友王北（化名），因为是单身，被下放到苏北的徐州地区教书。“他非常不想去，但没有办法，上级的命令无法违抗。”

　　王北从苏州下放到徐州的经历，是李鹤云所无法想象的。王北来探望过他几回，说到艰辛处总是泪流满面。在徐州农村，农民经常吃的是掺着榆树皮面的糠馍馍。人们把榆树皮外面的黑色部分刮掉，将里面白色的皮晒干、捣碎，磨成粉，和米糠或面粉掺在一起，做成馒头或面条。这种面口感很好，又细又滑。但它有一个要命的地方，吃下肚以后排便很困难。“有时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没办法，只好用手抠，用硬物掏，最后弄得血淋淋。”这让读书人出身的王北感到很屈辱。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间天堂”的苏杭确实饿不死人。但一江之隔的苏北地区，人们还是经历了普遍的饥饿。1962年，王北在苏北公社看见路上有很多马粪。公社里哪来的马？旁人告诉他：那是人粪，不是马粪，“因为长期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功能都向马看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