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秘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双面人生”(组图)

　　新华网北京10月3日电（朱永磊）2001年——2004年，美国记者乔舒亚哈马尔是《新闻周刊》驻耶路撒冷的负责人。他一直试图探究巴以冲突背后的根源。根据自己的采访经历，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和我》的连载长文，讲述了自己为一起美国公民的谋杀案出庭作证的故事。新华网国际频道翻译仍沿用第一人称形式，编译了该文，以下为连载的第二部分。

　　2008年12月2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一名巴勒斯坦人检查在冲突中被砸破的窗户玻璃。希伯伦的犹太定居者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1日晚间发生冲突，2日冲突继续并有升级态势，目前已造成约18名犹太定居者和3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新华社发（马蒙沃兹摄）

　　首次会面亚若很健谈

　　2002年10月，一个阴冷的周日下午，达布林皇家饭店的大堂里面挤满了一些美国老年旅行团。事先约定的时间过去半小时后，亚若打开玻璃门，走进房间，后面跟着拉米卡迈勒。亚若是方下巴，下门牙有个缺口，头发油黑，眼神空洞，见面后和我紧握了下手。同我上次在伯利恒饭店见到的那个险恶的战士不同，卡迈勒看上去变化很大，他穿着一件橄榄球衫和紧身牛仔裤，上臂装上了高级的仿生假肢。当他转动手指的时候，告诉我假肢是欧盟基金资助的。

　　在亚若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个铺着红色地毯的休息室，里面很昏暗，我们四个挑了一个中间的桌子，坐了下来。旁边一对年老的爱尔兰夫妇喝着茶，用好奇的眼光瞥了我们一眼。亚若对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并解释道，原本他们并不想见记者，而甩掉看守他们的警察也花了一些时间。

　　亚若点燃一支万宝路香烟，双手在轻微地颤抖。我设法让他放松下来，告诉他我采访了阿巴亚特，并向他描述了阿巴亚特被软禁在狩猎小屋的一些情况。亚若听得很专注，并询问了更多细节。然后，我们谈到了基督诞生教堂的围困事件，亚若变得更放松，话顿时也多了起来，手中的香烟挥来挥去。按照翻译的提醒，我并没有带录音机，因为那样会让亚若感到不安，所以我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着谈话内容。卡迈勒也加入到谈话中，并对亚若提到的一些错误印象、事实和时间进行纠正。谈了45分钟后，我把话题转移到伯亚兹谋杀案。当我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亚若点了点头。

　　你认识他？我问道。亚若再次点头。

　　你知道他为什么被杀死么？

　　亚若不语，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8月22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附近的巴勒斯坦村庄纳阿林，一名参加抗议的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士兵示威。当日，近百名巴勒斯坦人在纳阿林抗议以色列修建隔离墙，并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以军则发射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杀掉伯亚兹是为战友报仇”

　　“阿维伯亚兹被杀，因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亚若说道：“他受雇于以色列情报部，并招募了许多人为以色列工作，是以色列建立定居点的支持者。”

　　但是有一个更直接的理由，亚若补充道。雷伊德卡尔米，阿克萨烈士旅在图勒凯尔姆镇的领导，在伯亚兹被谋杀之前遭到以色列暗杀。“所以，我干掉伯亚兹是为了替雷伊德卡尔米报仇，”亚若说。

　　随后，亚若将整个谋杀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阿克萨烈士旅在伯亚兹经常到伯利恒上班的路上设置了一个检查站。在那里，一个叫利雅得艾尔阿穆尔的阿克萨烈士旅武装分子劫持了伯亚兹，并把车开到一个距离基督诞生教堂不远的地方。另外三名武装分子钻进车中，分别是亚若、易卜拉欣阿巴亚特和其堂弟伊斯梅尔阿巴亚特。

　　他们驶向一个靠近朱迪亚丘陵的村庄——贝特萨胡尔。但是，易卜拉欣阿巴亚特却反对杀害伯亚兹。“他要求我们不要杀死伯亚兹，”亚若回忆道：“我让他滚下车，不要管这些事儿。”伊斯梅尔阿巴亚特负责驾驶，伯亚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利雅得艾尔阿穆尔和亚若坐在后面，车子沿着一条布满油橄榄树的峡谷向南前行。

　　距离贝特萨胡尔越来越近，“伯亚兹开始感到害怕，用英语说着什么，”亚若讲述着：“我们都坐在车里，我用希伯来语对他说。"别害怕"。伯亚兹承认自己从巴勒斯坦人手中购买土地，在哈尔霍马拥有一栋房子，并在那边进行投资。”哈尔霍马是约旦河西岸正在建设的定居点。亚若告诉伯亚兹，这些定居点的不断建立是在伤害巴勒斯坦人民。

　　被从车上赶下来之后，易卜拉欣阿巴亚特回到伯利恒，通过电话试图说服亚若他们不要伤害伯亚兹。亚若告诉我：“他不停地给我们打电话说："我再次警告你们，不要对伯亚兹做任何事情！"”但是，亚若他们并不理会易卜拉欣阿巴亚特，开着车不受阻碍地通过一个巴勒斯坦警察检查站，然后穿过一段陡峭的土路，抵达一个足球场。

　　“利雅得和我先下了车，往球场方向走去，伊斯梅尔也下了车，开始往前走。伯亚兹坐到了驾驶位置。”亚若告诉我，伯亚兹刚准备发动汽车，利雅得艾尔阿穆尔就举起步枪，朝着伯亚兹连续射击。子弹穿过挡风玻璃，杀死了那位年老的美国人。亚若说道：“是利雅得杀了伯亚兹。”

　　说道这里，亚若停顿下来，点燃另外一支烟。我和翻译互相交换了下眼神。亚若之所以承认参与杀害伯亚兹，究竟是出于鲁莽，民族骄傲感，抑或是坚信在爱尔兰不会被抓起来，还是因为并不是自己扣动的扳机，但无论是什么动机，这种承认的行为后来却给他带来种种麻烦，虽然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

　　1月23日，在加沙城南部的宰通区，巴勒斯坦孩子在展示他们捡到的弹壳。在此次加沙冲突中，以色列向加沙城南部发动了猛烈进攻，期间留下了大量子弹和炮弹的弹壳。双方停火后，搜集弹壳成为巴勒斯坦孩子的新游戏。新华社记者张宁摄

　　亚若：我只针对以色列人

　　在2005年夏天，《日界线》（NBC的一档新闻杂志节目，类似于CBS的《60分钟》）的节目制片人，亚当科瑞尔思凯打电话给我。他正在与调查记者丽莎迈尔斯一起对一些关于亚若的事情进行调查。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谈一下我对亚若的采访。后来，那期节目在秋天播出，把亚若刻画成一位传奇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过着“双面人生”，既是安全部门的官员，还是武装激进分子。

　　报道还指出亚若在海外仍然制造各种事端。2005年，亚若拿着伪造的护照去西班牙同易卜拉欣阿巴亚特见面。两周后，被国民防卫队抓获并遣送回爱尔兰。迈尔斯引用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消息，称亚若同黎巴嫩真主党一起工作，而这个组织是一个黎巴嫩什叶派激进组织，为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筹集资金。节目中，还提到了一次采访，迈尔斯询问亚若是不是杀害美国建筑师伯亚兹的凶手。

　　亚若：“这个消息并不是事实，完全不是。”

　　迈尔斯：“你从未杀害过美国人？”

　　亚若：“是的，我只针对以色列人。”

　　但是，西方情报机构和执法人士却告诉迈尔斯，是亚若策划了整个谋杀事件。至于我本人对节目的贡献，就是一段五秒钟的声音片段，而这五秒钟却能使人对亚若的否认产生进一步怀疑：“亚若毫不含糊地告诉我，是他组织了对伯亚兹的绑架并将其杀害。”整个节目以迈尔斯宣读的一个美国司法部的声明结束：“在所有杀害伯亚兹的凶手绳之以法之前，美国人民不会感到满意。”

　　1月15日，巴勒斯坦人聚集在位于加沙城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局内政部长赛义德西亚姆兄弟的住宅楼废墟附近。以军F16战机当天向这栋三层住宅楼发射了两枚导弹，将楼房完全炸毁，炸死了哈马斯当局内政部长赛义德西亚姆、安全部门负责人萨拉赫阿布什拉赫和其武装组织领导人穆罕默德瓦特法赫。新华社记者纳赛尔摄

　　一本书 让我成为出庭证人

　　司法部认为我对这个案件可能有帮助，于是2005年的一个周二上午，在哈佛广场外面的查尔斯饭店，我见到了两个美国联邦检察院的助理律师和一名联邦调查员。其中一个大约35岁上下，头发沙色的具有美国中西部特征的男子，带着一本我的书——《在伯利恒的季节》，里面关于伯亚兹谋杀案的部分用红笔加了下划线。这个男子是美国司法部中一个小部门的律师，这个部门专门调查海外美国人的谋杀案件。他告诉我，参与调查伯亚兹谋杀事件之后，我的书引起他的注意，便开始接触我。

　　“哈马尔先生，”他向我问道：“你是否愿意去华盛顿，在陪审团面前讲述你的故事。”

　　他告诉我只需要在证人席上呆大约1个小时，并保证我不会被询问自己书中以外的任何东西。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联系其他证人。假如我们能够遵循计划，大陪审团就能对亚若进行指控，并迫使爱尔兰政府将他移送到美国接受审判。

　　按照欧盟惯例，只要所在居住国同意，任何被指控有罪的巴勒斯坦放逐者都允许从欧盟国家被引渡。既然接受巴勒斯坦放逐者是欧盟的统一行动，那么爱尔兰在亚若的事情上，也需要与其他欧盟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的决定权还在爱尔兰手中。一些欧盟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认为带有政治色彩，爱尔兰就可以拒绝接受引渡要求。

　　那位司法部律师提醒我，我的出庭作证并不会左右大陪审团的意见。在审理亚若谋杀案件时，我可能会要求作出不利于他的证明。律师告诉我，在法律层面上，并不会要求我禁止谈论或记述自己的证言，但他希望我能够充分考虑调查的敏感性。他再次表示，不会强迫我出庭，但他会给我送来联邦法院的传票，我应该自己决定是否自愿去作证。“不着急，你考虑下。”他告诉我。

　　资料图：丹尼尔珀尔。《华尔街日报》记者，2002年被巴基斯坦军方绑架并且被谋杀。

　　不同记者 对出庭作证持不同态度

　　《新闻周刊》的雇主没能给我提供实质的指导建议，只是强调，我出庭的原因和自己写的书有关联，并不是因为杂志上面的报道。我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尔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安慰自己，并不是在泄露消息来源，毕竟所有证言都曾经发表在文章中。更进一步说，对于那个组织杀害一位70多岁赤手空拳老人的家伙，我并没有太多的同情心。（相比之下，我的巴勒斯坦翻译在和公诉人员接触之后，拒绝合作。当我问及原因，他说到一些潜在的危险和案件背后的政治背景：“伯亚兹并不是丹尼尔珀尔，只是一个以色列定居者，美国政府却正在设法把他塑造成一个爱国主义典型。”）

　　但是，希望我出庭作证的建议接连不断。我在想，作为记者，因为发过一条相关消息，就应该出庭作证么？以写文章或写书的名义，从犯罪分子嘴里套出一些口供，转身便在法庭上面作为证言，这是不是有诱人犯罪之嫌？这难道不是一种背叛行为么？

　　巴尔干冲突结束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特别法庭要求一些记者出庭作证，指控那些波黑塞族军队指挥官犯有战争罪。《华盛顿邮报》反对这个要求，记者乔纳森兰德尔就表示记者不应该被号召扮演“司法公正辅助者”的角色。兰德尔曾对一个波黑塞族的领导进行过一次证据确凿的访问，并把文章发表在1993年2月的《华盛顿邮报》上，里面讲述了极端分子的种族清洗政策。他后来告诉我：“让那些武装团体或极端团体开口和我们交谈实在很难，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会泄露消息并出庭作证，他们将拒绝说话——甚至会杀死我们。”

　　但是，还有一些记者同意出庭作证，这里面包括彼得马斯，一个对《时代》杂志颇有贡献的作家，还有英国记者埃德武利亚米，他后来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记者在道德上有义务出庭作证。报纸上是这样表述的：“法庭需要记者们以他们笔下的内容宣誓。”

　　当地时间2009年8月10日，加沙地区拉法，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子在经历了战火的冲击后已经弹痕累累，不堪重负。

　　疑惑中出庭 担忧中有激动

　　经过一周的慎重考虑，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在华盛顿的美国律师，告诉他我愿意出庭作证。到了秋天，他联系上了我。当时我正在南非工作，他告诉我，大陪审团听证会日期已经确定，问我能否在10天内到达华盛顿。我答复他可以。

　　抵达华盛顿后，我在政府安排的一个靠近唐人街的小旅馆住下来，同一个联邦调查员进行了会面。32小时的飞行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我便跟着他上了一辆黑色轿车，不一会儿便到了联邦法院。我对此次出庭还是疑惑不断，但事实上，担忧的同时也伴随着激动：我很兴奋自己参与到这场谋杀案的国际调查中。

　　法院前面的沥青广场上，两位年轻的公诉人站在那里等候着。在前一天，我们重新检查并演练了我在法庭上的证言。其中的一个说自己希望营造“真实叙述”的氛围，以“吸引陪审团注意”，充分说明亚若罪行带来的全面影响。当我们进入法院大楼后，他提醒我：“这里将会是一场群众集会。”

　　根据安排，《泰晤士报》记者朱迪米勒将会在临近的一个法庭出庭作证。由于拒绝透露白宫里面是谁向他泄露了中情局秘密特工瓦莱丽普拉姆的身份，朱迪米勒在监狱中被关押85天，后来他停止抵抗并同意出庭作证。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我和护送我的警卫看到一群记者站在一条绳子设置的警戒线后面，在等待米勒的到来。在警卫的护送下，为了避免和其他人进行眼神交流，我快速穿过走廊，进入等候室，在一条板凳上就坐。15分钟之后，一个法警出现在门口让我出来。

　　在一位联邦调查员的护送下，我来到法庭，看到里面的陪审员们坐成四排。我坐在一张木桌子旁边。随后的90分钟，在政府律师的指引下，我从1987年那场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暴动事件讲起，一直谈到在都柏林皇家饭店同亚若的那次会面为止。听证会结束后，律师向我表示谢意，在联邦调查员的护送下，我离开了法庭。和律师握手后，我便踏上飞机回到南非继续工作。那时候，我希望调查原本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