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成重要中国符号外媒称全球股市需看其脸色-搜狐新闻

　　（1990年12月19日）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声开市锣响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资本市场。

　　周正庆：“我到黄浦江畔宣布了上交所的成立，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好多记者提出好多资本市场好多问题，朱镕基就指我，他是专家，你有事你问他，当时我也很尴尬，因为我确实有些东西不了解。”

　　那一天，已经有两年股龄的股民黄大耀，幸运地领到了上交所一号股民证。

　　黄大耀：“当时一开门，排十几行，那我那一排，那个小姐手脚快，一下就给我办，所以办了个1号，

　　上交所开业之初仅有8只上市股票，人称“老八股”，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上市股票也仅有6只。屈指可数的十四只股票，在火热的投资热情推动下，价格一路高涨。

　　黄大耀“一买就涨，那是火热的时候，就跟现在牛市一样，东北电那一年不就是大涨，我卖早了，半个小时，一下一个桑塔纳就没了。”

　　为了控制股价疯长的局面，有关部门出台措施，要求必须拿身份证购买认购证才能买卖股票，这个措施引发了当时借身份证炒股的火爆局面。

　　周道炯：“有的人要买到农村就把身份证，你身份证给我用一下子，我给你几毛钱，一块钱。”

　　谢贤清“一个身份证买一张，而且要排队，排三天三夜都拿不到，好多都没买到，我都拿了60、70张身份证，只买了30多张，我还买了新高价5000块一张的。”

　　此时的证券市场，交易所，证券商和过户公司，三足鼎立，没有相互的制约和监管，股市黑幕渐渐浮现。

　　深交所第一任所长王健：“证券商在那儿独立运作，虽然在交易所报盘，他随时自己改盘，改什么的，改啊，改写啊，他把那个，他亲戚朋友或者他的，自己的股票，如果上午买的，下午股票掉下去了，他把下午和上午改过来，把那些老百姓的那个改高了。”

　　早期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一部可以执行的法规，如何处罚舞弊行为，当时的监管层非常挠头。

　　王健：“我只好给它停牌，我就让你别在我这儿上班了，你立刻滚出去，结果，所有的人都来求情，包括我们市里的，那个有些市长，然后我们人民的行长，还各行的行长都来求情，我说你求什么情，不行，我说让停业，就让停业，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这么干了。”

　　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1991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一则声明，却无意间扭转了股市的走向。

　　王健：“意思就是说这股市这样做的不行的，而且市盈率太高了，风险太大了，这么连续发了几个文章，这一下把股市就砸，一砸就是熊市好多年。”

　　股价一落千丈，股民齐聚市政府抗议。

　　王建：“有一天居然一股没交易，这是，这别说中国证券史，世界证券史都没有说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后，居然有一天是没有交易的，已经到了这份上了。”

　　到底是出手救市还是任其自由发展，监管层形成了两派完全不同的意见。

　　王健：“我会上就急了，拍了桌子，一拍桌子，突然一下就不行了，心梗发作了，市里就决定给两个亿，给两个亿救市。”

　　当股市起起伏伏的同时，也一直为姓资姓社的争论所困扰，1992年，大踏步前进的中国A股失去了方向。

　　周道炯：“谁能谈股票，股票能谈吗？都是资本主义尾巴。”

　　周正庆：“有一段正式规定，公务员处长以上不准买股票，买股票就是犯错误。”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为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中国资本市场指明了方向。

　　周正庆：“小平出来说话了，别争论了，股票证券这些东西，我们社会主义能不能用？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允许看但坚决试，邓小平同志非常英明，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理直气壮，小平同志说了要坚决试。”

　　中国证券市场合法地位的确立，让随后的沪深股市走出了一轮气势磅礴的牛市行情，股市涨幅超过2倍，股票供不应求。为增加供给，1992年8月，深圳市宣布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股票。消息发布后，数百万之多的投资者涌向了深圳，抢购新股认购表。

　　谢贤清：“这就是当年我在深圳认股证我还保留到现在，当时认购一天就卖了，很多地方抢啊跑啊，内部都买不到的，我们七人排队，拍了三天，才买到30多张。”

　　但是由于内部人员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导致多数投资人空手而回，8月10日，愤怒的人群冲到到市政府示威，引发了震惊全国的“8•10事件”。

　　周道炯：“多少万人，乖乖，确实是惊心动魄，8月份又热，那个排队，几公里长，在里面闹，挤、打，最后那个场面不得了，汽车炸掉的也还有，公安的汽车，汽车起火的也有。”

　　810事件导致沪深股市深幅狂泻，上海市场三天之内暴跌400余点。没有监管的股票市场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随后应运而生。但是监管体制的统一并未给中国股市带来长期利好。在当时大干快上的指导思想下，全国大搞工地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巨增，通胀率急速上升，到1993年，已达到23%。朱镕基主政国务院金融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进行宏观调控，1993年5月银行利率从7.56%提到9.18%，两个月后又提到10.98%。在此背景下，沪指飞流直下三千尺，从1558一气跌至777点，A股进入了长达三年的漫漫熊市。

　　谢贤清：“完了，当时的老谢就傻眼了，就在大户室里面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脑袋都蒙了，过了年第三天去，我500万一分都没有了，最后证券公司都倒闭了。”

　　打破中国证券市场三年沉寂的是1995年的327国债事件。这起事件的主角，是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库券，该券到期兑付利率是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贴补率。随着对财政部是否实行保值贴补的猜测和分歧，以万国证券公司为代表的空方主力坚决做空，在遭遇多方抵抗后，空方大量透支交易，以价值1400亿元的巨量空单打压价格，导致“327”合约暴跌3.8元，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事发当日晚上，有关各方紧急磋商，最终权衡利弊，确认空方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的327国债交易无效。

　　周道炯：“朱镕基总理办公室都下班了告诉我，就是国务院领导研究决定了，从明年起，国债期货暂停。”

　　刚刚上任证监会主席的周道炯，人送外号救火队长。由327事件起始，他先后查处了长虹事件、华天事件、琼民源事件等重大违法违规案件，为当时监管并不完善的证券市场解了一次次燃眉之急。

　　周道炯：“我们去查的工作组在旅馆的电话都被监听了，电话都监听了，厉害啊，要杀我的也有，还有要炸证监会的。”

　　资本市场上危险的虚火被渐渐平息，1996年，中国股市在持续低迷三年之后终于火走出了一波上涨行情，5月到12月，上证指数从年初的632点上扬至1258点，翻了整整一倍。这个流传着形形色色财富神话的市场，带来的不只是赚钱的喜悦，在1996年股市最火爆的时候，周道炯收到了一封来四川的求救信。

　　周道炯：“亲爱的周爷爷，我父亲母亲都是工人，父亲下岗了，我爸爸炒股，炒股，股票跌了赔得一塌糊涂，恳求，周爷爷你赶紧下个命令，把某某某股票给我提起来，然后就救救我。”

　　重拾信心的股市犹如一只脱缰之牛，在非理性投资的驱动下夺路狂奔。为了绊住疯狂的牛蹄，从10月起，最高管理层连发了后来被称做“十二道金牌”的十二条限令。

　　周道炯：“一个就是实行涨停板制度，过去没这个意识，你涨到20%，、30%、50%你也照样卖，从那时候起，从12月开始起，涨停板，就是涨了10%就停了。”

　　从A股诞生的那一天起，它似乎一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市场，A股既没有实力去影响国际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的起起落落对A股的影响也微乎其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恒生指数从1997年8月的高点16820点，最低跌到了1998年8月的6544点，跌幅为61%；而同期上证指数从1191点开始横盘整理，到最低点1143点，跌幅仅为4%。

　　周正庆：“说中国的股票影响，实际上我们的股市它跟外国的股市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一他不来我们这儿股票这是我们不准的，你未经我批准，你买了股票赚钱也走不了，我有外汇管制，而且我们现在实践证明，对外开放股市的对外开放要十分慎重我们不具备条件，这是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时候就得出教训。”

　　当时，向美国对冲基金开放股市的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无一例外深陷金融风暴的中心，那次危机，打消了了中国对外打开资本市场的念头。

　　“WTO谈判，我是证券组组长，美国人上来就叫做全部开放，我可以随便到你境内买股票，否则你不准进入WTO，当时我就抓住一条，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凡是开放的你们进去以后把人给搞得乱七八糟，我现在的条件还不如泰国和韩国呢？我怎么能开放，这一句就把他问住了，开始气势汹汹，没告诉你最后还有个笑话呢？把他原稿改了以后，他英文稿他不改就让我们签字，结果我们签字人很机敏看出来了，说你这怎么没改，又改回来了。”

　　1998年，周正庆到证监会走马上任之时，正值中国股票交易市场混乱的时期，当时按照国务院规定，任何地方建设股票交易所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可是当时除了上海和深圳，还有18个省市未经批准私自建设了股票交易所，涉及上市公司540家，市值达到300亿元。

　　周正庆：“就跟咱们农贸市场一样，摆摊，你这一摊他这一摊你要买股票，到我这买，给你现金我给你股票，就这么交易。”

　　谢贤清：“这里边最热闹，前面买了，中间来卖就能赚钱，在那头买了拿到这里来卖也能赚钱，所以当时的钱，摊里边就摆起人民币，一个小桌里面就摆了很多，所以说相当热闹。”

　　对于股票市场的混乱局面，这位资本市场的老兵上任之初便发起整顿风暴，关闭了18个非法股票交易所，整顿了88家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证券公司。

　　周正庆：“证券公司88间，审计署一审计全部都挪用保障金没有一个不违规的，镕基当时就发火了，你们证券公司没有一个好东西，要把他们都撤销。”

　　在结束对证券市场长达半年之久的深入调查后，一系列规范市场的做法被上报到了国务院，时任国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手批阅了规范股市的“六条主要政策”。

　　周正庆：“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路透社知道了，本来这个东西是不能权威发表的，只能作为内部掌握的，通过路透社把这东西全文发表，这个广大投资者一看这6条政策，看到了国务院这个决心，是这么支持股市，看到了证监会的决定，所以大家这个，原来失去的信心迅速地恢复。”

　　来自高层的声音唤醒了投资者尘封已久的信心。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从1100点之下开始，最高见到1700点之上，涨幅超过50%，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周道炯：“老百姓看股票能赚钱，把牛、牲口都卖了，炒股票去了。”

　　周正庆：“被套住的投资者基本上都解套了，当时这个上海市长给我打电话，说周正庆同志，你这个市场好转以后我的饭馆全部满了。”

　　不过，股市的火爆，引发了经济界诸多担心，反对证监会干预股市的谏言信被直接送到了朱镕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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