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惊动邓小平改革开放使得非公经济井喷-搜狐新闻

　　当改革种子在中国农村悄悄萌生的时候，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用全新的眼光观察着中国周围的世界，衡量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思考着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1978年，共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中国开始了开放之旅。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乘坐了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高速列车，小平同志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

　　邓小平：“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更合适了，坐这个车，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当年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等5个国家，参观了众多的工厂、矿山、港口，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那个时候，我们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

　　怎样才能让中国发展得快一点呢？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种全会在北京开幕。大会正式宣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发展经济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驱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就是改革和开放。

　　中国政府在1978年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新年伊始，在中国这个大棋盘上，对外开放的第一颗棋子落在了中国的南海边。那时的深圳还叫宝安县，是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城，而隔河相望的香港已经是世界的“东方明珠”。一个叫袁庚的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原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广东宝安县蛇口公社要办一个工业区，建立一些工厂，引进一些外资，这样就可以把香港的优势和国内的优势结合起来，国内什么优势呢，就是土地非常便宜，劳动力非常廉价、充裕，而香港呢有资金、尤其是有香港一套发展工业的管理办法。”

　　随后，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也提出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同，在他看来，改革开放正需要这样一个试验场。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小平同志原话就是，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2日，袁庚的蛇口工业区率先打响了开山填海的第一炮，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而13天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特区，十年后，海南又被确定为中国的第五个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允许外国厂商投资办企业，或合办企业。1984年又进一步开放了大连、天津、青岛、上海、温州、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后又陆续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广西辟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1990年，中国政府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并进一步开放一批长江沿岸城市，形成了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开放带。1992年以来，又决定对外开放一批边疆城市和进一步开放内陆所有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还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15个保税区、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务院特区办原主任何椿霖：“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就形成了一个对我们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深远影响的，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这些对外开放地区，由于实行不同的优惠政策，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窗口和对内地的辐射作用。

　　截至2009年6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7万家，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480多家来华投资，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26亿美元。自1992年起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地不断加深，也极大推动了中国与全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8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8%以上。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贡献率居世界之首。

　　就在农村改革春风的吹拂下，城市里也涌动出新的气象。1981年，全国个体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但是，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一个自称“傻子”的人又给人们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安徽芜湖炒卖瓜子的商贩年广久把自己的瓜子取名为“傻子瓜子”，销量大增。于是，他开始请人做雇工，有人一数竟然有12人，问题出来了。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边说的要雇到八个人，才能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突破八个人，那就不能让它发展，再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了，那么当时这种思想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在1980年前后，年广久式的人物远远不止一个。在广州，个体户高德良的“周生记太爷鸡”该不该发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广东高要县，就连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鱼塘，也承包出不小的问号。后来，傻子瓜子的事情传到了邓小平那里，他明确表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的话保护了年广久们，也推动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1984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3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但是直到1987年的中共中央5号文件，才正式取消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

　　1992年，小平南巡，为改革开放开启了第二个春天。这一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一天起被郑重地写入了十四大报告，报告同时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些过去从不相容的概念，终于被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融合到了一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过去认为市场经济只有是私有制才能够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体制，这个社会主义是个公有制的经济体制，那么这个怎么能够有市场经济这个不可能结合的，但是我们认为可以，我们的公有制经过了改造，经过了改革，我们把它也可以把它跟市场结合，这样一个结合，可以发挥经济的更好的效率。”

　　一切的不可能似乎都成为了可能，下海经营潮再次出现，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一年取得了井喷式的发展。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贸中心里一下子挤进了300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在北京，每个月就会多出2000家公司来，在1992年8月22日这一天，全北京库存的公司执照竟然全部发光，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来救急。很多人就是在这一年下了海，冯仑、潘石屹、陈东升、毛振华，他们后来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92派”。这一年，靠鹌鹑起家的刘永好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民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万向钱潮股票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成了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中央提出需要有一个概括，就是市场经济是什么，就是以公有制为主题多种经济成为共同发展，这样一种前提之下，由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体系，市场体系，分配制度，社会保障这五个部分组成，这五个部分可以比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支柱的话，那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为共同发展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大厦的基础。”

　　根据统计，从1992年到2008年，民营经济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中的亮点：私营企业从14万户增加到657万户，增长了47倍；截至2008年11月，私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495亿元，同比增长36.6%，高于全国31.7%。而全国的个体工商户，也在这16年间由1543万户发展到2917.3万户，资金数额由601亿元增加到9006亿元，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1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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