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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和国六十年来新闻体制变迁之考察与思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新闻体制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回望我国新闻体制变迁的曲折历程,可以为下一阶段的新闻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一、 六十年来中国新闻体制变迁的大体过程

  ⒈对私营媒体的改造——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全面确立

  晚清以来,民营新闻事业作为活跃在历史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新中国建立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彻底消失,建国前新闻事业国营和民营并存的新闻体制被单一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所取代。这次大变革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建国之初,部分私营新闻事业被保留允许其继续存在。据新闻总署1950年2月28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报纸281家,其中私营报纸至少为55家,约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①可见当时的私营新闻事业仍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然而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私营媒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要求私营报纸能够担负起指导国家中心工作的任务,另一方面要求私营报纸宣传内容要有思想性和群众性。这一完全陌生的办报要求使私营报纸丧失了“超党派”的政治新闻、“内幕新闻”等原有的所谓“优势”和“特色”,缺乏思想性和群众性的社会新闻也无法刊载。与此同时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开始建立,私营报业的发行被纳入公营报业的“邮发合一”体系,销售市场日渐萎缩;而国营、公营企业在私营报纸刊登广告又较少,这使得私营报纸的广告收入锐减。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依靠发行和广告收入的私营报业面临“断炊之灾”,停刊或公私合营成为私营报业最后面临的选择。到1951年8月,全国私营报纸只剩下25家。②到1952年底,全国私营报社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私营广播电台也于1952年底全部实现国有化。

  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国营,私营新闻事业由被控制到被改造一步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公营、私营、公私合营的并存局面很快被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取代。这从所有制层面上解决了中共对全国新闻媒体的控制和管理问题,正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

  ⒉1956年新闻改革——对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初次改革与调整

  建国初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效仿苏联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新闻体制,对中共实现对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强有力的舆论引导,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化为全民的行动具有直接积极的意义。但该体制所带来的泛政治化的办报思维和僵化的办报方式等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国家中心工作转移的新环境不相适应。与此同时,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使中共领导人开始反思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共识,由此毛泽东于1956年4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可以看做是对严格控制思想舆论的一种调整。

  1956年春夏之际,包括体制改革在内的新闻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三次谈话成为这次新闻改革的理论准备。刘少奇认为新华社“当老百姓好”,“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③不要和群众产生距离感。《人民日报》改版强调它不仅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④因此这次新闻改革在新闻体制方面强调新闻媒体从单纯党的喉舌向同时承担群众喉舌转变,媒介的性质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媒体却改以更有利方便的形式为人民服务,多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体制改革给践行“双百”方针提供较大的空间。改革后,为活跃社会生活,各种新闻媒体都积极营造轻松活泼自由讨论的良好氛围,加强媒体批评,给不同声音提供了一个传播放大的平台。

  这次新闻体制改革是探索完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它不仅触动了高度集中的新闻体制,更重要的是它在新形势下把媒体的党性和群众性统一起来。然而这次开端良好的新闻体制改革并没有一帆风顺地深入下去,而是于1957年6月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而中断。

  ⒊极端控制与极端自由——左倾年代新闻体制的悖论

  从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革”结束20年的时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多难的时期。20年间左倾思潮泛滥,新闻控制被空前强化,新闻体制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新闻事业遭遇了空前的浩劫。

  20年间,新闻媒介作为政治气候最敏感的神经,卷入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漩涡之中。反右派斗争中,新闻媒体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助长了“反右”斗争扩大化之风;大跃进运动中,媒体不顾真实、客观、公正的专业原则空前一致的浮夸虚假报道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澜。“文革”十年浩劫中,新闻媒体被利用进行“社会动员”,使全国人民处于政治的狂热之中;新闻媒体被利用发动夺权风暴,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新闻媒体被利用审判批斗,制造大批冤假错案。新闻媒体变成了完完全全的“阶级斗争工具”,新闻控制被空前强化。与此同时,在所谓的全民“大民主”背景下,从“反右”斗争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到“文革”中难以计数的红卫兵报刊和大字报,新闻控制以“极端自由”的形式登峰造极。

  20年间,党的集体领导逐渐被个人专断所代替,为党和国家服务的新闻媒体逐渐演变为为个人服务,新闻体制被极度扭曲,导致出现了诡异悖反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是对新闻言论自由的极度剥夺,另一方面又是对新闻言论自由的极度放纵。

  ⒋市场化背景中的新闻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体制的改变,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信息服务、文化娱乐、引导舆论等功能被重新认识,广告再次成为媒体的宠儿,媒体经营意识觉醒。

  而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从1979年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讨论到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新闻界出现了借“推进新闻改革”,鼓吹西方新闻观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体制,追求“绝对的新闻自由”的思潮。这一思潮的泛滥对“六四”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新闻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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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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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六十年的国家历史,不仅仅是对建国过程的简单描述,还是一次对自己祖国的宏大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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