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用《建国大业》改造我们的权力观

　　用《建国大业》改造我们的权力观

　　在经历了30年经济高歌猛进的今天，重温《建国大业》里那些伟人关于如何建设人民共和国的憧憬，有助于13亿中国人重拾被金钱遮盖的久久沉默的热情，更有助于我们修正对执政权力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认识，调整今后的改革路径

　　文 高昱

　　最近《建国大业》很火，据说很多去看这部电影的人中间连厕所都舍不得上。我也和家人去看了一下，也还是有很多收获。和原本想象的献礼片歌功颂德套路不同，导演很认真地讲了一个关于暴力与权力的故事。共产党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了国民党军队，赢取了天下，但暴力胜利并不直接带来执政权力，共产党邀请50多名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电影最后一个细节，在周恩来宣布576名政协会议代表的投票结果之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候选人毛泽东神凝、手颤，火柴迟迟没有点燃。

　　60年前，武力和选票的双重胜利成为新中国建政合法性的礼花。60年后的今天，国家武装机器的威力在国庆阅兵中再次彰显，但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明白，坦克和大炮再也不可能出现在国内政治的舞台上了，权力惟有通过赢取选票，方才具有堂堂正正的合法性。

　　一些论者指出，只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就会是稳定的，权力就能长治久安。但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上位思考。经济发展确是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在很多情况下，快速的经济增势恰恰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有些人从增长中获益无限，有些人则损失惨重，他们的生活都脱离了原有轨道，因而失去了作为社会纽带的身份认同。增长所带来的失衡和不安全感都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力量，而且增长越是日新月异，这种不稳定力的反噬也就越大。

　　与通常的假定不同，经济增长可能导致利益受损甚至生活水平下降者的人数大量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快速的增长大多肇因于资本的跨区域和跨行业流动、新产品和新技术手段的普及，随之伴生的是生产方式、行业前途、用工类型以及生产地理分布的深刻改变，相当多谋生能力无法与时俱进的人会因“结构性失业”成为新贫阶层；另一方面，无论是对存量资产的盘活还是通过创新创造出增量财富，都很可能使大部分收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两极分化的结果是，尽管人均收入会与GDP一起持续快速提高，但收入的中位数却可能提升微弱，即普通人的人均收入并无太大变化。尤其如果处于通货膨胀周期，工资的提升速度远远慢于消费品价格的上升速度，财富将进一步加速流向企业主，工薪阶层生活水平实实在在的是不升反降。这正是中国政府高层最近一再告诫的，发展的红利没有福及大多数人。

　　即使是那些经济增长的获益者，也会滋生很多不满情绪。这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首先，城市化和工业化让相当多的泥腿洗脚上田，通过辛苦劳动获得了父辈们无法想象的收入，他们的经济状况使他们脱离了原来的角色束缚，但依然是没有得到市民待遇的边缘身份，难以在城里建立必要的社会关系，他们成为游移在城乡之间的缺乏公共保障的异乡人。其次，增长意味着人们对于更高生活质量、更大自我价值和更新的权力-权利体系拥有更多的期望，人们对政府的行为会提出更高要求。诸多史实证明，这种价值期望与实现能力之间的落差，将带来“预期提高的革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就发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市民社会转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会堕入野蛮之时。”他写到，“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可一旦点燃了摆脱命运的希望，所有被减轻的束缚都会让人更加关注那些仍然存在的枷锁，使人们感觉更加痛苦。苦难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人们可以接受路易十四的所有暴政，但对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权都觉得难以忍受。”同样的，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种族隔离学校不合法的历史性判决后，黑人们的不满情绪反而增强了。

　　人们总是因为意识到获得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从而产生更大的不满足。这不仅仅是得陇望蜀的社会心理学。经济的快速增长、财富的重新分配，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效应。在经历了30年经济高歌猛进的今天，重温《建国大业》里那些伟人关于如何建设人民共和国的憧憬，有助于13亿中国人重拾被金钱遮盖的久久沉默的热情，更有助于我们修正对执政权力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认知，调整今后的改革路径，尽早让中国这辆总是用高速保持惊险平衡的高空钢丝上的飞车回归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