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穷人的爱

　　新华网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喻菲　石新荣）在中国的草根银行——农村信用社工作了27年的石胜昌，整天做的就是帮农民存钱和借钱的事。他最高兴的事是看到成百上千的穷人，经过他的帮助，摆脱了贫困。

　　“越穷的人越爱穷人。我觉得穷人只要勤劳肯干，再加上我们的爱心，应该会变富裕的。”现任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水塘镇农村信用社主任的石胜昌话不多，也记不清自己到底帮过多少农民。

　　在中国，90％以上的农业贷款来自农村信用社——一个由社员入股组成的地区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47岁的石胜昌出生在紫云县一个山村，村里三百多户，家家都很穷，有的至今仍在依靠政府救助生活。1982年石胜昌在猴场区坪坝乡农村信用社参加工作，担任会计。

　　“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就想尝试一下。”石胜昌的父亲本想让儿子去当兵。当兵在当时是很好的出路，退伍回来也好就业。

　　“但我干了几个月后很喜欢这个工作，就不去当兵了。”石胜昌说，“我家很贫穷，我看到周围的农民也很穷，没有资金发展，只有农村信用社能帮助他们。我想通过农村信用社这个平台去帮他们。”

　　对于贫穷的滋味，石胜昌并不陌生。他5岁丧母，父亲在外工作，兄弟姊妹5人靠着大姐维持生活。一年中有近半年断粮，只能吃麸糠、野菜。幼年的他只有一身衣服，常常是头天晚上洗了用柴火烤干后第二天接着穿。

　　当年的农村信用社只有两个人，设在乡政府里，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农民存款很少，全乡约8000人存款只有1万元，贷款规模只有8000元。农民最多能贷200元，可以买些猪仔、牛犊来养；最少的贷20元用来购买农具。

　　“由于资金紧缺，我们的工作很难做。我懂得老乡，他们虽然穷，但只要帮他们找到门路，他们就能还上钱。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发展特别需要资金，农民贷款不是为了消费，而是去发展，所以我相信他们会还钱的。”石胜昌说。

　　1992年石胜昌担任猴场镇信用社副主任时，信用社已有6个人，存款达到27万元，贷款规模25万元。

　　“那时我们感觉到有竞争了。当时农信社由农业银行监管，但农信社是自负盈亏的。我们要跟农行竞争。农行没有那么多人力和农民打交道，我们就想方设法为农民更好的服务。”石胜昌说。

　　农信社通常都比农行开门早、闭门晚，为农民提供各种便利。然而，仍有很多农民对农信社了解甚少，以为农信社是一个政府部门，和搞计划生育的差不多，更不知道可以在农信社存钱。

　　“有一次，我在打哈村听说50多岁村民伍绍才家境殷实，祖上是地主，自己又做点小生意。我就想动员他存钱，但又不好贸然直说，就先去找他交朋友。”石胜昌说。

　　第一次去伍绍才家，石胜昌对他说，这个地方适合养黑山羊，农信社可以给他贷款养羊。第二次去，石胜昌建议他贷款搞养殖。伍绍才觉得石胜昌人很好，俩人就一起坐下来喝酒。

　　“做这个工作要会喝酒，农民觉得一起喝醉了就是好朋友了。”酒过三巡，石胜昌说，“我知道你有钱，为什么不把钱存到银行里呢？存一年的利息比你做小生意还划算。”

　　伍绍才到农信社里向其他存款的农民打听，相信了石胜昌的话。

　　第三次去，两个人喝过酒后，伍绍才把自己珍藏的钞票拿给石胜昌看。剥开一层又一层的油纸和一层又一层的报纸后，一捆一捆的10元钞票露了出来。

　　“我数了几张就不敢动了，很多钞票已经开始发霉腐烂，粘在一起。如果不赶紧存到银行就要放坏了。”石永昌帮伍绍才把钱拿到信用社，轻轻地一张一张揭起，又带他到人民银行将毁坏的钞票全部兑换了，一分也没有损失。

　　充满感激的伍绍才问：“过去的钱能不能存？”他再次把石胜昌带到家中，搬出一箱一百多斤重的银元，石胜昌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儿。

　　咨询石胜昌之后，伍绍才决定把银元在市场上卖掉，变现后存到了农信社。“这样的事很多，我都忘了。但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他后来送了一块银元给我作纪念。”石胜昌说。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金融风险的巨大担忧令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加快了商业化改革。由于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盈利机会稀缺，四大银行从农村地区撤出，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大减，在很多边远农村形成金融服务真空。以贵州为例，至今仍有240多个乡镇没有金融服务点。

　　农信社就在这样的真空中崛起。

　　“我感觉2000年后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太快了。”此时，石胜昌已是猴场镇信用社主任。在紫云县12个乡镇中，猴场信用社的规模是最大的，2000年存贷规模达到200多万元，2004年超过1000万元，占全县的1／3。

　　2006年，石胜昌奉调至宗地乡信用社工作。为了让农民贷款更容易，他家家户户走访，了解信用情况。农信社根据农户的信用等级给他们颁发信用证。这样，农民需要贷款时直接到农信社的柜台就能办理。石胜昌两年跑遍了22个村6000多户人家，为每一户建立了详细的信用档案。

　　宗地乡地处山区，山路崎岖，只能步行，最远的村子要走5个多小时，石胜昌就边走边唱山歌。深山里的苗族村落很少有外人去，一有客人到，村民都跑来热情地聊天、唱歌。石胜昌和村民席地而坐，用苗话聊天。村民们都很喜欢他，跟他喝着酒，一聊就聊到天亮。石胜昌一边做摸底调研，一边给农信社做广告。

　　但有一次在湾塘村，石胜昌却意外地受到冷遇。他不明白原因，就去找村委会主任了解情况。原来这个村处在泥石流的威胁中，家家房子都很破旧，没什么家产，更谈不上存钱、贷款搞发展了。石胜昌得知乡政府有一笔款项用于改造茅草房，就建议将其全部用在湾塘村。随后，他又帮村民在路边选址，每户贷款3万元，让他们盖起新房子。

　　“只有让他们改善了居住环境，才能谈发展。我为什么不怕风险呢？因为这些贷款是用来盖房子的，房子还会升值。”石胜昌自信地说。

　　石胜昌经手发放的贷款98％都能收回。因为业绩好，领导对石胜昌非常信任，所以总是放手让他做贷款。

　　今年初，石胜昌因工作出色被调到水塘镇信用社任主任。这个镇十几年前曾是非法集资的重灾区，农民至今心存疑虑，宁可跑很远的路把钱存到县里的大银行。

　　巨大的工作压力让石胜昌夜不能寐。他决定还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花8个月时间挨家挨户调查情况，动员农民把钱存到农信社。现在，水塘镇农信社的存款规模已经达到2500万元，同时发放了3000万元的贷款，扶持了上千户的农民。

　　水塘镇农民张启忠20年前到广东打工，逐渐成为拥有六、七百万资产的玩具厂老板，但去年受金融风暴影响工厂倒闭，赔了几百万，无奈之下返回家乡。

　　石胜昌看重他有成功创业的经历和一定的管理经验，加上在发达地区闯荡多年，眼界开阔，就上门鼓励他重新创业，并帮寻找合适的项目。张启忠从农信社贷款10万元办起了养鸡场。

　　石胜昌的成功尚未改变农村金融仍是中国金融体系薄弱环节的现实。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能否为农村提供充足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能否实现的关键。

　　石胜昌说，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加强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服务。他在宗地乡信用社工作时就曾派最得力的助手到广东、浙江等紫云农民工较集中的地方，教他们如何汇款、如何识别真假人民币等。

　　“前段时间我回宗地信用社，听说原来帮过的村民生活已经大大改善，还到处打听我去哪里了。有人能记住我，我心里真高兴。”石胜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