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与斯诺、史沫特莱赴陕北前后(组图)

冯雪峰

史沫特莱

　　冯雪峰与斯诺、史沫特莱赴陕北前后

　　一位作家前辈讲:研究上海左联、研究新中国文学就不得不研究冯雪峰；一位研究鲁迅的学者讲:研究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鲁迅与左联，就不得不研究冯雪峰。冯雪峰的人生是革命的、文学的人生，他的人生历程恰是新中国自孕育到诞生，在曲折中不断前行的佐证。

　　冯雪峰三十年代的人生

　　按冯雪峰的自传，他的三十年代的革命的、文学的道路足迹大致有这样的描述: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迁居景云里茅盾家中，与鲁迅过从密切。

　　1930年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成立大会，整理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被选为执行委员。

　　193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

　　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12月离开上海赴江西瑞金。

　　1934年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参加长征，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

　　1935年任干部团政治教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调至陕北党校工作任教务主任、副校长。

　　1936年4月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

　　离沪赴江西瑞金的因由与经过

　　冯雪峰在他1968年6月写的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回忆材料里，写了他离开上海的因由与经过，他说，1933年12月组织上把我从上海调到中央苏区瑞金去工作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3年6月起我在江苏省委做宣传部长，10月底11月初之间，省委宣传部干部曾一凡被捕，我第二天还不知道他已被捕，到他处去找他，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追到路口抓住，我同特务对打跑掉。当时省委怕我影响到整个省委，决定我暂时停止工作，住在家里不要出去。不久我就得到通知，说中央局(上海局)认为我在上海工作不安全，决定要调我到别处去工作，叫我在家里等待。我等了个把月有交通来同我谈，说中央苏区要人，决定把我调到中央苏区去，问我自己意见怎样，我表示同意，他就叫我准备，我离开上海是1933年12月中旬。

　　从上海到福建上杭地界是由一个专门走这条路送人的交通带送的，同行的还有贾拓夫(贾拓夫我过去不认识，他当时是从陕北苏区来的，在走的头一天下午，我到他住的一个小旅馆同他见面)。

　　我从上海坐轮船到汕头，从汕头坐火车到潮州改坐帆船到大浦过去的某处上岸，走了一二十里就到了上杭地界的秘密交通站，那从上海带送我们的交通就到此为此。当晚就由四五个带武器的交通护送我们爬了五十里高山。于天亮前到了游击区，到瑞金已经是12月下旬了。

　　我到瑞金后，张闻天同我谈话说，调你来要你做党校的教务主任。这样我就在党校做教务主任，当时党校校长就是张闻天，副校长是董必武同志。从1934年4至5月起，改由李维汉任校长，董老调去任最高法院院长，由我任副校长，罗明来任教务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斯诺、史沫特莱赴陕北前后

　　按冯雪峰回忆，冯雪峰与史沫特莱1930年就相识。

　　1936年4月中央派他回到上海，中央交待他到上海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统战和情报，其次是同上海留下的地下党员和党组织及文艺界取得联系，当然也包括与鲁迅以及斯诺、史沫特莱等文化人士的联系。

　　冯雪峰在1968年写的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的回忆材料中说:

　　斯诺到陕北去，是史沫特莱向我提出，我请示中央之后送去的，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6月底，7月上旬之间。斯诺系从北平动身到西安，我从上海派董健吾(因他会说英语)到西安，把斯诺同西安联络站联系上的关系。

　　1936年5月初，我在鲁迅家见到史沫特莱，记得是在我到上海的个把星期之内。在我一向印象里，我没有事前约她，而是她到鲁迅家去找我的，又好像她先从华北或其它方面线索知道陕北有人到上海。但也很可能她从茅盾或文艺界其它关系知道我到了上海。她当时同鲁迅、茅盾和周扬等都有联系。而我到上海后大概第四天也已见到了茅盾。记得我当时同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三楼，曾谈了三个下午。是她带了一个翻译(外国人，男)来的，谈了毛主席、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之后，都是谈长征的经过情况。谈的内容，是她要求的。

　　史沫特莱是1930年时我就认识的，她大概1929年时已来中国，以作家和记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大概在1929年中她就去见过鲁迅，也大概很早她就同宋庆龄有往来。

　　从1930年起她对当时左翼文学运动有过一些帮助，她对鲁迅的感情特别深。我们当时都相信她，现在我也认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觉得她当时对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确实有高度热情的，她写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一些通讯报导和文章，在国际上起过相当影响的宣传作用。

　　1930年时，我好像听说过，她同共产国际有秘密联系。因此，对于她当时在上海的关系的复杂和来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闻的。例如，她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认识很多，在中国文艺界则同林语堂等人也接近和来往。我们都认为这是她为了工作和为了掩护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还是很少。但同鲁迅及当时左联有关的几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1930年鲁迅50年寿辰(当时左联是作为一个运动举行的)就是她设法借荷兰菜馆而开成的。当时鲁迅的活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等情况，她曾竭力介绍和宣传到外国去。

　　1936年初，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是她设法送到陕北的。

　　1936年5月下旬鲁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庆龄请了当时认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专科医生(美国人)，去给鲁迅诊视。

　　史沫特莱大概在1936年下半年到陕北去，是从华北方面进去的，没有经过上海方面的介绍。1937年1月我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曾在延安见到过她。

　　我听张闻天说，鲁迅和茅盾致电毛主席，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贺电是1936年4月上旬，在瓦窑堡，在我动身到上海前个把星期收到的，即4月10日左右。

　　作者：王金昌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