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与公信力：桥归桥，路归路———也谈“彩票王”事件 华政论坛

　　10月8日，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河南某一超级幸运的彩民，以176元对一张彩票上两注相同号码分别进行44倍的投注，从而将高达3.59亿元的天文数字般的巨奖揽入怀中。

　　能否披露：法律其实早有规定

　　以如此蹊跷的投注方式揽得如此巨额的奖金，惹得猎奇与质疑的声音沸反盈天。许多民众似乎都在伸长脖子，等待着那位超级幸运儿现身，以平抑心中难以遏制的种种猜疑与念想。然而，相关机构却出于“保护中奖者个人隐私”，迟迟未公布中奖者身份。诸多民众在失望之余，开始祭出“公众知情权”，称老百姓有权知道大家凑起来的钱最后花落谁家了。

　　他们注定会继续失望。事实上，我国法律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国2009年7月1日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以及其他因职务或者业务便利知悉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员，应当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依据此条，中奖者享有隐私权。另外，该法第40条第5项还设定了相应的罚则：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泄露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由财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由此看来，彩票管理机构实乃依法办事。而民众却仍不依不饶，众网友说个人权利至上的英美等国，也通过公布中奖人身份来保障公众知情权，甚至列举了相关事例以佐证。

　　英美做法：不公布是原则，公布出于自愿

　　这实在是混淆视听。本人现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访学，对相关法律与做法有些了解。在美国，相关的法律主要有两部：一是《信息自由法》，它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予以规定。出于种种情事考虑，该法同时设置了包括“隐私条款”在内的诸多豁免。豁免条款第6项规定，“一经透露便将构成明显地、不正当地侵犯个人隐私的人事和医疗档案材料或者类似的档案材料”不适用本法。二是《个人隐私保护法》。根据该法，个人中奖信息无论如何都应列入隐私范围。此外，出于互联网时代的考虑，美国又颁布了《互联网安全与隐私法》。

　　在实践中，美国发行的彩票林林总总，有数十种之多，各彩票发行与销售的技术细节多有差异，但对法律的遵循却并无差池。要了解相关规定，可以到美国的乐透局(相当于中国的彩票发行中心，网站http：//www.nylottery.org/index.php)去看个端倪。该网站的“隐私与法律”之下的“隐私政策”写得明明白白：本网站遵守《信息自由法》、《个人隐私保护法》、《互联网安全与隐私法》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个人信息”是指姓名、图像、标识等可被用来辨识出该自然人的信息。而且，在“信息和选择”一栏中，乐透局强调，我们并不会收集你的任何个人信息，除非你自愿提供。另外，查遍整个网站，并没有“乐透局有权公布中奖人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定。

　　正因为如此，媒体曾不止一次报道美国彩民匿名领奖的新闻，如2008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超级乐透开出巨奖，头奖3100万美元被赢家匿名领走；两个月后，美国华盛顿州乐透彩票开出的970万美元大奖又被中奖玩家匿名领走。

　　然而，有意思的是，乐透新闻之下的“最近获奖者”确实会公布获奖情况，甚至公布获奖人的照片，的确令人吃惊。但细看之下，不难发现其选择性公布的倾向：第一，公布的中奖者照片并不多，大量的获奖者照片并未公布；第二，只公布中奖者所中的是哪个博彩奖项、奖金多少、中奖者隶属于哪个县，而没有公布中奖者姓名，更没有公布中奖者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诸多信息。换句话说，即便你看到中奖者照片，你想侵扰也很难着手；第三，至于公布中奖者的一些小故事，无非是告诉公众，他们也是普通人，你们和他们一样，都有获奖机会。这是市场营销的一种策略而已。而最为重要的是，美国博彩机构无权擅自公开中奖者个人信息，那些中奖后抛头露面的，当属自愿为之。类似地，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在其彩票网上发布了一些赢取彩票大奖而一跃成为富豪的人们的故事，但根据英国的法律，如果中奖人不愿透露个人信息，他有权利拒绝。

　　坚守底线：法治精神不可耗散

　　在英美国家，部分中奖人授权博彩机构公布其个人信息，这与其开放、多元的国民性格与文化有关。他们接受并尊重这种一夜暴富的游戏，同时深入骨髓的个人主义使得彼此财产权利的边界极为明晰。另外，英美国家的法律保护功能相对较强，这些都使得中奖者因公布个人信息而面临侵扰的可能性比较低。

　　然而，我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浓郁的集体主义意识、飞来横财见者有份之平均主义思想，都使得中奖者在暴露身份后将不堪其扰，甚至会有生命之虞。我国《彩票管理条例》之保密规则，其缘由正在于此。日本的彩票兑奖，也多以秘密方式为之。香港有关彩票法明文规定彩民享有隐私权，而且，基于彩民的习惯和六合彩的公信力，他们并不会好奇于中奖者的具体身份

　　其实，在“彩票王”案中，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质疑因何而生。公众想寻根究底的，并非“彩票王”姓甚名谁，而是怀疑这又是一起彩票弊案。换言之，我国彩票管理的透明度与第三方监督残缺不全致使公信力低下。《彩票管理条例》第40条虽对管理人员舞弊设有罚则，但这种“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简单规定，只能在弊案败露后发生惩戒作用，而如何事先防止舞弊行为发生，而且在舞弊发生后可予有效查证，这才是最根本的。

　　如果目前激昂之民意，果真迫使彩票机构揭开“彩票王”之庐山真面目，则这不是公民意识之胜利，而是“暴民”意识之得逞。法治精神耗散自不待言，更可怕的是，它会混淆我们关注的方向。毕竟，“私”之隐私权与“公”之公信力，本当桥归桥，路归路。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耶鲁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