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在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财经》专栏作家谢国忠眼里，《财经》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随着这次动荡，《财经》杂志采编和经营可能整体平移，《财经》的壳也许很难再延续辉煌
《财经》或无胡舒立
本报记者 谭大朝 发自北京
与《经济观察报》前总编仲伟志的离职比起来，胡舒立或将离职的传闻，掀起的可谓是满城风雨。甚至《华尔街日报》也对《财经》的动荡，给予了关注。
尽管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胡本人的确认。《财经》公关部负责人张立晖女士这些天仍然忙于“灭火”，为媒体以及读者提供《财经》变局的最新公告。
《财经》团队或将平移
据《财经》一名记者透露，尽管胡舒立以及其团队并没有统一开会，对《财经》因人员出走带来的剧烈震荡作出解释。但外界传闻胡舒立及其团队，将创办一本新的财经类刊物，给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至于刊名是不是《财经新闻周刊》，我不很清楚，但新的办公地址就在大望路。”这名财经记者表示，“尽管也有同事说这件事，让他们工作分心了，但《财经》目前的整体运作，依然平稳。”
张立晖印证了这一消息，现在有包括前《财经》杂志总经理吴传晖在内的60多人的经营团队，于9月底递交辞呈，但这些人目前并未正式离职，“因为还有一个月的交接期，交接过程中，也并没有出现外界揣测的不愉快等情形，他们还是很有职业操守的”。
对于此次出走的原因，易凯资本王冉认为，“这次集体出走肯定同两个因素有关：—是公司上市后团队激励的持续缺位，二是挂靠单位调整后新闻报道空间的日益压缩。”
《财经》高管率众集体出走，采访中，各界人士因此而普遍对这本杂志的未来发展不看好。但“联办”随后的系列处置措施中，显然对此已经有所准备。
吴传晖“为寻求其他事业契机”辞职，10月15日，港股财讯传媒（财讯传媒集团旗舰产品为《财经》杂志，财讯传媒在香港上市，由15名个人投资者控制）即公告，《财经》杂志接任者由该集团原董事、《证券市场周刊》主编王翔飞出任。
不过对此任命，市场并没有表现得积极。10月16日，财讯传媒再次高开低走。而此前，经营团队辞职消息被确认后的10月14日，联办系财讯传媒曾现跌10%。
据称，主编胡舒立、执行主编王烁在内的编辑团队的辞职，在杂志于11月9日出版后离职，则由“联办”旗下《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于颖接任。但这一消息目前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
员工们依然在继续工作，不过，他们挂出来仅一年的姓名牌，已经被撤走了。
背靠大佬为“联办”
如果不是这次剧烈的离职风波，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财经》背后的人——“联办”以及“大佬”王波明。
“联办”是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的简称。成立于1989年，是由九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并得到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支持的非盈利、民间性、会员制事业单位。王波明任总干事。
“联办”具有深厚政府背景，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方案及第一批国债发行和第一个投资基金，都有“联办”的影子。
正是有着这样“大树”，让《财经》1998年进入市场后的两年，得以刊发《基金黑幕》，并扛过10家基金公司的联合声明。
随后又推出的《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等报道，最终站稳脚跟，并赢得各界人士的尊重。
《财经》因此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领先的金融出版物”，而发行上，也成为国内唯一一份年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财经类期刊。
不过，在今年财讯传媒集团财报上，《财经》的一枝独秀，仍没能掩饰集团收入的整体下滑。
9月底，财讯传媒披露的截至2009年6月30日的上半年报显示，财讯上半年收入1.157亿港元，比去年同期的1.469亿港元下降约21.2%。股东应占亏损4110万港元，去年同期则盈利480万港元。
在今年上半年的这1.15亿港元收入中，《财经》带来了整个集团收入的50%强的比例，仅比去年下降了16.9%，上市公司的另外两本杂志《地产》和《证券市场周刊》的收入降幅则分别高达47.3%和66.1%。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闻中联办干涉财经采编，致使《财经》团队出走的原因，更让人容易相信。但《时代周报》却并不完全这样认为，“《财经》杂志的震荡，看似来自资方，但资方与新闻报道从业人员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依然耐人寻味。如果传媒的疏导功能被资方这样肆意压制，公众的情绪无法发泄，获取信息的渠道闭塞，迟早对社会管理不利。”
联办的大佬王波明，也是《财经》杂志的出品人。在近期接受媒体对他的第二次采访，他说他怕说多了会出错，没有就《财经》近期的动荡，发表个人的看法。
《财经》就是胡舒立
胡舒立本人低调，但这本杂志的盛誉，让她成为了杂志的象征。
《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Osnos）在第一次见到胡舒立之后，就得出了这是一个“身材小、健谈、好斗”的“女教父”的直观印象。
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也曾向这个记者半开玩笑地说：“我怕她！”
《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David·Ignatius）甚至将她比喻成一个国家的“复仇天使”，而她推出的系列财经黑幕报道，也让她被《商业周刊》冠以“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称号。
刊发《君安震荡》和《银广夏陷阱》等文章时的《财经》，文章的矛头直对当事人，不隐藏对方真实姓名。一名在财经圈打拼多年的记者表示，单凭报道中的实名引用这点，就可以发现，现在的《财经》，在近年来的报道中，针对性和尖锐度上，已经没法和前几年的《财经》相比了，而报道内容则更注意各方利益的权衡。
大家在谈论《财经》迅速崛起时，更愿意相信，“胡舒立背景很硬，敢于触摸政策底线”，但胡舒立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她只是一名记者。
在几次关于胡舒立的访谈中，涉及她个人及其家庭的背景等问题，她总是刻意回避。但胡舒立的个人履历，显示了她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努力。
尽管是“被迫”当了记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她在新闻这条道路上的持续努力。
1985年，在《工人日报》工作的胡舒立，凭借一则关于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之后，有人邀请她下海，但她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
1992年，胡舒立进入中国第一家有民营资本介入的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成为了“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
揣着办一个喜欢的媒体的想法，王波明及其联办也在考虑自谋生路，并计划投资传媒，让双方一拍即合。
据了解，胡舒立开出了两个条件：杂志采编绝对独立；提供200万元的经费预算。
1998年4月，《财经》杂志正式上马。对此，王波明甚至做好了三年没有广告收入的最坏打算。
据前《财经时报》总编杨浪的说法，胡舒立在成功创办《财经》之前，至少办过两位数的财经刊物。
11年过去了，王明波得到了比他想要的还要多，除了收益，还有报道的风险。
杂志存在堪称奇迹
一位前《财经》记者说起自己选择进这本杂志的理由时，坦承是冲着杂志的质量去的。“大家都知道，《财经》钱不多的，但在这本杂志能做几篇有影响力的稿子”。
《财经》资深记者何华峰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国农业银行到《财经》做广告，恰好记者凌华薇曾写了篇批评性报道：《农行重组尚无解》。农行方面希望文章能够延后一期刊发，让他们能拿着有自己广告的《财经》杂志，在会议上展览。胡舒立简单地说，广告不要算了，现金20多万。
这对《财经》的“独立、独家、独到”，做了最好的阐释。
尽管这名记者如今已经离开《财经》团队了，但谈及胡舒立和《财经》，言语中仍充满敬重。
他说：“《财经》采编的工作态度是我经历的媒体中最认真的，一条稿子经常反复沟通，为一条三千字的稿子写上上万字的备注是家常便饭；其次，他们的工作流程也是最先进的。当遇到陌生题材时，记者会从编辑那里得到包括电话在内的相关人的联络方式，这在其它媒体是不可想象的；第三，是编辑中心制，许多稿子从原稿到成稿基本上是两条稿，确保了稿子质量。”
让这名记者惊叹《财经》提供的资源共享的平台，都源自胡舒立早期的积累。
在接受单羽青采访时，胡舒立对自己的从业经历，做了这样的概述，《工人日报》主要是做日报，锻炼了严谨性；《中华工商时报》，属于市场化媒体，对创造性有很高要求。在报纸工作时，我的职业经验比较全面，在编辑部工作过，也当过驻站记者；做过国内新闻也做过国际新闻；做过政治报道也做过经济报道，跨度比较大。另外，《工人日报》的综合性媒体特征和《中华工商时报》专业型媒体的特征差别也比较大。我的媒体经验不是很专，但应该说是比较全。”
正是有了这样的资历，胡舒立积累了创办一份高品质杂志所需的人脉积累。
胡舒立的大学同学杨大明说，重要的人脉资源，都是胡舒立跑出来的，而在《财经》内部又进一步进行了资源共享。
《财经》的品质，何华峰表示，单凭在对红包上交模式的处理上，就可以看出媒体的规范程度和记者的职业操守。这保证了《财经》的声誉。
在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财经》专栏作家谢国忠眼里，《财经》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随着这次动荡，《财经》杂志的采编和经营或整体平移，《财经》的壳也许很难再延续辉煌。
据悉，包括《财经》杂志和《财经网》的广告部、市场部、发行部等多个部门，近90名员工的《财经》杂志经营部门，有60余人递交了辞呈。采编团队尚不清楚，据悉，包括凌华薇在内的高层极可能都将离去。“毕竟，一个团队不容易被拆散。”一名《财经》记者这样说。整个《财经》杂志共有近300名员工。
关心或炒作下的等待
胡舒立除了9月28日，以一贯强势的姿态发布了否定《财经》动荡传闻的公告后，遂进行内部的安抚工作，称正与“联办”进行沟通。
但10月12日，胡舒立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无法确定的愿景》，众人更愿意解读成胡舒立将离开《财经》的信号。
《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何力在博客中对此写到：“我觉得舒立应该出来说些什么了，《财经》作为媒体的新闻作风，和《财经》作为新闻事件主角的作风的反差，也许说明我们都还不够成熟。”因为胡舒立一直坚持，“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胡舒立本人也许和大多数不愿具名的被采访人一样，“事件尚不清晰，不方便评价”。而胡舒立曾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话，可能已经对此做出了回答。“原因很简单，我自己是新闻人，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可以报道的。”
如果真是要对《财经》好，可以多一点关心，少一点炒作。张立晖这样希望。但对于胡舒立将离开之后的《财经》，“谁还关心这个啊”。而《财经》确立的发展成通讯社的目标，也许会放缓或流产。
胡舒立离开《财经》，双方的前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外界有两方面的猜测。
“她的这次离场，或许带来的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一名《南风窗》记者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传闻胡舒立的新东家可能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但该记者反问到，一个地方省级平台会比现在的联办要好？相反，“只会恶化，不会好转”。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认为，胡舒立离开《财经》，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财经》的衰落是必然的结果。
至于进一步加深媒体的市场化程度的改革，完善股权结构，对保障媒体独立采编权的积极作用时，该记者认为，会有改善，但取决于主管部门的开放程度，不能盲目乐观。
事情会最终尘埃落定。
对于未来，胡舒立“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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