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持续多年后，一个新的群体生态——“蚁族部落”逐渐显现，他们中的一些人聚居一处，弥漫着消沉和无奈的情绪。而社会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因为，一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
唐家岭 大学毕业生“蚁族部落”
本报特约记者 刘长 发自北京
唐家岭，北京城乡结合部一个狭窄逼仄的村子，常住村民仅3000余人，而外来大学毕业生却有近5万人。像唐家岭这样的村落，不仅北京，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居住于此的大学毕业生群体被称为“蚁族”。据初步估计，全国蚁族的人数至少上百万。
“当你在唐家岭这样的地方住，很多时候你更容易成熟，长大得会更快。条件很不好，但是你要想着去改变。”
即使时隔半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沈路依然无法忘记，她在唐家岭所度过的那个寒冷的早晨。
路旁的灯光在晨雾中散射，街道上没有往日的喧嚣。坐在车中的沈路在摆弄照相机，检查着电池和储存卡。开车的司机是沈路的师兄，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课题项目的负责人。
此时是2009年1月13日，早上5：45，北京气温-13℃。汽车正安静地向着唐家岭驶去。
唐家岭的公交车站
在小贩们兜售的“北京市交通旅游图”上，唐家岭几乎是一个难以被发现的角落。它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唐家岭、马连洼、小月河……这些名字，像是通往另一个隐秘世界的暗号，找到它们，就找到了另一个世界。
从2007年底至今，廉思和沈路已组织了对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的两次调研，唐家岭是他们来得最多的地方之一。但这个寒冷的早晨，他们没有采访，没有调研和问卷，他们只打算用相机记录下唐家岭这群年轻人一天的真实生活。
在此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告诉他们：不看一看唐家岭人上班的场景，你们就不会真正了解唐家岭人的生活。但真正到达唐家岭村口的公交车站后，眼前的一幕还是让沈路震惊了：一辆辆公交车缓慢地朝车站驶来，那些等车的人有如潮水一般沿着公车行驶的方向挤去。人们用力敲打着车门，又喊又叫地看着司机，希望汽车停在自己身边。
车子还未停稳，无数的年轻人便将车门团团围住；车门一开，人们立刻连冲带撞向车里涌去。原本空空的车，瞬间已是人贴人，车里的每个人都变成了压缩饼干，叫嚷声乱成一片。车门处的人尽力抓住可能抓住的任何东西，以免一时大意被挤下车……
这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场景，在唐家岭、在大学毕业生聚居的村落乃至在整个中国，都一再上演着。它也许能让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踏足中国的西方人产生错觉——那时的中国，是一幅只有蓝、绿、灰等简单色调的图景，巨大的疆域里，盛载着一个辛勤忙碌的庞大群体。西方人说，这是一个“蓝蚂蚁”的国度。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的民众早已换上五彩纷呈的服装。那清一色犹如蚂蚁搬迁的场景，似乎已不可逆转地消逝了。
但是，在某些隐秘的角落里，一个群体——每个清晨，从唐家岭狭窄逼仄的出租屋走出来、又潮水般地涌上开往工作地公交车的年轻人——依然符合“蚂蚁部落”的所有特征。
两年的时间里，青年学者廉思和他的团队，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形式，试图发现这个群体的秘密。在他看来，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
向下的青春
2007年8月的一天，廉思偶然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向下的青春》。文章忠实记录了大学毕业生李竟在唐家岭的生活，文中一句话，让廉思至今仍记忆犹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持续多年后，一个新的群体生态逐渐显现，他们中的一些人聚居一处，弥漫着消沉和无奈的情绪。而社会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
廉思说，文章中大学生李竟“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
2007年9月，廉思第一次来到唐家岭：整个聚居村，常住村民仅有3000余人，外来大学毕业生则有近5万人，村里基本上家家处处都在盖房出租，整个像一个大工地。“年轻学生模样的人在村里穿梭往来，村里污水横流、小商小铺比比皆是，现在仍然如此。”
“我想象不到在首都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看到自己的同龄人生存在这样的条件下，无限的感慨涌上心头。我想，让社会关注他们，我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我会尽力去做。”
唐家岭——或者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给人的印象就如廉思所描述的，是一个狭窄逼仄的世界。“去了那里后，到现在脑袋里都是灰尘——那里（唐家岭）到处都是灰尘，没有树的感觉。”课题组做深度访谈的成员张冉如此回忆道，“其实那里是有树的，但是感觉就是没有树木，因为全是那种灰蒙蒙的眼神。”
2007年12月，廉思开始了对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的第一次调研。是时，北京寒冷异常，调研者的笔常常冻得无法写出字。那次共调查了丰善村、唐家岭、马连洼、小月河等4个聚居村，“热情、开朗、迷茫、彷徨，形成了我们对‘聚居村’村民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印象。”
更大规模的调研在2008年8月启动，廉思和他的团队设计了长达30多页的调查问卷，涉及调研对象的方方面面。不久，一个在图书馆、在搜索引擎、在学术研究视野里都不存在的群体，面貌由模糊到清晰，逐渐显现出来：
他们均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年龄集中在22到29岁之间，大部分人是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值得一提的是，他们95%以上是“80后”。
同时，他们又是低收入群体，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大多数人从事简单的技术、服务类工作，诸如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等。
当然，更为突出的是，他们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调研显示，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
根据廉思的估算，整个北京地区这一群体的数量将超过10万。而当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廉思发现，他的研究对象与一种在隐秘地下世界里活动的高智商、群聚、“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微小昆虫，是如此类似。“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拗口而冗长的称谓，被一个简洁的名词所替代：“蚁族。”
蚁族的乐与怒
在访到的数百名蚁族中，生于1984年的邓锟让廉思印象深刻。“邓锟很有思想，对于在唐家岭的蚁族生活，他有积淀。”
被廉思的调研团队发现时，邓锟正第二次住进唐家岭。
在邓锟和同学两人合住的一间简易房里，没有卫生间，房子有些漏风，有时候还会漏点雨，一个月房租350元。那时，邓锟最受不了北京的交通，因为去哪儿都很远。
他常常会有思考：“很多留在北京的人，其实你说真正想留在北京的有多少？他们很多人只是把北京做一个跳板。有一句话叫：‘我都在北京呆过了，我还怕去哪儿？’当你在唐家岭这样的地方住，很多时候你更容易成熟，你长大得会更快。条件很不好，但是你要想着去改变。”
当廉思的团队在邓锟住的附近租下另一间房后，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交集。此前，邓锟在唐家岭几乎没有知心的朋友。在那里，每天人与人之间见面的时间很少，早上6点多便各自出去上班，晚上下班才回来，很多人连面都见不到。“能见到的人，可能就见面打个招呼，但是你可能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事实上，廉思和他的团队也是一个“80后”群体——他们主要由首都高校在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于是，在普通社会调研中难得一见的场景出现了。像很多蚁族一样，邓锟也把调研员的访谈当做了对自己北京漂泊生涯的一种总结和倾诉。他们——调研者和被调研者——因为年龄的近似，甚至一起做饭、唱歌、喝酒，当然，还有聊天。
2009年春节，廉思来到唐家岭和他的蚁族调研对象们一起过年，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我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快乐和孤独，想家的日子是让人难忘的。我也看到当除夕的钟声敲响时，他们在一起抱头大哭。”
但是邓锟的总结则更为深刻：什么是蚁族的共同点？蚁族都是强者，都是在战斗中还未倒下的英雄。“在北京，没有弱者。”——“很多人来到北京，其中很多人来了又走了，他们受不了北京的这种气氛、这种环境，但只要你能留在北京，能够去努力工作，就不是弱者。”这群选择留下的人，就是蚁族。
但是，即便是强者，也同样有欢有悲。邓锟说：“在百度贴吧的‘唐家岭吧’里，你会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关于爱情、关于性、遭遇黑房东的不幸、收水费时有人被打、不同地域之间彼此歧视的对骂……”
但是，蚁族的宣泄方式是有限的。“人多还可以一起喝酒、K歌，一两个人怎么办？只好通过网络。”“在唐家岭你会发现，不管哪个住的地方，都会有网线。”
当然，为了这难得的宣泄渠道，唐家岭的蚁族们必须忍受每月30元的网费和慢如老牛的网速。这与廉思的调研结果十分吻合。调研显示，当蚁族遇到社会不公时，不会像下岗职工与农民工一样选择上访等方式解决，而是会借助于网络曝光、媒体曝光等方式——随着“躲猫猫”、“天价烟局长”等网络事件的发生，蚁族对网络力量产生更大的想象空间，“他们普遍认为网络行为对现实世界会有较大影响”。
“我们要的只是相对的公平”
2009年9月，廉思和他的团队将调研成果和调研中形成的深访故事、调研手记等感性文字汇集成了一本名为《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的中文著作。一位读者读完全书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是光荣的‘蚁族’之一……为什么？是谁给我们这一代巨大的压力，为什么我们辛苦工作一年的全部收入，往往都不足以在这个城市购买一个房子的哪怕几平米的厕所？”
“理想？挣扎着过日子，内心不是没有追求的，但艰难而巨大的压力往往让我们只能考虑这个月的房租以及下个月的电话费。”
“离开？也不是没有想过的。回到朴素的老家，去过跟老一辈相似的日子，现在有钱人不都租地种菜返璞归真吗？老家的风景可好了，空气可清新了。但如果为的只是身无分文的回归，当初又为何要竭尽全力地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呢？”
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也出现在廉思的研究视野里，他说：“中国传统社会2000年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但当今时代，在这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
事实上也是如此，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
“每个人天生都有追求理想和生活的权利，这个权利不应当被任何一种力量剥夺，它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一个天平。”
记者问邓锟：蚁族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在关注之外，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相对的公平——因为绝对的公平不存在。”邓锟说，“其实我们走每一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怨天尤人，‘哎呀，我在北京怎么就是这样？’我们依然是去接受，但我们需要一个相对的公平。”
邓锟曾去办过一张全球通的电话卡，工作人员告诉他：你没有北京户口，所以需要交押金。他曾留意过报纸上关于北京市廉租房的信息，但后来他发现，那些信息对于籍贯山西运城的他来说毫无意义。他甚至发现，连商家举办的轰轰烈烈的“家电以旧换新”活动，也只有特定户籍的人可以参加。至于找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歧视，更是数不胜数。
“上车下车”都不由意愿所想
“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永远都不能靠别人的帮助、关心、同情来过日子。”
廉思的蚁族调研显然才刚刚起步，除了目前的京蚁（北京），他们还计划研究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据他的初步估计，全国蚁族的人数至少在上百万。他认为，百万蚁族，折射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而最为集中的便是高等教育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
“青年群体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同时他们制造社会运动的成本和代价很低。”廉思在调研中发现，在反对日本入常和去年北京奥运会前抵制家乐福等事件中，蚁族群体均是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但无疑，任何涉及蚁族的政府行为，都将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性质属性上说，蚁族已经毕业，不是在校生，因此教育部门管不着。蚁族没有当地户口，属于“漂”一族，因此当地人事部门无法管；很多蚁族没有三险和劳动保障，享受不了当地低保及各种失业救济，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也不能管；此外，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建设部门提供的廉租房也惠及不到他们。
因此，可以说，蚁族的问题是哪个部门都有所涉及，但又不具体属于哪个部门的权限范围之内。“这就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推动政府部门下定决心，解决该群体存在的问题。”廉思说。
令廉思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为蚁族群体立法，并已经启动了初步的调研工作。
但这一切都只是开始。邓锟说：“就算是这本书出来，影响力很大，我们也不能因为社会对我们关注了，我们就飘飘欲仙。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开始，永远都不能靠别人的帮助、关心和同情来过日子。”“一个人必须要成长。”
邓锟的记忆里也永远留下了那样的画面：在每一个唐家岭的清晨，那些瘦小的年轻人，被拥挤的人潮裹挟着上车，身体被挤在半空中，脚无法着地，手抓不着东西……“他们可能上车和下车，都不是由自己意愿所想的。”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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