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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军关系30年间四次起落 台湾问题仍是障碍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09年10月31日22:14

  《瞭望》文章:中美军事关系回暖

  中美两军高层通过此次接触,必将为两军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汤耀国

  10月24日至11月3日,应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邀请,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一行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中国中央军委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也是今年中美两军交往的重头戏。

  为期10天的行程安排相当紧凑丰富,多项内容备受瞩目。例如,27日徐才厚与盖茨会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徐才厚。除此之外,徐才厚一行还将访问多处美国军事要地——美军太平洋总部、战略司令部、本宁堡陆军基地、圣迭戈海军基地、内利斯空军基地等军事单位。

  此番徐才厚访美,距离上次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已经近两年时间。这其中正是由于去年10月,美国布什政府批准价值64.6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导致中美军事交流陷入停滞。

  经历了中美两军交流的新一轮低谷之后,徐才厚的美国之行被视为中美两军关系中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如何准确理解其传递出的重要信号,并对中美两军交流的发展前景作出理性前瞻?

  《瞭望》新闻周刊为此独家专访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

  释放两军关系回暖的积极信号

  在美访问期间,徐才厚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就加强两军交流与合作达成7项共识,还就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10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徐才厚的会晤中表示,将尽力推动两军关系发展。

  朱成虎认为,徐才厚访美的目的有二:一是旨在落实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就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扩大共识、推动合作,促进两军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二是带去中方对下一步发展两军关系的具体建议,与盖茨部长就加强两军交流与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应该说,访问取得了积极成果。

  “此次访问中,美国战略司令部第一次向中国军方领导人敞开大门”,在朱成虎看来,这一举动开了先河。“参观战略司令部、安排中国军方领导人到学术机构发表演讲,说明美方对中国更加重视,想更加透彻地了解一个实力不断提升的中国。”

  罗援认为,这种变化既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结果,也源自我国军事实力增强。“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加强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对于维护两国的根本利益、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影响”。

  罗援分析说,徐才厚访美有着深刻的背景。今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会晤时,就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同意共同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9月22日,两国元首在纽约再次会晤,充分肯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不仅要求两国在经贸、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紧密合作,还要求两军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维护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两军关系面临着新的契机。

  “徐副主席访美,将进一步推动两军关系发展。我们相信,此访将为两军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罗援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其实,徐才厚访美原定于去年10月进行,但由于布什政府公然违反中美联合公报,决定对台出售高达64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并提升美台军事关系,从而造成中美军事交流暂时冻结。

  对此,朱成虎分析,近年来,中美军事关系一直陷于“发展—停滞—再发展—再停滞”的怪圈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责任在美方,挑战中方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例如,美方提升与台湾实质性军事关系和向台出售先进武器,美国国会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限制两军在12个领域的交流,美方对中方的战略意图和中国军力发展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美舰机频繁到中国专属经济区海域及其上空活动,这些都给两军的正常交往带来严重干扰和负面影响。“这些障碍是历史形成的,解决起来尚需过程,我们希望美方能认真、妥善照顾中方的关切,信守发展两军关系的承诺,多做有利于两军关系的事情,使两军关系的基础更加巩固”。

  今年初,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加强对华全面合作,两军关系也呈现出积极发展的势头。例如,两国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了第十次防务磋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拉夫黑德将军和陆军参谋长凯西将军先后访华;两军还就海上军事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对话,就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开展了军事档案合作。

  近期,美方进一步释出善意。9月20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份并不引人注目的“总统裁定”,将对华出口导弹和空间技术产品的审批权,从白宫移交到商务部,并对商务部长骆家辉授予相当自主权。

  近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在通过“2010年国防授权法案”终极版时,删除参众两院3个月前通过的第1226款(关于台湾的空军之报告),被认为是删除了美售台F-16C/D型战机的重要依据。

  “将审批权移交美国商务部,释放出两国、两军关系回暖的积极信号,但其效果仍有待观察”,在罗援看来,删除1226条款是明智的,也有积极意义。不过,他认为,此时美方讨论1226条款是不合时宜的。因为1226条款不仅依据不足,而且,美方也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应认清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当前中美两军迎来了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难得机遇。但从中美两军关系发展中的波折来看,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关切,是中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不可能有妥协的余地”,罗援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能否抓住机遇,趋利避害,乘势而上,能否长期稳定地保持两军交流合作的良好势头,关键是看美方能否真正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关切,妥善处理好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稳固两军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对于奥巴马政府释出的对改善两军关系的诚意,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但也应看到,两军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中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时,也需对其复杂性、多变性、敏感性保持清醒的认识;出现困难时,也不能丧失信心。这考验着中美双方的智慧、耐心和努力”,罗援如是说。

  30年间两军关系四次起落

  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回顾30年间,中美军事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既有信任、交往与合作,也有猜忌、防范与遏制。罗援将其概括为四个起伏:

  第一次起伏:1980年到1989年,两军关系得到稳步发展。80年代初,两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互访,两军高层开展了对话,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并建立了两国军事关系未来发展的框架,还为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打下了基础。但1989年美方带头对华实施制裁,两军交往基本中断。

  第二次起伏:1994年,两军高层交往逐步恢复。但美国政府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严重动摇了两军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军关系随后又因1996年台海危机陷入低谷。

  第三次起伏:1997年至1998年,两国高层交往逐步恢复,双方在舰艇互访、建立海上安全磋商机制、军事环保信息交流等方面取得进展。但因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撞机事件”的冲击,两军关系陷入不稳定状态,经历了缓慢上升后急剧下降的反复过程。

  第四次起伏:2002年至2008年,两军关系得到稳步发展,两军高层交往逐步恢复,两军在专业领域内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但又因2008年10月美对台军售受到影响。直至今年6月中美第十次国防部磋商后两军慢慢开始恢复交往。

  朱成虎分析30年间四次大的起落,其特点有三:一是中美军事关系远远落后于中美之间的其他关系,如政治关系、经贸关系、文化关系;二是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呈现出不稳定的态势,形成了“恢复—发展—停滞”的怪圈,如何破解已成为发展两国军事关系的重要问题;三是从中美关系的历次波折来看,当美国的举动挑战到中国核心利益,伤害到中国人民感情时,两军关系必然处于低谷。美国对中国缺乏战略信任,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造成两军关系停滞乃至倒退的根源所在。

  因此,两军关系若要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朱成虎看来,首先需要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其二,需相互尊重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对于可能伤害民族感情的行动要克制;其三,美方应尽快消除法律障碍,如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对台关系法》等。此外,美方还应松动对华技术转让,特别是以和平为目的的军民两用技术转让。

  罗援认为,应该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两军关系。两军关系是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的国家关系必然包括军事关系。没有成熟的军事关系,成熟国家关系不成立。因此,要站在国家关系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军关系。同时,军事关系也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国家关系的变化最先透过军事关系得以反映。总体来说,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两国领导人对推动两军关系达成的共识,两军在促进各自军队建设、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拥有的共同责任,使两军之间开展交流合作的空间日益广阔。

  因此,罗援强调,保持两军关系的良好势头,既要有战略高度,也需从长远角度出发。一方面,要站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发展两军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

  战略互信仍需培育

  在此次访问中,徐才厚与盖茨就加强中美两军关系等问题达成七项共识,即双方同意继续加强高层互访;扩大在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方面的合作;深化军事医学领域,尤其是防治流行疾病方面的合作;扩大两国陆军各领域交流;加强中青年军官的交流;促进两军文体领域交流;为增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进一步发挥现有外交渠道和磋商机制的作用。

  “这七个领域,正是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的重点,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也将逐步展开”,朱成虎分析说。“从交流走向合作,是发展方向”,他告诉记者,未来两军合作的领域十分广泛,比如,双方同意结合两国海军的军舰互访,举行一次复杂条件下海空联合搜救演习和减灾交流。再如,未来有可能从两国之间的合作发展为围绕第三方开展合作,比如在国际救援减灾领域。

  “但前提是,要先在指导原则上达成共识。中方主张以‘尊重、互信、对等、互惠’作为两军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朱成虎强调。

  在罗援看来,把握交流合作的契机时,也需认识到其不对称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当前中美之间仍存在四大障碍。即美台军事关系、美国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活动、阻碍两军交流的法制性障碍以及美方对中国军队发展缺乏战略信任问题。

  罗援认为,在这四大障碍中,美台军事关系当居首位。因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也是阻碍中美两军关系积极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台湾问题美国处理不当,将会继续影响中美两军关系的健康发展。美国曾在“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承诺,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将逐步减少并最终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如今27年过去了,应该对‘八·一七’公报的执行情况作一个总结、回顾和反思。这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诚信。只有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严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售,才能最后清除这一阻碍中美两军、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

  第二大障碍是美国舰机在中国管辖海空域进行的侦察活动。罗援认为,“近年来美舰机在中国管辖海空域的侦察活动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美方的侦察活动不仅在战术上缺乏现实意义,而且在战略上削弱两国的政治和军事互信,向外传递的是对华敌视的信号,给两国关系的未来带来不确定因素。减少美舰机在中国管辖海空域的活动完全是在美国防部的权限之内,无需国会批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防部完全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而军事透明度问题,也是一个伴随中美交往的一个经常性话题。采访中,研究者都认为,这一问题与中美直接的战略互信密切相关。

  对此,朱成虎认为,军事透明体现在战略意图透明和军事能力透明两个层面。其中,战略意图透明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透明,也是判断一国是否对他国或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的最具实质意义的指标。中国的战略意图是完全透明的。中国战略意图、国防政策的透明度在世界上是很高的。通过国防白皮书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中国国防政策的防御性质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

  因此,他认为,美方当消除冷战思维。事实上,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军事透明度问题。比如,中国继续加强同有关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双边及多边战略磋商与对话,参与联合反恐、海上搜救、护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邀请外军观察员观摩军事演习,与有关邻国在军事领域建立了许多建立信任措施,积极开展了多边或双边联合演习和训练,建立和完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等等。

  罗援认为,透明度的问题涉及到六条基本原则,即,要以政治互信为基础,互信问题不解决,透明度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要以国家利益为首要;没有绝对透明,只有相对透明;军事透明要以意图透明为首要;军事透明要循序渐进;同时,透明也要根据各国的国情,因国而异。

  面对有可能再次出现“中国威胁论”,甚至出现遏制,罗援提出“两手对两手”的应对方案,即既要发展中国的实力,当中国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中国威胁论自会淡化;同时也要充分解释,威胁=意图×实力,中国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此外,还需不断寻找利益结合点,实现利益交融,扩大共识。

  “中美两军之间的交流合作必然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在罗援看来,未来的合作既需要厘清对方的利益边界,也需设立中长期的发展计划,明确目标,并且制定出合作路线图摆在双方的谈判桌上。“希望能够在曲折之中不断前进,实现健康发展”,他最后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责任编辑:李恺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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