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省劲的官司

　　我在西北一个省公安厅做警察很有些年头了，平日里主要负责办理“民告官”案件。在此，我说说同我职责相“悖”的事儿吧———我曾经替岳父打官司，状告民政局不作为！

　　说来有点话长，那是5年前的事情了。

　　我的岳父残疾，早年参加国防工程建设，碰上隧道塌方，虽然幸存，但伤得不轻，腰椎下部瘫痪，一级伤残，从此终身不能离开双拐，行动时差不多所有的重量全都压在双拐上。岳母只好放弃工作，做岳父的专职陪护。

　　20多年前，我与妻子初次谋面，岳父已年过半百，但看上去气色红润，背靠沙发，双手扶椅，朗声爽语，很难与那样的灾难做联系。后来晓得，岳父性情豁达，工资收入尚可，加上护理费，一家的生活绰绰有余，从没紧张过。岳母对他也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儿女又都孝顺，岳父自然知足，一日三餐，时常说说笑笑。我不记得岳父有过什么烦心事，也不记得他有过什么要求。很多年来，这个家安宁淡定，其乐融融，为左邻右舍们所称羡。

　　然而，5年前的那年春天，一次不经意间听到了家人谈论岳父的护理费。我这才知道，岳父的护理费竟然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标准上，家人也多次找过街道办，却一直没有结果。

　　陡然之间，我感到愧疚。多年来，因为这个家安宁淡定，衣食有余，我恰恰疏忽了对它足够的关心。而岳父的护理费，也不仅仅是个钱的问题———他花销得了多少呢———重要的是岳父应该得到应有的抚恤和不能被遗忘！

　　到区民政局，一位副局长犹豫了一会儿对我说，岳父属多年前从部队转来的“代管”人员，具体情况复杂，需研究后再定。后来我被告知“增加护理费没有依据”。

　　咋叫没有依据呢。1993年，国家就规定，一级伤残护理费标准，不少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而在当下，岳父领取的却不到10%。

　　不再找区民政局“研究”，我决定替岳父告状———向市民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我写好行政复议申请书，寄了出去。

　　之后，我没再做任何事情，静候佳音。家人普遍表示怀疑，说，现在的事紧盯慢盯都不行哩，靠写个那玩意就能把事情拿下？而事实上，复议申请寄出不几日，市民政局就来电话探询有关情况。后来又来电话沟通有关“重要问题”，说是区民政局认为，鉴于对“不少于40%”的具体执行标准省上迄今未作规定，他们不存在“不作为”问题。对此，我则阐明，“不少于40%”是底线，至于在40%以上定多少，才由省上作规定。

　　大约在行政复议申请寄出的6星期之后，复议决定书出来了，通知我前去领取。见我对结果满意并向他们致谢，办案人员也有些情不自禁，说，这案子确实叫他们费劲了，专门抽了2人，查阅政策法律规定，调阅平均工资档案，核算每年的标准变化……前前后后几十天，费了老鼻子的劲，才把一切弄清楚。交谈间，当他们听出了我的职业时，不禁一愣，笑道，那咋不早说呢。

　　面对补发的那笔数额不菲的护理费，家人还在狐疑，就凭写了那个多半页纸的东西，人家就把事情办了？哪有这样省劲的官司呢？

　　是的，这官司太省劲了。只是写了一个多半页纸的复议申请，用了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前后共接过2次电话，领取了一趟复议决定书，仅此而已。不过，这是就我而言的，但对市民政局的办案人员而言，家人哪里知道，他们却是“费了老鼻子的劲儿”！

　　也许，有人不禁要说，这不是把“民”的省劲建立在“官”的费劲上么！没错，就是要把“民”的省劲建立在“官”的费劲上！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作为一名公安法制警察，多年来，在办理“民告官”案件中，老百姓递来状子，不管他们再做不做什么，我却得尽心竭力，弄清原委，辨明是非，拿出意见，有根有据……其间劳神费心，只有自己明白；即便如此，常常仍恐有闪失。这倒不是标榜自己如何敬业，而是案子办得正确与否、合法与否、公道与否，往往要面临法庭的考验，弄不好便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

　　我时常在想，自己既是“官”，又是“民”，在“官”“民”间两栖，但“官”是不能贯穿始终的，迟早要皈依于“民”的。作为“官”，执法办案虽非易事，很是劳神费心，但毕竟拿着薪水。“官”费劲了，“民”必省劲；而“民”省劲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也就会更和谐了。要不，在岳父的护理费问题上，我怎么也会“民告官”，潇洒地享受一回“官”为“民”尽心竭力、劳神费心的服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