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雷人”语录错在哪？(图)

官场生态 华文出版社

　　干部“雷人”语录错在哪

　　地方各级干部的职能是为民众服务，而不是真理代言人，干部“说错话”是

　　出于其自身阅历、思想、认知水平的局限性，而绝不能左右国家前进的方向。通

　　过对干部“说错话”的重新估量和判断，民众应当对干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

　　色和地位形成新的认识。

　　多问问自己：我是谁前些日子，对于郑州市某局副职领导的“非正常”言论，

　　各种型号各种款式的“板砖”在网络、纸媒齐齐拍响，坊间民愤亦不可谓不大。

　　其实细细想来，以言论“雷人”者，各行各业均不乏其人：有知名学者，有商界

　　巨贾，但其言论在民众中的影响都无法与这位品序并不高的副局长大人比肩。析

　　之，民众对干部“说错话”之格外愤慨的来源，首先是对干部地位的重视、也许

　　是实在过于重视。几千年精英政体所治之下，中国民众历来有着“信官”的传统

　　：官员说的就是国家想要说的，官员做的就是国家允许做的。如今王朝时代已逝，

　　但民众对干部依然寄予着很大、很多的期望。一个你非常在意，非常重要的人伤

　　害了你，这个伤害自然是更大的。

　　但民众的期望和重视，绝不能够成为某些干部忘乎所以的理由。忆往昔，共

　　和国诞生之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高呼的是“人民万岁”，自那一刻起，官员

　　是“大人”、民众是“小人”的时代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民

　　至高无上的国度，是一个公职人员为人民服务的国度。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在陕

　　西看望受灾群众时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如果干部能多问问自己“我

　　是谁”，时刻铭记自己的勤务员、服务生身份，也许某些“错话”是说不出口，

　　甚至想都不会想的。2009年6 月25日《人民日报》评论对“非正常”言论干部做

　　出深入剖析：归根结底，是对自己的身份属性不清楚。

　　从另一个角度讲，透过干部“说错话”事件，民众对干部的作用、地位也应

　　当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毛泽东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中指出：“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

　　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这一番话是对干部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服务生”定位的最好诠释。干部的作用重要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用重要并

　　不等同于地位重要。服务生言行不周当然会影响做为主人的民众，但公仆无法决

　　定主人的命运，更无法左右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明天，东方的朝阳依然为民

　　众而升起。服务生说错、做错了，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打发辞退，如此而已。

　　多提醒自己：为了谁纵览这些年我们所经历的理念和制度的变迁，总体的趋

　　势是越来越重视民众的价值、尊严和利益，政府和公职人员的角色、定位和作用

　　也在发生着变化，政府行为的理念开始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与此相适应，

　　政府行为的模式也开始从传统的带有浓厚管理色彩的强制、命令、处罚等，向引

　　导、指导、帮助、鼓励、奖励、建议等非强制性政府行为方式转变。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也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从管理型干部向服务型干部转变，从强调“国

　　家干部”到强调“人民干部”的转变。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强制民众服从其个人

　　权威的时代已经过去，握张纸、动动嘴、挥挥手就能鼓舞人的岁月亦成往事。解

　　放思想、开拓创新、求真务实、服务民众，已成为新时期对干部的新的更高要求。

　　说实话、办实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干部应当多提

　　醒自己“为了谁”。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不久前指出：“现在，我们有的党员干

　　部……说的话、做的事违反党的原则、损害人民利益，既坏了党的形象又伤了人

　　民的心，要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为人民说话，对人民负责，自觉把个人的

　　奋斗融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为了谁”，简单的三个字里蕴含着多少大是大非。这里不得不老生常谈一

　　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市场化下的公平竞争要求干部用政绩说话，行则上，

　　不行则下。现代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网络功能全球化、个人化，干部的一举一动

　　都形同摆在每个人的桌前，细微到甚至可以看清你手旁茶水的热气。干部始终生

　　活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更加要求他们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满足人民群众

　　的需求，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时刻作为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更好地完

　　成“服务生”的使命，以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多警示自己：讲政治，负责任前面已提到，干部的职能在当今社会悄然发生

　　着微妙的变化，从独断走向民主，再从管理走向服务，干部已不是过去高高在上

　　的那个“国家发言人”，他不再是国家、政府的象征，而是逐渐变成了真正意义

　　上的公仆。干部走近民众，监督变得切实可行，人民关注的是这个干部的能力和

　　水平，担心的是干部能不能为我服务，并且服好务。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

　　的民众是无比宽容的，鼓励干部说话、宽容干部说错话，这样的气量，民众不仅

　　是有的，而且是足够的。

　　但是，错话要看错在哪里。缺乏技术含量可以提高，缺乏实践经验可以积累，

　　但涉及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公职人员是不应当、也不可以犯错的。即使在西方

　　国家，政府要员也许在个性上可以张扬一些，在行为细节上可以随意一些，但其

　　言行一旦触犯了该国“政治正确”的底限，通常连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会再

　　有。例如美国，就有着这样一套精细的“政治正确”标准，人种歧视倾向、性别

　　歧视倾向等，都是美国的政府职员一切言行绝对不敢触碰的禁区。

　　我们党对公职人员在政治原则相关的问题上有更加严格的要求。江泽民同志

　　早年即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治，将“讲政治”的原则贯穿始终，是每一名公职人

　　员起码的能力。诸如“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言论，悍然无视党“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悍然无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界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性质——干部可以说错话，但可以这样错吗？

　　这不是业务能力和政策水平问题，而是品质问题、思想问题、党性问题、世界观

　　问题。谁提拔了他？任用了他？监督了他？对于这类病入膏肓的“官爷”，民众

　　怎能再予以宽宥？罢免他，别无选择。我们的干部也应以此为鉴，多警示自己，

　　在重大问题、原则问题上，一定要讲政治、负责任。

　　（田思源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该给青年干部怎样的舞台

　　2009年4 月28日《广州日报》有报道称省内年轻干部（31岁~45 岁）腐败情

　　况加重，在所有被查处官员中所占比例近56%.又据记者调查，个别机关的人才囤

　　积、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一个新入职公务员反映整个机关“上上下下都没什么事”。

　　这些现象不仅事出有因，而且相互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集中显示了中国服

　　务型政府建设需求强烈和进展不足两种趋势。从大量事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

　　个高效的政府其清廉程度往往比较高，而一个运行效率低、人力资源浪费严重的

　　政府，往往更容易倾向于腐败和堕落。新入职的青年干部，即所谓“新官”，是

　　国家干部队伍中的生力军，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状况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意义十分

　　重大。青年干部应当充分发挥自身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的优势，与服务型政府共

　　同成长。

　　青年干部应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有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一位名校

　　毕业的研究生在进入某市机关后，连续两年的主要工作内容都是毫无技术含量的

　　盖章，除此之外无所事事。于是，该同志在拿到该市户口后离职。这就不免引起

　　我们的思考：政府应当为青年干部提供怎样的舞台，青年干部又应当为怎样的事

　　业而忙碌、奋斗？

　　当代科技的飞速进步带动了买方市场和顾客偏好的发展，于是也为政府改革

　　向服务型政府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在全球化趋势下，政府的角色又出现“国家队”

　　倾向，对于国内社会而言，政府扮演着“CEO ”角色，通过打造公共服务体系，

　　强化国家社会生产力、改善民众生活。然而当前，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远远大

　　于政府的提供能力。国内外学者于是致力于研究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结构。政府需

　　要学会“进入市场散步”和“与非政府组织握手”，才能提高能力和强化责任。

　　这需要政府成为有内生防腐能力的健康组织，成为具有行政效能的竞争型组织，

　　这也构成了服务型政府的两个核心特征。总之，人民需要清廉而有活力的政府官

　　员，需要健康而有竞争力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要根据人民需求建设和推动公共服务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中央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打造全国性公共服务，如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管理

　　体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打造为公司和市民提供服务的运行机制。现代公共

　　服务是垂直派送和平行接收相结合的体系。如在铁路运输这一服务领域，中央政

　　府负责制造火车、修建铁路，以便生产和派送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负责营建火车

　　站和组织管理人员队伍，以便接收和延伸公共服务，将公共服务派送到市民和企

　　业最为方便可及之处。

　　可见，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的支持下，公共资源向公共组织的两段分配，中间

　　环节将逐渐淡出。政府的决策部门需要精兵简政，而不能堆积大量人才；地市级

　　政府机关已不符合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其主导功能应当被弱化，相应地，也

　　需要及时进行人才疏散；公共服务第一线在基层（社区），需要大量的具有公共

　　服务理念和创业能力的人才，公共资源和公共部门的增量部分在基层，大学生的

　　用武之地也在那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是降低大学生投身于公务员队伍盲目

　　性的最终途径。良好的服务型政府让青年学生不至于因追随寻租文化而进入政府

　　机关，也不至于因恐惧公共陷阱而远离权力岗位；务实的服务型政府可以减少青

　　年人才职业设计盲区现象，进入机关并不代表放弃其自身已有的专业积淀，从而

　　避免陷入能力危机恐惧。

　　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内生防腐机制健康即指良好的身心状态，一个制度的“免

　　疫力”对保持其健康非常重要。内生防腐需要治本之道，即具有抑制滥用权力和

　　道德风险的、钱权隔离的组织结构，从而实现决策与执行分离、监督机构真正独

　　立，让政府沐浴在阳光之下。例如，国家人口计生委在执行奖励扶助政策的同时，

　　及时建立了四权分离的工作机制，这使该系统保持全国无大案的记录。反之，钱

　　权交易可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找到机会，寻租的潜文化侵蚀着政府的肌体和官员

　　的价值观。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行政第一把手动用养老基金（企

　　业年金）的绿色通道，以及在此“通道”周边形成的巨大腐败温床和公共陷阱。

　　一些优秀且业绩颇丰的青年官员遇到“服从与腐败”的两难选择和尴尬境地，新

　　官之所以“堕落”，这种尴尬和两难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可见，缺乏内生防腐机

　　能的政府组织，不仅可能损害政群关系，更是官员落马的陷阱，且危及公务员的

　　职业安全。

　　31岁~45 岁是年轻公务员进入领导层的发展初期。公务员人力资本后发积累

　　的特点决定，这个群体的公益价值观和驾驭社会能力均未成熟，自身具有一定的

　　脆弱性，一旦遇到寻租潜文化的熏陶和公共陷阱的诱惑，比较容易“落马”。该

　　现象不能说明年轻干部就是腐败高危人群，但能说明腐败人群年轻化的趋势。这

　　种趋势显示了寻租文化的强化和防腐能力的弱化，而这进一步体现了政府肌体早

　　衰的亚健康状况，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应的内生防腐机制

　　的构建，也是防止“新官”堕落的重中之重。

　　健全与服务型政府和内生防腐机制相适应的激励制度防止“新官”堕落，不

　　仅需要组织结构上的内生机制来隔离风险，更需要激励方法的健全。当前，在一

　　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中出现了“建设和腐败两手抓”现象，且年复一年地加剧、

　　深化。略加分析即可看到，这种现象是政府文化与现代经济基础出现悖论的结果。

　　“低工资、非激励、暗箱操作、重过程忽略结果”是工业化时代的行政组织的文

　　化特征，与现代全球竞争和公共管理环境下的政府角色和职责极不相称：第一，

　　现代政府要以CEO 的角色带领国家队参与全球竞争，需要具有战略规划、制度创

　　新与核心技术的一流人才；而在非全球化时代，一流人才的最佳流向是具有行业

　　领导力的公司。于是，政府就面临着与顶级公司分享一流人才的情况，而要实现

　　对一流人才的分享，政府的激励制度和薪酬水平就必须达到一定的层次。

　　第二，政府需要借鉴公司薪酬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就经验而言，应当建立具

　　有终生收入期望（斜线上升）引导、约束、保障和激励功能的薪酬制度，即“工

　　资起点略高、晋升稳定透明、年功换取福利”的一揽子终生激励补偿计划。低工

　　资已经不是现代公共组织的分配原则，高薪养廉的功能越来越有限，建立和管理

　　公务员个人账户，记录一生、管理一生，实现终生补偿目标。就教训而言，一定

　　要避免由于盲目夸大高管业绩（官僚文化渗透市场机制的结果）而导致收入分配

　　差异过大的失控结局。对于31岁~45 岁进入领导层的公务员来说，是确定能够终

　　生履行公务的十字路口。具有约束和激励功能的薪酬制度，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迷

　　茫和鉴定信念，对公务员队伍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杨燕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公推直选”选出民心所向——北京市崇文区社区党组织换届创新实践的启

　　示

　　背景介绍

　　崇文区是北京市的中心城区，正在实施全区性的危改拆迁和风貌保护工程，

　　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多发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范围内成功完成了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创新实践，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启示。

　　全区7 个街道、84个社区党组织全部实行“公推直选，多方进入”，即由社

　　区居民、社区党员、社区党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产生党组织候选人，并且把辖地

　　“两新”组织、流动人口、社区民警中的优秀党员纳入候选人提名人选，通过全

　　体党员大会、一票差额直接选举出书记、副书记和委员，此次选举共产生了73个

　　党委、9 个总支、2 个支部，全区3 万名党员中的1 ��3 万多名社区党员有了自

　　己的新一届党组织。

　　崇文区的创新实践活动，不但加大了党内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步伐，而且为应

　　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通过“多方进入”推动社区

　　党组织结构和功能重组，为实现党的建设的全覆盖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的建设如何做到全覆盖在社会深刻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有人群的地方有

　　党员、有党员的地方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有活动、有活动的地方有成效，实现

　　党的建设的全覆盖，一直缺少有效的制度平台。针对这种情况，崇文区社区党组

　　织换届大胆创新，实现“多方进入”。

　　全面公推，是北京市崇文区此次选举的第一个变化。这意味着，以往只在党

　　员中推选党组织候选人的方式，此次被党内与党外一起推的新模式所替代——直

　　接产生党组织候选人初步人选。党内推，即采取党员自荐、党员推荐和上级党组

　　织推荐方式，形成党组织班子提名人选；党外推，则以居民小组为单位，每个小

　　组提名1 名人选，在集中多数群众意见基础上，由居民组长推举出党组织班子提

　　名人选。社区党组织在综合多数党员、群众意见基础上，形成党组织班子候选人

　　初步人选。全区新产生的516 名党组织成员中，在党组织内部有了他们的“代言

　　人”，使社区党组织的构成由单一面向居民、向社区辖地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

　　全覆盖。

　　崇文区这次社区党组织的换届，之所以能够勇于创新实践，首先是党的十六

　　大、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对推动党内民主都有明确的指导性要求，并且全国

　　各地、特别是一些省市的乡村，围绕“公推直选”做了试验和探索。这次创新实

　　践的成功在于通过事实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巨大法

　　宝。崇文区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65名社区民警进入了84个社区中64个社区党组

　　织、成为新一届社区党组织的成员，这使得全区绝大多数社区，社会稳定被纳入

　　社区党组织工作职能范围，社区民警也可以从社区工作全局把握社会稳定工作，

　　社区民警的责任感、使命感得到明显加强，社区党组织维护社会工作也拥有了更

　　加坚实的工作基础。

　　党建工作特别需要党的“一把手”热情参与和坚定支持。崇文区社区党组织

　　换届全面实行“公推直选”，在初期同样面临一些阻力。全区有20多个社区正在

　　进行城市改造拆迁，人民群众内部矛盾比较多，街道工委的同志们担心此时全面

　　“公推直选”控制局面有风险，有畏难情绪。对此，崇文区委书记亲自召开街道

　　工委书记座谈会，亲自帮助分析主客观情况，亲自动员部署。为了增强工作合法

　　性，区委常委会还多次讨论工作方案、听取工作汇报、提出具体要求，对于主管

　　工作的同志和主管部门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没有书记亲自参与、热情支持、直接

　　领导，崇文区社区党组织换届的改革创新面不可能这么广、程度不可能这么深、

　　力度不可能这么大，也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

　　无论党的基层选举民主化改革、还是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目前仍然处于试

　　验阶段。北京市崇文区7 个街道的84个社区是流动人口居住比较多的社区，各种

　　类型的社区基本都涉及。但是，无论什么性质特点的社区，这次换届全部实行

　　“公推直选、多方进入”，不要说共产党员行使权利过程中没有给选举增加什么

　　难题，就是参加“公推”的居民群众，也没有给选举制造任何障碍，整个选举进

　　行得非常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感，敢

　　于创新、善于创新，全党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全面实行“公推直选”完全可行！

　　城市社区如何进行“公推直选”

　　目前，全国各地农村地区“公推直选”试点的地方越来越多，那么，作为城

　　市社区如何进行“公推直选”无疑是社区建设的最大难题。北京市崇文区为全国

　　城市社区换届选举提供了经验。其主要做法是：崇文社区党组织换届的第一个程

　　序，是通过各居民小组、深入发动社区居民提名党组织候选人建议人选，通过广

　　泛宣传动员，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以户为单位提出自己心中的候选人，每

　　个居民小组根据多数原则确定本小组1 名人选，全区2151个居民小组、推荐产生

　　了487 名候选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除了人民利益、

　　群众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认

　　可不认可是对社区党组织最根本的评价标准，由社区居民甄别和选择党组织候选

　　人，体现了党的性质、诠释了党的宗旨，强化了党组织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意

　　识，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特别可喜的是，社区居民提名的候选人与

　　党组织最终确定的候选人，两者的吻合度高达97% ，人民群众的觉悟得到了验证，

　　人民群众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中的战斗堡垒，是城市社区工作的领导核心，谁

　　最有资格成为社区党组织成员、成为班长，辖区内的共产党员最有话语权。崇文

　　区通过全体党员大会，差额直接选举、根据得票多少产生社区党组织成员和书记，

　　除了个别重病卧床老党员不能参加投票选举之外，全区96��6%的社区党员参加了

　　大会投票，共产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得到了充分保障，每个党员的意

　　志都得到了表达。直接差额选举的实践，确实唤醒了广大共产党员的责任意识，

　　增强了党组织的公信度和合法性，真正体现了民主精神。

　　把优秀同志选进党组织，建设不辱使命、有所作为的班子，这是加强党的先

　　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崇文区把自荐和差额竞选引入党组织选举，鼓

　　励具备条件的同志自荐成为党组织成员候选人、成为书记的候选人，并且在全体

　　党员大会上安排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充分展现自我素质，表达服务党的工作、

　　服务居民工作的强烈愿望。全区有376 名同志通过自荐成为党组织的候选人，最

　　终620 名候选人中有486 名同志发表了竞选演说，最终516 名同志当选，差额104

　　名，差额率达到20��02%.通过自荐和竞选程序，强化了选贤任能、竞争择优的用

　　人导向，不但能够把能干事、想干事、广大党员信得过的同志选出来，而且对党

　　组织队伍建设还产生了强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候选人不但需要说得好、确实还

　　需干得好，培育了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对于促进事业发展、提高党组织建设水

　　平，都将产生持久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丁茂战 中共北京市崇文区委常委）

　　 提倡官员讲真心话容许官员说点错话

　　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虽然也有政府、媒体和公众，但相互间对话很

　　少。那时候，公众不敢随意找政府，更谈不上对政府的作为加以监督。数量很少

　　的媒体则多数归属于政府，记者更没有胆量径直去找政府官员问长论短。因此，

　　官员、记者和公众之间极少有打交道的机会。就是上级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偶

　　尔让政府官员同媒体记者碰上一回，通常也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依照规定的口径，

　　对着规定的新闻媒体，公开讲一些规定的话。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也就不存在政

　　府官员在公众、媒体记者面前讲错话的问题。对于一个长久在计划体制约束下工

　　作，并且具有了某种思维定势和行为惯性的政府官员们来说，要从没有机会与媒

　　体对话，到必须面对大众媒体说话，这无疑是一种工作方式和治理观念的转型，

　　同时也是一种考验。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能在这种转型和考验面前站稳脚跟。

　　政府官员要面对媒体讲真心话，既包括讲对的话，也包括讲错的话，这是国家多

　　年坚持改革开放，政治生活逐渐走向民主化的结果。

　　我们应当提倡政府官员对公众、媒体讲真心话。不讲话，不讲真心话，一味

　　地讲冠冕堂皇的话，讲大话、套话，甚至搞出连篇假话，这是有意地愚弄公众，

　　是对群众的不恭。政府官员是公职人员，掌管着从本源上说是人民赋予的公共权

　　力，应当回应公众对某些社会治理状况和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表现出来的质疑和

　　不满，站在公众的立场上，真心诚意地代表政府部门表明态度。因此，我们首先

　　赞成政府官员面对公众提出的问题，认真讲话，并且讲真话。

　　那么，怎样看待少数政府官员在特定场合讲错话？一方面，要对其有正确的

　　认识。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容许的。因为在不少人看来，政府官员天生就不能犯错，

　　讲了错话就是犯了错，这是不可原谅的。这种见解中包含着一个假设，即政府官

　　员总是对的。其实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识也有其个性的一

　　面，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总是对的。一旦某个政府官员在面对公众

　　质询和媒体采访时，出于各种原因讲一些错话，只要不是本质性的重大错误，就

　　不应当轻率地、简单地被处理。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讲了

　　错话的政府官员进行严肃批评，让他们在认识错误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公

　　众也应调整心态，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要秉持严肃的态度，

　　决不能一味姑息和听之任之。公众人物讲了错话，就应当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评论和批评。对于具体的政府官员来说，讲了错话，就应当主动承认错误，就应

　　当在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影响，并且要以此为鉴，加强

　　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

　　（严强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国官员的言论空间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一些政府官员由于自己的不当言论，承受着巨大的社会

　　压力，有人甚至因此而被罢官。2008年江苏南京市江宁区的一位房地产管理局局

　　长，因为宣称要追究主张降价销售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责任而被人肉搜索，当地

　　纪律检查委员会及时跟进，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其实行“双规”。2009年河南郑州

　　市规划局一位副局长因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

　　姓说话”，而被当地纪律检查委员会责令停止工作，接受调查。这些大胆放言的

　　政府官员，因为“心直口快”而被免官。这说明执政者愿意听取民意，以积极的

　　态度处分那些引起众怒的政府官员。

　　然而，下列官员的处境却令人匪夷所思。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副

　　主任，因为公开表示“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每平方米2 万元，我是副厅级职称，

　　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到一平方米的房子”，而被公众批评为惺

　　惺作态。2007年广州市天河区的一位副区长，也因为在广州市政协会议上公开抱

　　怨广州市过高的房价，而被公众口诛笔伐。人们难以理解的是，站在政府的立场

　　上讲话挨骂，为什么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也会变得如此尴尬？

　　这说明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普通民众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他们讨厌某些

　　政府官员过于仪式化的表态。正如人们在互联网上所指责的那样，市场房价过高

　　完全是由政府造成的，何曾见过政府官员由于房价过高而流落街头呢？为了保护

　　自己的切身利益，对政府官员看似实实在在的“贴心话”保持应有的警惕，这是

　　公民意识成熟的表现。相对于民众的觉醒，一些政府官员的表现却令人失望。他

　　们习惯于高高在上，站在执政者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心意。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

　　是，他们具有嘲讽意味的发言，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为互联网的流行语。假如没有

　　互联网，他们或许还敢直抒胸臆，但恰恰因为我们处在网络时代，他们才会“一

　　举成名”。

　　追究政府官员不当言论的行政或者政治责任，已经是国际惯例。在现代民主

　　政治条件下，政府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话语负责。如果政府官员不能做到谨言慎行，

　　那么，他们就不具备执政的资格，执政团队一定会断然采取措施，剥夺其发言权。

　　不要为政府官员失去话语权而忧心忡忡，监督政府官员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

　　流方向。假如今后政府官员说话谨慎了，公民说话自由了，那么，就说明这个社

　　会变好了而不是变坏了。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三把火”重在为谁而“烧”

　　“新官上任三把火”，从字面上来分析，可以作如下两种理解：一、劝导当

　　官的，在上任之初要有所举动；二、一般当官的，上任之初都会有所举动。前者

　　为祈使语态，有所要求、期望；后者为陈述语态，描述的是一种客观事实。就后

　　者而言，上任伊始，新官一般都会有所举动，其中有很深刻的人性渊源，值得细

　　究。

　　抵挡“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冲动不容易人都有表现自我的一种本能的冲动，

　　这种冲动体现在事业上，就是建功立业的愿望。诚如人们常说的“不想当将军的

　　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领导的下属不是好下属”，推而及之，不想建功立业的

　　领导恐怕也不是好领导。进入领导岗位，一般来说，具有更多的组织和社会资源

　　可供支配，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就有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有了一个做事的平台。冲动出于内，平台现于外，新官急于“烧火”的愿望当然

　　会十分强烈。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原因之一。

　　人都有为社会为他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当人们面对新的环境，或多或少有一

　　种担心不被人接纳的焦虑，这构成人们总想“露两手”的心理动因。领导岗位的

　　这种心理焦虑比普通岗位更加强烈，被下属接纳、承认、认同本身就是领导工作

　　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有时领导也要面对暂时的不理解，甚至误解，

　　但是一般来说，下属的认同将大大有利于领导力的提升。所以，急于取得下属的

　　心理认同，减缓自身心理焦虑，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原因之二。

　　领导的变更，是组织环境的重大变化，组织成员一般都会对这种变化有良好

　　的预期，希望新任的领导者能够带领组织往好的方面发展，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人具有社会性，社会心理对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组织是个小社

　　会，希望有所变化的社会心理对新任领导者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而且在外部环境

　　对组织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会更为强烈。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原因之三。

　　由此观之，要抵挡“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冲动还真不容易。这也正是我更愿

　　意将此语作为描述一种带有普遍现象的原因。

　　分清“烧火”是否为组织需要以上分析说明，“新官上任三把火”具有相当

　　大的可能性，但更多是从新任领导者自身的角度而言的，并没有谈及“火该不该

　　烧”的问题。组织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该不该烧”的理由得从组织自身规律

　　当中来寻找。

　　问题来了。如果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烧火”和

　　“新任”又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可以断言有不少新官所“烧”之“火”可能

　　是不该“烧”的。任何领导行为都是对组织运行的一种干预，当然干预有消极和

　　积极之分。不该“烧”的“火”显然应该归入消极干预之列。组织管理的消极干

　　预至少对组织资源是一种浪费，何况有时还会起副作用。

　　个体有“烧火”的冲动，组织却处于不该“烧火”的阶段，是克制还是放任，

　　这事关管理伦理的问题。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管理问题要解决的就是个人与

　　组织的关系问题。组织是由活生生的人构成的，人有各自的价值偏好、各自的利

　　益诉求。组织对成员的吸引力来源于对个体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的满足或实现。

　　但是，组织也同样要求个体放弃某些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个体与组织的张力，

　　构成管理发展的动力。

　　领导也是人，借助组织资源发展自己无可厚非，前提当然是这种发展同样有

　　助于组织发展。如果个人发展无益于组织发展甚至有碍于组织发展，显然是有悖

　　于管理伦理的。其实，领导者的道德感高低正是在这里体现出来：能否把自己的

　　个人诉求和组织的诉求区分开。回应一下本文讨论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问题，

　　就是要区分清楚是自己要“烧”还是组织需要“烧”。如果组织需要“烧”，当

　　然“烧”之。如果纯属自己要“烧”，理当克制，尤其不可明明是自己想“烧火”，

　　非要说成组织要“烧”，还要全体组织成员陪着一起“烧”，实属谬哉！如大贪

　　官王怀忠在阜阳时，搞得最大的“政绩工程”当属那个投资3 亿2 千万元的“国

　　际机场”。在工程开工时，阜阳的工人、教师、农民每人都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

　　场建设费。但机场落成后，每年客流量仅600 人次，在勉强运营了1 年后，机场

　　被迫关闭。

　　所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问题，也就由简单的是对还是错的问题转换成

　　了“该不该烧”的问题，进而深化为是“为自己烧还是为组织而烧”的问题。

　　（许晓平 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三把火”透视出制度惰性

　　新官上任要“烧”出“三把火”，从古“烧”到今。据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典故出自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诸葛亮当了刘备的军师，在短时期内，连续三次火

　　攻曹操。第一次火烧博望坡，使夏侯惇统领的十万曹兵所剩无几。第二次在新野，

　　火攻、水淹使曹仁、曹洪的十万人马几乎全部覆没。第三次火烧赤壁，百万曹兵

　　惨败，最后跟随曹操逃出去的，只剩27人。那时，人们把这“三把火”称为“诸

　　葛亮上任三把火”，传到后来便成了俗说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如今，“诸葛亮上任三把火”的传人，从上到下，各行各业，大有人在。此

　　外，新官上任要“烧”出“三把火”，从中“烧”到外。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上

　　任伊始，面对有可能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也是迅疾地、无选择地、毫不犹豫地

　　放上“三把火”。看来，“新官上任三把火”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成为为官的一

　　种模式了，或者说成为一种定式，规定的动作，非如此不可。我认为，“新官上

　　任三把火”不要也罢。

　　动机分析：“三把火”不该“烧”

　　“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底涉及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从动机、实质和可能隐含

　　的问题来讨论，并且选择了非此即彼的答案，就容易回答我们到底是赞同新官上

　　任要“烧出三把火”，还是因反对而要“灭火”。

　　从动机来看，大体上有三种。第一种，出于习惯、惯例，一种官场文化使然。

　　这种惯例又与三种预期相关联着。一是官员的自我预期，即自我暗示，上任就得

　　“烧几把火”，如果自己没有“几把刷子”，就有可能被别人看轻；二是新官下

　　属的预期，有新官来上任，下属很自然等着新来的官“烧火”；三是民众的预期，

　　经验告诉他们，新官必会“烧三把火”，因此，等着“点火”。

　　第二种，树立个人权威，以便展开自己的工作。习惯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

　　题在于当人们使用“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俗语时，通常是贬义的，指的是虎头

　　蛇尾、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如果只出于习惯，那么，没有这“三把火”也罢，

　　否则“三把火”要是没“烧”好，岂不是得不偿失？树立个人权威，以便展开自

　　己的工作也不为过。可是，问题在于“三把火”是否能“烧”出来一个权威或威

　　信，“烧”出来一个工作思路，最终打开工作局面呢？这实在是个无法回答的问

　　题，更不存在规律性，有的只是寄予机遇或新上任官员自己的能力而已。要是我

　　们的政府工作靠这样的模式得以开展，那么，依然没有走出“人治”，这恐怕不

　　是我们所追求的。

　　除了以上两种动机外，还有一种动机，那就是，“三把火”要么是“烧”给

　　上司看的，要么为追求政绩而大搞形象工程。这种动机自然就不必分析了。如果

　　我们撇开“仇和风暴”式个性官员的案例不说，上升到动机论的高度来看，无论

　　出于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动机，确实让人们难以赞同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深层原因在制度惰性与个人主动性之弊“新官上任三把火”之所以频频发生，

　　其实质就是官员的个人主动性、能动性与制度惰性之间的矛盾。对于制度惰性的

　　问题，在新制度主义中有深刻的阐释。制度的惰性，或者所谓的“懒政”，带有

　　普遍性，政府部门或多或少都存在，而且官场的惰性根深蒂固。制度的惰性根源

　　在于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尤其执行力有问题。问题在于解决制度的惰性从根本上

　　还得靠制度本身，也就是说要有更完善和更系统的制度设计，并且还要有强有力

　　的执行力。新上任官员的“三把火”确实反映出了新官们的主观能动性，但是，

　　它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何况，不少“三把火”本身就是制

　　度缺失下的惰性表现，如上面所指出的是“习惯”做法。此外，“新官上任三把

　　火”可能会影响工作的连续性和政策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正常的工作，也会造成

　　思想的混乱。

　　由此，我们可进而言之，“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不在制度的再设计与执行

　　力上着手，反而会拖延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推进，因为“三把火”很可能让人们，

　　尤其想有所作为的官员以为“三把火”就是“三昧真火”，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从而掩盖了制度本身的问题。依赖于“新官上任三把火”，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极

　　有可能拖延制度层面的改革与推进，这一点，赞同者自然看不到，不少反对者也

　　是没有认清楚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固然让人敬佩，但是，将上任能够“烧三把火”的新

　　官当做开拓型的干部，就不合乎逻辑了。更何况，上任不“烧出几把火”也不代

　　表新官没有历史使命感或紧迫感。

　　（郎友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八大亮点折射选官新动向

　　党的十七大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换届工作已相继完成。接下来，

　　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的换届工作以及国务院几十个部委办领导成员人事调整工

　　作将要全面展开，中国官员换届正值热季。高层关注、社会关注、媒体关注。根

　　据笔者的观察与思考，这场规模宏大的官员换届行动，将会助推我国干部选拔任

　　用制度的改革。近年来，各地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亮点纷呈，大致可概括为

　　八个方面：扩大差额选举比例——中央的表率扩大差额选举比例，中央作出了表

　　率。针对“由少数人选干部，在少数人中选干部”这项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突出

　　问题，逐步扩大选举差额比例无疑是破解的有效方法。党的十七大为全党作出了

　　表率。十七大“两委”委员选举差额均超过了8 ％。提名十七届中央委员人选221

　　名，差额数17名，应选204 名，差额比例为8 ��3 ％。提名候补中央委员人选183

　　名，差额数16名，应选167 名，差额比例为9 ��6 ％。提名中央纪委委员人选138

　　名，差额数11名，应选127 名，差额比例为8.7 ％。与党的十六大“两委”选举

　　差额比例在5 ％左右相比，十七大进一步扩大了代表的选择权。扩大差额比例，

　　多中选好，好中选优，将成为新时期选拔干部的一个新趋势。

　　实行三级联合公选——广东的创举联合公选是广东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

　　个创新，是在现行干部管理体制框架内对公选的模式进行的大胆改革。其基本规

　　则是：统一部署，三级联动，统分结合。具体实行“六统一、六分开”。即统一

　　规划部署、统一时间安排、统一程序要求、统一发布公告、统一命题考试、统一

　　评阅试卷；分级确定公选职位、分级制定实施办法、分级接受报名与资格审查、

　　分级组织面试、分级进行考察、分级决定任用。较好地解决了单打一、分散式公

　　选存在的问题，既提高了公选工作效率，又降低了公选工作成本，还增强了公选

　　工作透明度，有力地推动了公选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面向基层选贤任能——湖南的做法2007年，湖南省曾破格提拔五名乡镇党委

　　书记到省直厅局任正副处长。此举堪称在全国开了先河。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

　　乎引来了一片叫好和热议。按照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乡镇处于体制的最末

　　端，乡镇党委书记仅相当于省市机关的科级。按照常规，乡镇党委书记要想到省

　　厅任职，必须经过县、市两级台阶，升迁实属不易。湖南的做法，其实质是干部

　　人事制度的一次“破冰”之举，打破了传统干部升迁的老套路，为那些扎根基层

　　的优秀干部开辟了升迁新渠道。湖南省委重用“乡官”的这一举措，折射出我国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理念，凭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的用人导向正在形成。

　　延伸考察干部业绩——辽宁的举措辽宁省在2007年换届工作中，一个十分引

　　人注目的做法叫“延伸考察”，规定对在现工作单位任职不满3 年的拟提拔人选

　　考察对象，必须到其原工作单位采取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考察，避免考察结果失

　　真失实。某市一名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公开选拔中综合成绩第一，在现单位推

　　荐票达95% 以上。按照以往的考察办法就可以通过了。但延伸考察到其前一个工

　　作单位时，却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考察组找七人谈话，就有六人提出此人有

　　问题，并列举出实例，经进一步调查核实，最终取消了其拟提拔人选的资格。

　　实名推荐领导干部——陕西的探索陕西省西安市在选拔领导干部中实行实名

　　制推荐的办法，并尝到了甜头。2007年11月2 日下午两点半，该市未央区121 名

　　正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被集中在一起，为空缺出来的22个正处级岗位“选官”，选

　　拔范围是全区267 名符合年龄要求的正、副处级干部，这267 名干部的姓名及目

　　前的职位被附在推荐表后面。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不搞突然袭击，给大家足够的

　　时间思考，让民主的空间尽可能地大一些；区级领导一律不参加推荐，把推荐权

　　完全交给大家；实名推荐。推荐结果，与组织上掌握的情况吻合度很高，民主政

　　治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四川的经验四川省在领导干部公选中提出并坚持“三

　　个打破”，即：打破地域限制，变过去就地选干部为面向全国、面向社会公开选

　　干部；打破身份限制，把在公务员系统内部选人变为在多个领域、多个层面、不

　　同群体中选人，既有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也有国有企业、非公有制企

　　业的优秀人才，还注重吸收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打破资历限制，对博士生和海外

　　留学回国的硕士以上人员不划任职年限，工作满3 年或5 年的，就可直接跨级报

　　考副县或正县职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25个省区市的2300多人报名竞选，

　　公开选拔出的55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涵盖了机关、事业、高校、非公企业、

　　社会团体等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社会阶层。

　　全面公示干部政绩——重庆的特色重庆市干部选拔实行“阳光”行动，收效

　　甚佳。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三：首先，在考察前，他们把考察的规程、方法、考察

　　对象的拟定、考察活动的安排等告之于民；其次，在考察中，他们采取预先考察、

　　公开考察、回访考察、跟踪考察、审计考察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评价干

　　部；更有特色的是第三招，在考察后，他们把拟选用对象的现实表现和工作业绩

　　等全面予以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有效杜绝了“带病提拔”、

　　“带病上岗”等现象。

　　选拔干部注重情商——沈阳的尝试智商讲的是如何做事，情商讲的是怎样做

　　人。靠智商得到录用，靠情商得到提升。学会做人，才能成事，方可为官。辽宁

　　省沈阳市将心理素质测评引入党委换届中的干部考评，收效很好。去年沈阳市在

　　对辽中县党委班子换届新增常委考评中，对四名候选人进行心理素质评价考核。

　　其环节有三：第一个环节是心理素质民主测评，让老百姓评价各位候选人的心理

　　素质水准；第二个环节是回答心理素质测评问卷，让候选人在两小时内完成500

　　道测试问卷题；第三个环节是心理素质面试，通过相关案例考察候选人的应变能

　　力。三方面成绩综合后排序，做出指导性和预测性结论。公开选拔中采用心理测

　　验、情景模拟等新方法，对于提高科学选拔任用干部有一定作用，有助于对参选

　　对象心理素质的认知。

　　（吴德贵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选人标准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的选拔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告

　　诫全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

　　他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善

　　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在革命时代，一大批信仰坚定、勇于献身的优秀青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

　　最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解放，建立了新中国。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干部选拔工作一度被“左”的思想左右，把

　　革命时代的选拔标准“神圣化”和教条化，只强调阶级出身，不重视干部才能，

　　导致了干部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干部队伍整体能力的下降。显然，这种情况无法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干部

　　队伍建设。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

　　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

　　干部选拔的“四化”标准就此提出。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基本

　　原则，也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提出的新要求。随着一大批

　　“四化”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功地实现了干部队伍

　　的新老交替，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特别强调领导

　　层的年轻化。他在1987年9 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年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

　　一要保持政治的活力，第二要保持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年轻不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交

　　往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对于干部选拔的认识也具有了更广的视野。江泽民同志就

　　曾经谈到，“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

　　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都面临着各种竞争和

　　斗争的检验与考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

　　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在

　　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才选拔与干部选拔具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间

　　开始建立通畅的流动机制。人才队伍建设为干部选拔提供了更宽广、更坚实的基

　　础。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要正确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

　　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把那些群众公认是执行

　　党的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干部选拔工作的重视直接导致了相关制度的建立与

　　完善。通过建立公务员制度，实现了大部分官员录用、提升、培训、交流等的制

　　度化，形成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稳定的公务员队伍；通过把干部“四化”标

　　准的具体化并配合以任期制、回避制、退休制、培训制、考核制、民主选拔制、

　　公示制等管理制度，提高了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的水平，并为更多优秀人才的

　　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渠道。

　　2002年，经过7 年的实践，《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

　　在干部“四化”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选拔的六大基本条件。2004年《关于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五种能力：科学

　　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

　　和总揽全局的能力。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宁夏考察的时候提出，对那些长期在

　　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

　　的干部要格外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干部不能亏待。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实践和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时期，

　　更加明确干部选拔的标准创造了条件。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胡

　　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要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推动

　　事业发展的开拓创新能力；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

　　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习近平同志提出，干部选拔要遵守“六大导向”，即：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

　　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这六大导向既是对“四化”标准的发

　　展和丰富，也是对过去几年干部选拔经验的总结和提升。

　　三方面入手正确坚持“六大导向”

　　首先，要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来认识其重要性。干部制度是政治

　　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选拔出有能力的、群众认可的干部直接关乎我们的制

　　度能否有效运行，充满活力。干部不仅是各项制度的具体执行者，还是制度整体

　　的代表，更是各项制度改革完善的实现者。

　　其次，要依照“六大导向”，认真地分析干部选拔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虽然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在规定上日益完善，但是其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比如一些规定过于简单化，无法操作；一些规定过于形式化，容易被个人操纵；

　　一些规定不清晰明确，有一定的误导性。这造成了在一些地方、部门的干部选拔

　　中，存在着“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有一些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一心唯上；

　　有些干部不谋求发展，一心求稳；有些干部只关注利益，一心亲商；有些干部形

　　式主义严重，一心作秀；有些干部不敢坚持真理，一心求安。这些干部在成为制

　　度性得利者的同时，也破坏着整个制度。

　　最后，要建立有效的措施机制来贯彻“六大导向”。注重实绩、听取民意是

　　我们党多年来实践取得的宝贵经验。今后，应该进一步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调

　　整和扩大干部选拔范围；改革干部评价机制，提高其科学性、合理性；加强对干

　　部行为的引导和能力的培养。干部选拔难于“百年树人”，重于“失足之恨”，

　　必须顺应时势、坚持原则。

　　（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副所长）

　　 “六位一体”的干部才得人心——百姓期待怎样的选拔标准

　　“德”这条标准就像一块金字招牌

　　百姓期待怎样的干部选拔标准？百姓是如何看待用人“六大导向”的？人民

　　论坛杂志曾围绕选拔任用干部问题进行了《哪类干部最受群众欢迎？》、《干部

　　考核如何让群众说了算？》等系列调查采访，并在人民网、人民论坛网推出了网

　　上调查，受访者在这些调查采访中所表明的观点与态度，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干部考核如何让群众说了算？》调查显示，群众心中的好干部的最大特征

　　是“作风正”、“办实事”。《哪类干部最受群众欢迎？》的调查显示，超过六

　　成的受访者认为最喜欢“先干后说”的领导干部。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最重要的

　　是什么？排在前三位的是：对群众有感情、讲诚信、工作有建树。这三个方面，

　　无疑都是“德才兼备”的重要体现。

　　在采访中，不少受访者一致认同：在基层、生产一线、条件艰苦和工作困难

　　地方工作和辛勤工作过的干部，能在这些地方埋头苦干的干部，也就具备了优秀

　　干部的基本素质。干部的道德品质如何是群众最为看重的。“作为一名党政领导

　　干部，你认为目前最应该加强哪方面的修养？”调查结果显示“德”和“廉”居

　　首，可见当前群众对品德高尚的领导干部和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的殷切期待，老

　　百姓将把干部的道德品质看得比能力素质更为重要，发人深省。

　　《哪类干部最受群众欢迎？》的调查显示，“注重品行：注重选拔政治坚定、

　　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位居榜首，共1830票，占投

　　票百分比的29��7%；28��9%的受访者认为“群众公认：注重选拔想干事、能干事、

　　干成事，能为人民造福、得到群众拥护的干部”。

　　调查中，一位年过六旬、从某部委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激动地说，这反映了民

　　众的呼声与党中央的选人用人导向是相呼应的。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上指出，“六大导向”之首便是“要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注重选拔政治坚定、

　　原则性强、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情趣健康的干部”。做官先做人。领导干部在

　　当前利益多元化的时代，相当程度扮演着“利益协调者”的角色。不同的时期会

　　有当时条件下的用人标准，但“德”这条标准就像一块金字招牌，在哪个时期都

　　不会褪色。

　　“六大导向”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在采访中，群众对符合“六大导向”的优

　　秀干部的热切期待溢于言表。大家认为，正确用人“六大导向”已为新时期党选

　　用干部树立起新标杆。正确用人“六大导向”，无疑是一册很形象的组织工作的

　　“操作指南”。只要落实好这六个导向，组织工作一定会开创崭新的局面。

　　在调查中，很多群众表示，“六大导向”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希望干部尤

　　其是领导干部，常到群众中走一走、坐一坐、问一问、聊一聊，真正了解和掌握

　　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愁什么、急什么、需什么，使决策更加合理科学、目标更

　　加切合实际、措施更加切实可行。希望正确用人“六大导向”，能改变一贯以来

　　一些领导干部眼睛“向上”、较少主动为民设想的干部作风，真正落实“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

　　不过，更多的群众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六大导向”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理念

　　的问题。这样的理念只是我们进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创新的思想前提。最关注的

　　还是“六大导向”如何落实到各级干部的选配之中，最终要反映在对政府官员的

　　奖惩上、升降上，落实到群众的生活改变上，这样才不会使其流于形式化、“踏

　　空”，从根本上杜绝跑官要官、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形成风清气正

　　的政治风气，确保广大领导干部为人民群众谋福祉。这是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

　　有受访者指出，“六大导向”中，群众公认是考核干部的一个方面。但怎么

　　才算群众公认，有的地方在干部考核中引入群众满意度系数，就是一个将“群众

　　公认”导向落实到实践中的鲜活例子。以此类推，“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

　　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等用人导向有没有真正可以量化的实现考评途径呢？

　　如何使那些不按照科学发展思路求发展的干部不升迁，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群众最期待和欢迎的，是“六位一体”的干部，而非把六个方面割裂开来

　　调查结果显示，“六大导向”深得广大群众认可且肯定，不少群众认为可以

　　逐条对照身边的干部是否符合这些要求。有24��7%的受访者认为这六条标准他们

　　都看重，即“六大导向”应当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一个综合标准。调查显示，群

　　众最期待和欢迎的，是这“六位一体”的干部，而非把这六个方面割裂开来。事

　　实上，正是如此，“六大导向”，作为新时期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六条标准，是

　　一个有机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是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的重要保证。

　　有网友表示，具有良好品行的干部，很大程度上就是群众公认的干部；坚持

　　科学发展的干部，往往具有崇尚实干的良好品格，也往往有较为丰富的基层经验

　　；善于创新改革时弊，更是容易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与组织部门的关注。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不少人对“个性官员”的事迹耳熟能详，如吕日周、

　　仇和等。有一位人民网网友留言说：我们就需要多一些这样的干部！有评论说，

　　创新型干部将改革创新当成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大动力，在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

　　发挥了可贵的“雁群效应”。其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有的要拨开历史的云

　　雾才能窥得真相。可是他们为当地百姓留下了什么，百姓“心中有杆秤”。

　　一位江西革命老区的中学教师向我们吐露了心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显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为官”的料；但能得到百姓爱戴的领导干部，

　　一定是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特质的人，如：有品行、有才干、一心为民、敢于创新，

　　等等。他们在执政建设中表现出的“精气神”，使老百姓对党和国家的信心倍增，

　　看到了奔头。

　　有受访者表示，当前，发展形势日新月异，社会矛盾纷繁复杂，许多问题依

　　靠传统思维、沿袭旧有模式已很难解决，必须大力倡导创新的理念，用改革创新

　　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然前提是“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面对当前国际风云变幻、社会转型期的一系列挑战，百姓希望有真正具有改革创

　　新魄力的领导干部，肩负起“力挽狂澜”、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在接

　　受人民论坛杂志调查采访时，虽然不同的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大家普遍一致

　　的观点是，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真正落实“六大导向”，选拔出更多“想干

　　事、能干事”的干部为群众“多干事、干好事”。

　　（康培 人民论坛杂志社记者）

　　 制度保障才能防止“官场秀”

　　我们党不仅肩负着领导人民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水

　　平的历史任务，而且还必须领导人民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制度，创造出比资产阶级

　　政党及其他一切政党更高的政治效率。经过60年的不懈探索，我们已经建立起较

　　为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框架内，有关选举

　　产生和监督制约行政官员的制度机制、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和健全，党内关于选任、

　　监督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纪律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选好人，用好人，必须以制度创造更高政治效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党和国家在民主政治

　　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把制度建设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他指出：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

　　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所说的更高的政治效率，是指我们的

　　政治制度包括干部制度能够使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的运转更顺畅，能够保障更

　　强的执政能力和更高的执政水平，能够更好地适应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近年来，中央相继发布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条例和规定，有关法律法

　　规也不断健全和完善，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许官送官、

　　拉票贿选等违背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原则、败坏党风政风、侵害人民群众根本利

　　益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有极个别党政领导干部摇身一变成为“官帽”

　　批发公司的“老板”。面对这样一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法行为，有必要从更深层

　　次全面检视已经实施和推行的法律法规、制度纪律，从杜绝和革除选人用人制度

　　积弊沉疴的目的出发，进一步加以修正和完善。对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要真正坚持下去。与此同时，要根据党的十七

　　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继续加大制度建设和创新力度，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和党

　　内生活的制度机制。要根据新情况新变化，切实把民主集中制更好地落实到党的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工作制度和监督制度等各个方面，努力实现党

　　的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链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

　　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高的政治效率。

　　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探索和尝试必须纳入正常轨道随着各级党组织和人大、

　　政府、政协五年一度大换届工作的进行，各地在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方面都有一

　　些新的探索和尝试，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海内外各类媒

　　体热烈讨论的话题。

　　从各地的具体做法看，无论是实行三级联合公选、面向基层选贤任能、选拔

　　干部注重情商，还是实名推荐领导干部、全面公示干部政绩、唯才是举、不拘一

　　格，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作为一种改革和创新，毕竟是值得肯定的。问题的关

　　键在于，无论是怎样的探索和创新，都不能脱离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

　　度的框架，都必须符合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都要纳

　　入正常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轨道。否则，就很可能演变成一种劳民伤财的“官场秀”，

　　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

　　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探索和创新是为了建立起更好的制度。我们从已经公开的材料中，不难看出

　　一些地方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例如，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首长的选举和任

　　用是各级人大的权力，相应的工作程序必须由各级人大去履行和完成。但是，我

　　们在某些地方“公推公选”行政官员的材料中，自始至终看不到“人大”两个字。

　　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必须把群众满意作为唯一标准党的执政地位来自人民，党

　　和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坚持群众满意是我们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共产党

　　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实践证明，选好用好一个领导干部，组织配备好一个领导班子，直接关系到

　　一个部门的工作或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人民群众满意，那么这个领导干部或领

　　导班子就有号召力，就会很快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相反，如果人民群众不满意，那么也就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无论你说

　　得怎样天花乱坠，无论你采取怎样的强力高压手段，人民群众也不会跟你走，弄

　　不好还会造成严重的对立情绪。

　　选拔任用什么样的领导干部，体现用人导向，关乎党风民意，关系事业发展。

　　在用人问题上，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府必须切实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

　　众公认的原则，把群众满意作为选拔任用各层级领导干部的根本标准和唯一标准。

　　群众满意的领导干部，是那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

　　展的优秀干部；是那些一心为公、为民，能够干出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的优

　　秀干部；是那些甘于在艰苦条件下工作、努力开拓进取的优秀干部；是那些身处

　　基层工作第一线、长期与人民群众一起摸爬滚打的优秀干部；是那些老老实实做

　　人、踏踏实实干事、兢兢业业工作的老实人。对群众不满意的人，无论他来自党

　　内还是党外，都既不能提拔任用，也不能介绍推荐，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当前，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对的时代条件

　　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肩负的任务和使命不同，当然应该有不同的干

　　部标准和尺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为全党树立

　　起了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各级领导干部的新标杆。我们必须以这个新的标杆

　　为基准，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开拓进取，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改革创新的思

　　想作风和改革创新的工作方法，切实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为党领导的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和干部支撑。

　　（肖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键是全面、综合、客观地去衡量

　　正确合理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是我国目前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习近平同志

　　提出的这六条标准，一方面体现了我党一贯对干部选拔中对“德才兼备”的要求。

　　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深刻、全面地总结了我们现在实践当中对干部的

　　要求。

　　过去讲的“德才兼备”只是笼统地将“德”设为重点，现在则不仅要求个人

　　的作风要端正、注重品行，同时还要注重实干、注重基层、具有创新精神，这才

　　能够得到群众一致公认拥护。这是对干部选拔的一种客观化、对象化的检验。

　　另外，从“才”上讲，我们的干部队伍也要能够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

　　自己的能力，这是一种新的要求和特点。同时，这也反映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对干部录用的一种规律性认识，是非常全面和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如何能

　　够在实践当中确实按照这六个标准全面、综合、客观地去衡量。

　　尽管“六大导向”的提出，在选人用人的理论阐释上已经很全面、很深刻，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要有具体的标准、准则，这就需要我们党在实践中进一步积

　　累和探索。我认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六大导向”，为当前和今后的组织和干

　　部人事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确立了新标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指导意义，值得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

　　仔细研究、深刻领会、认真把握、科学运用。

　　（房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官员追逐风水腐蚀建筑生态

　　官员迷信风水的心理剖析

　　一位多次承担政府工程建设指挥任务的施工企业领导说，在现行体制下，公

　　共建筑的生长方式主要由地方当政者的意志决定。在公共建筑兴建过程、尤其在

　　政府建筑工程中，无所不在的“长官意志”几乎决定了任何一个细节。不断出现

　　在“风水宝地”上的公共建筑，绝大多数来自主政官员的“构思”。

　　为升迁，求官运、财运。笔者通过对基层干部、民众的深入走访发现，官员

　　追逐风水，最大的心理动因是对官位和金钱的迷恋。受访干部普遍认为，风水的

　　复兴，与时代的文化特质不无关系。对一些官员而言，风水最大的功能就是保佑

　　自己升官发财，而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在他们看来，是生活唯一的主题。于是，

　　公共建筑就成为他们寄托对官运、财运无限憧憬的最好载体。如山东省某位地委

　　书记，从“大师”处得知自己有“入阁”成为副总理的运道，但命里还差一座

　　“桥”，便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工程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因此顺

　　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桥虽建了起来，但该书记终究未能“过桥入阁”

　　当上副总理，却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于1996年被省高院判处死缓，成为共和国

　　历史上继刘青山之后被判处最重刑罚的地委书记。2007年6 月初，被中纪委通报

　　的山西省粮食局原局长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擅自修建

　　专用于接待的宾馆，并在宾馆附近建起了“粮神殿”，在殿中为个人歌功颂德、

　　树碑立传，并将各省（区、市）粮食部门负责人的题词刻在石碑或牌位上，与神

　　像一并供奉。升官发财被该局长抽象到了“神坛”的高度，凝聚到公共建筑中，

　　也算是种境界。

　　为消弭灾祸。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对此作出了“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

　　佛”的概括。试问古今贪官污吏，有几人心安理得？尤其是我们党的官员干部，

　　受党的教育多年，他们岂不知身为公仆当为民众鞠躬尽瘁，岂不知贪赃腐化与党

　　纪国法水火不容？在这种强大的心理压力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寄望于风水，认为

　　将风水方术与政府工程相融合，即可借助巍然的公共建筑获得命运与神灵的庇佑，

　　让自己的行径永世不见阳光，消弭灾祸，长保平安。

　　为求心灵安顿、寻找精神寄托。记者发现，在笃信风水并以风水因素和个人

　　意志左右公共建筑生长模式的官员中也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也许升迁无资格，

　　敛财无胆量，但他们的信仰已经失落，心中不再有对真理和人民的敬畏，也不再

　　满怀为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的崇高追求。这些官员心灵无处安顿、精神无所寄托，

　　对于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应当如何行使，便没有了方向感和使命感。一些风水界

　　“从业人士”恰可以乘虚而入，成为这些官员的决策“导师”。有的风水师为此

　　还专门成立了皮包公司，以方便官员用公款支付“风水”费用。在他们的“引导”

　　下，一些无谓、无聊、甚至无稽的风水理念大量融入地方公共建筑，既给公共财

　　政造成损失，也严重影响了城市建设的质量与格局。

　　对风水的热衷与追逐背后，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一败涂地

　　个别官员迷信风水的各种心理，体现的都是其对自身的定位和责任失去了应

　　有的认识与判断。一位地方党校研究员对记者说，风水对这些官员而言只是个载

　　体。离开了对人民的敬畏，他们所信的，无非是权力、金钱、个人利益。对风水

　　的热衷与追逐背后，他们的精神世界已经一败涂地。

　　民众如何看待公共建筑的官员风水？调查中，受访者多对风水作为传统文化

　　的合理价值表示肯定，但对“官员风水”乱象予以坚决批判。江西赣州市民万芊

　　芊认为，民间确实有看重风水的思想基础，老百姓买房子也都讲究风水好；但共

　　产党的官员不应该信风水，更不应当滥用手中权力去为自己追逐风水。领着人民

　　的薪水，政府官员就应该多想想怎么让公共建筑更好地服务社会，方便民众。来

　　自河南许昌的桑雷说，官员追求风水就是脱离人民，没有以民为本。他质问道，

　　试想不许百姓花小钱修缮坟墓，却放任自己花大钱修风水办公楼，今日之为官者，

　　难道就这样彰显自己的特权吗？

　　谁的城市，谁的风水对于风水，仅作简单的否定也许过于唐突，但有学者撰

　　文称，风水理论实际上是集地质学、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

　　和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这也是不恰当

　　的。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俞孔坚教授认为，风水是前科学时代的人，对一个不确定

　　的环境的适应方式。不可否认，经过几十个世纪传承的“风水”中存在着合理的

　　因素。如果真正能够将科学严谨的、而不是随意性的、甚至捕风捉影的“风水”

　　研究成果用之于生活实际，这对于克服现代人日益呈现的浮躁心态、提高与自然

　　环境和谐相处的意识，无疑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学术专题部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

　　会副秘书长刘穗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注重自然环境

　　与人文环境的统一。以人为本，追求建筑、人、自然三者的和谐，是传统建筑文

　　化与现代公共精神的契合点。公共建筑中可以融入有科学依据的、符合和谐人居

　　理念的传统文化因素，但必须以公共精神为指引，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必须

　　为了实现民众福祉——在现代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众是城市的主角。在

　　民众的城市里，一切公共建筑的规划、布局必须以民众的意愿为根本依据。

　　严格地说，官员对风水的笃信，与风水本身关系并不大，它更多的是一种政

　　治生态。北京某高校一位政治学学者说，对上级的盲从、对风水的盲信、对金钱

　　与权力的盲目追逐，现象虽纷乱复杂，但反映的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自

　　己的命运是由谁决定的，这些官员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这位学者深刻指出，有些

　　官员认为只要得到上级领导器重，前途就一片光明；有些官员认为只要手中掌握

　　权力和金钱，自己就掌握了未来的主动权；有些官员认为通过对公共建筑施加风

　　水因素，就可以护佑自己的运道，这些认识都是荒谬的。人民群众的意志决定着

　　政权的兴衰与存亡，更决定了每一个官员个体的前途与命运。官员若让民众失望，

　　命运必将让他绝望。对官员而言，“民众的诉求与福祉”才应是官员心中最大的

　　风水，也应当是官员一切的精神寄托所在。

　　（孙墨笛 人民论坛杂志社记者）

　　 让公共精神的光芒照亮公共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包括政府建筑在内的公共建筑直接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

　　的政治文化。现有体制下，地方当政者的意志是形成公共建筑模式的决定力量。

　　在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问题上，一定程度的“长官意志”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此

　　时也正是主政者展现政治智慧的时刻，相关决策是其职责范围内的本分，工程师

　　和专家的意见只是专业层面的参考。但是，长官在作出决策时，应为其行为向国

　　家与民众负责，这就要求决策者遵循公共建筑良好生长模式的原则和准则。

　　谁能指望迷信风水、膜拜权力的官员造福一方政府建筑在语义上有其自身的

　　特殊性，它相当于执政者的施政宣言，是官民关系的直接体现。看看舆论对于一

　　些政府建筑的批评，就很清楚，人们不是批评这些建筑质量差或不美观，而是对

　　这些建筑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像前几年重庆忠县黄金镇的镇政府办公楼

　　建得好似天安门城楼，便是一个典型而又极端的案例。说明此地的官员还有浓重

　　的帝王意识，完全违背了当今这个时代对政府的要求，即使在封建时代都脱不了

　　僭越之罪。对于这样的政府出台的其他政策，地方的百姓又如何看待呢？这些都

　　是价值观错乱带来的问题，更有迷信风水的，认为建筑格局会影响自己的升迁，

　　如此作为看在人民的眼中，谁又能寄望于这样的官员造福一方？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兴建宫室时曾意欲追摹先贤，以茅茨土阶为之。虽

　　然历代宫室未曾真正尝试过茅茨土阶，但气象庄严的古代宫殿也注意装饰上的克

　　制，并不以奢靡的细节来炫耀。封建帝王哪怕出于违心，也要做出一番姿态，通

　　过宫殿建筑宣示节俭、克制的政治伦理，现在的官员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这里，

　　政治生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封建王朝的开国之君往往能体会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后世帝王就渐趋糜费而不知敬畏。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政治生态应保证

　　公共建筑得到长久的健康发展。

　　让公共精神的光芒照亮公共建筑古往今来，名垂青史的建筑中不乏政府建筑

　　的身影，不仅因为这些建筑往往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文明程度，投入较高，采用先

　　进技术手段，是文化上的集大成之作，更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建筑都深深铭刻着

　　公共精神的烙印，体现着对民众生活质量的关怀。小时候，笔者随父亲去银行，

　　那是小镇上最漂亮的建筑，父亲解释说银行一定要建得好，不然人们就不来存钱

　　了。同样的道理，政府建筑也有体现政府信用的作用，人们并不反对其建设标准

　　高于普通建筑。政府建筑也是文化代言人，国家级的政府建筑代表了国家的文化

　　形象，地方政府建筑则反映了一方的风情，同时这些建筑的存在也对所处的文化

　　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有导向作用。

　　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1952年的作品珊纳特赛罗镇中心，其中包括了镇

　　公所、图书馆、商店和会议室。小镇是座小岛，镇中心坐落在满是松林的坡地上。

　　他把建筑围合成一个低矮的四合院，把这座建筑理解为一个港湾，给人受到庇护

　　的安全感，也给人家的温暖感。尽管形式语言是现代的，但他使用了当地的木材

　　和红砖，使这座新的镇中心不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是这片土地上自然生成的。小

　　小的镇中心借此可以同那些庞然大物比肩，这就是公共精神的力量，这样的公共

　　建筑会成为当地民众真正值得自豪的文化成果。

　　澳大利亚的国会大厦则把自身的大部分都埋在绿色的山坡里，可以说是一座

　　看不见的建筑，只有入口处有一定的建筑形象。高81米，重200 吨的旗杆是主要

　　的标志物，上面飘扬着澳大利亚国旗。但这仍然是一座壮观的建筑，不是指其规

　　模，而是这种理念。在这里，建筑让位于自然，看这座建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

　　澳大利亚的环保事业是世界第一的。同时，这又是一座开放的建筑，屋顶、草坪

　　可以任由普通人倘佯其上。如果巧遇参众两院开会，参观者还可以坐在旁听席上

　　听总理、部长们和反对党的辩论，政权和人民的距离如此之近。国会大厦深埋在

　　山体中，但它处处沐浴着公共精神的至上光芒。

　　上述是国外的例子。近年来，国内也不乏成功的公共建筑。上海市政府搬出

　　位于外滩的前汇丰银行总部，落户人民广场一侧。一方面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塑造政府的新形象。新建筑形式简练，庄重而无骄纵之气，颇得

　　好评，遗憾的是底层的开放性最终并未实现，但仍不失为佳作。今年开放的唐山

　　城市规划展览馆创造性地利用历史建筑——80年前的军火库，妥加改造，营造出

　　的效果令人耳目一新。这座展览馆没有围墙，同周围的开放绿地融为一体，主政

　　者也没有因为管理上的潜在麻烦而修改方案。这样有益于公共生活的建筑必然会

　　赢得民众的好评。唐山没有去攀比、跟风，充分利用自身资源，通过整合创造新

　　的价值，城市历史与时代新风相互映衬，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自我认识都在潜移

　　默化中得到改变，无愧为公共建筑的典范。

　　公共建筑是城市公共生活的场所，是市民社会在物质层次的基石和载体。成

　　功的公共建筑所体现的绝不是权力的荣耀，不是金钱的力量，不是主政官员的运

　　道和脸面，而是民众的意愿和公共精神的回归。国家倡导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实施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战略，这些要求如何不至于沦为一句漂亮的口号，是对各

　　级政府的考验。在明确了方向之后，行动是重要的。各级政府不妨从审视公共建

　　筑开始，照照政府建筑这面镜子，看看它们传达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体现了什么

　　样的官民关系。照耀着公共精神之光的政府建筑，可以是政府转型之路上的一个

　　新起点。

　　（方晓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城市公共建筑背后的权力影子

　　作为城市精神的物质载体，公共建筑除了具有自身的使用功能以外，其外观

　　形态也日益变成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目

　　前存在一种趋势，城市公共建筑的构建模式越来越掺杂进个人的喜好或权力的因

　　素，建筑的规划、布局与建造不能完全按照设计方案去构建，而是明显地受到长

　　官意志的影响。这导致一些地方大规模复制北京甚至外国政治中心的建筑，盲目

　　追求公共建筑的所谓风水运势的工程大量存在，而且呈现着不断增长的势头。这

　　不由使人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地方政府大规模进行权力建筑复制和追逐

　　风水？

　　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官本位影响的遗留。对权力的畸形崇拜

　　令这些政府投资复制权力建筑，即表示了对中央权力的服从和崇拜，又让当地人

　　民能够时刻体会到中央权力的至高无上，本质上却反映出了地方官员借助复制权

　　力建筑来昭示自己权力地位的不可侵犯并形成一种在当地的威慑力，这种建筑形

　　态、体量和尺度在各地的不断复制，具象地反映出北京权力放射性的状态，并成

　　为权力衍生品的物化。

　　官本位的另一方面就是地方官员需要个人仕途升迁的政绩，体现在建筑上就

　　是所谓的政绩工程。地方官员在自己的治地上兴建出一些亮眼的公共建筑，以便

　　形成城市的繁荣健康发展的符号，这对于一切“政绩靠眼看”的行政管理者来说

　　几乎成为表功的唯一途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目的，原本多少为民生着想的政绩

　　工程极易出现偏差，即不是兴建一些体现城市特色的建筑，不是为了城市发展而

　　作的合理规划，而是以复制权力建筑这种畸形的方式展现出来，城市变成一个任

　　地方主政者随心所欲地建设的大工地。扭曲的心态带来了扭曲的建筑，对于权力

　　建筑的复制，导致了城市建筑背离了建筑的功能初衷，而对经典建筑的拙劣复制

　　毫无艺术性和创造性可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膨胀的欲望的一种依托，假手建筑

　　这种形式含蓄地表达出来罢了。

　　（江牧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救救“白加黑”与“五加二”的官员

　　现在每当我接触到官员，心里总会有些不是滋味。张三对我抱怨说，如今公

　　务实在多，整天只能随着秘书安排的日程转，成为程序的“机器人”；李四向我

　　诉苦道：我们变成了“白加黑”、“五加二”（即工作时间是白天加上夜晚，从

　　星期一至星期五还要加上两个休息日），一切按日程工作，一切也为日程而工作

　　；王五甚至和我唠叨起：离开日程安排，我们既不能干其他事，也没有时间干别

　　的事……

　　官员办事要有一定的日程安排，要按一定的程序规定工作，这是正常的、必

　　然的。但是，如果一整天的公务活动全部被日程塞满，完全被泡在程式中，奔波

　　于各种场合，周旋于各路来宾，往来于各式应酬，那么，官员的日常工作就演变

　　为日程化、程式性的行政生活，他不再需要思想，不再需要创新，不再需要灵活

　　地处理事务，一切只需“埋单”办事。

　　公务程式性的四种表现官员过着日程化、程式性的行政生活，确实已经成为

　　一种普遍的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有如网上流传的《领导日程》里面所

　　罗列的种种公务安排，而且还有其他更多的日程化、程式性的公务活动安排。如

　　果我们把现实中所有的公务日程化的安排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四类：公文阅批。

　　一上班就要阅批公文，这是一天程式化的开始。每天必定有文件，而且必定要在

　　第一时间阅批，要不然可能就有背离上级精神的危险。文件有来自中央的，还有

　　省里、市里以及县里的，一大本、一大摞的文件，已由秘书提前摆在办公桌上。

　　如果认真看，兴许大半天也看不完。由于一天的事情多，必须快速浏览。因此，

　　公文阅批只能在半小时内草草结束，来不及看的，扫一下标题，照例画圈送走。

　　会议安排。每天的会议是少不了的，有时多达五六个之多。会议的程序安排

　　相当讲究，从领导座次的排定到讲话的先后顺序，都得殚精竭虑，保证万无一失。

　　开会往往首先传达文件，传达文件必须一字一句地宣读。接着是领导讲话，领导

　　讲话也是照念不误，尽管事先已经发了讲话稿。由于会议时间冗长、内容枯燥无

　　味，会场有人睡觉，严重时东倒西歪、鼾声一片。

　　文稿代拟。开会多，自然讲话多，而官员讲话绝不可信口开河，这就需要事

　　先写好讲话稿。这么多的讲话稿，领导肯定自己写不过来，当然也没必要自己忙，

　　完全可以由秘书代笔，届时不过照本宣科而已。秘书代写讲话稿早已驾轻就熟，

　　有一定的格式、套路。一般地说，语言要新奇，文采要华丽，排比句应居多。在

　　总体布局上，一般要有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也要有层次感，列出“一二三四”

　　的要点来。结果是，此类讲话稿大多千篇一律，似曾相识。

　　公务接待。这类事情也是每天逃脱不掉的，上午一拨检查组要召开座谈会，

　　下午一拨考察团要到处参观，岂能没有领导出面。而且，接待必须讲规格，要根

　　据对方来宾的级别，配备相应级别的领导，否则便失礼了，对方轻则脸色不悦，

　　重则拂袖而去，场面将会十分尴尬。座谈、参观结束后，还要继续餐叙。因此，

　　每到中午和晚上就餐时分，官员须忙碌着出席各种宴请。有时宴请之多，每一场

　　又都要走到，行色匆匆，谓之曰“赶场”。

　　把官员从“套子”中解救出来以上所列日程化、程式性的行政生活，确实使

　　官员陷入了事务繁忙的泥沼，导致官员的理性思维和创新活力逐渐萎缩，甚至丧

　　失了自我，丧失了个性，最终成为一个空壳子、一种摆设、一种道具、一种为程

　　式所操控的公共表现。这不禁使人想起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

　　“套中人”别里科夫的生活一刻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套子”。他用各式各样的

　　“套子”把自己里里外外裹得紧紧的，包得严严的。他常常晴天穿靴子、带雨伞，

　　坐车支车篷，房子不管怎样闷热，他也不开门窗。睡觉时，除戴上睡帽、穿上睡

　　衣，还要把脑袋蒙在被子里。他不仅将自己的躯体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

　　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总而言之，“套中人”成为受种种外在因素任

　　意摆布的“木头人”。今天，那些按照满满当当日程工作的官员，不也是如此吗？

　　该是我们喊“救救官员”的时候了。把官员从日程化、程式性的行政生活中

　　解救出来，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要彻底地精简公务，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安排。

　　现在的行政管理，还存在官僚主义的思维定势，好像要把行政工作做好，就非要

　　发更多的文、开更多的会、作更多的讲话、把各方的来宾招待得更好不可。反过

　　来说，如果工作还没做好，也表明自己尽了最大的力气，无可挑剔了，经得起领

　　导的检查了。实际上，这是极不负责的官僚主义、陈腐的衙门作风。我们只有真

　　正做到“四减”，即：减文、减会、减少讲话、减少接待，才会使我们的官员从

　　纷繁复杂的日程化、程式性的行政生活中摆脱出来，才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

　　调研、谋划，我们的官员也才能有效地改变被日程牵着走的可悲状况，打开主动

　　地、积极地开展行政工作的新局面。

　　（许耀桐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博导）

　　 新型领导破解定式生活法则

　　一篇名为《领导日程》的帖子曾在互联网上流传。这个帖子说的是一位某市

　　的郭市长在秘书的安排下，从早晨8 点半到晚上11点半的活动安排，可以说精确

　　到分钟。记得在2006年底，一个脑袋呈火柴盒形状的卡通小人“张小盒”的出现，

　　迅速引起了数百万都市白领的共鸣，张小盒成为“职场白领的代言人”。漫画的

　　主题是“生活就是一个盒子”，表现上班族日程化的生活状况。而如今，干部也

　　在抱怨自己的生活太过日程化：每一天、每一分钟在干什么都成为定式。

　　“张小盒”式的官员生活极易束缚领导干部的开拓创新精神

　　诚然，科学合理的工作安排是必需的，并且科学地运筹时间，从而提高时间

　　的利用率，是领导干部必须掌握并提高的能力。但是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不等于

　　日程化、程式化。“张小盒”式的官员日程化生活的危害有四：极易产生形式主

　　义和事务主义。好的形式是必需的，它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不应该变为形式

　　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事无巨细的日程化生活恰恰容易产生片面注重形式而不注

　　重实际的倾向。另外，领导干部埋头于日常琐碎事务，容易缺乏全局眼光和战略

　　眼光，从而缺乏政治远见。

　　极易束缚领导干部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党的十七大把改革创新提到了比

　　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全党同志“勇于变革、勇于创新”。生活的程式化，

　　工作与生活日复一日固定在某种模式，突出了行政的保守、僵化、不近人情、不

　　合时宜，增加了职责的沉重感和身心的疲惫感，使领导干部失去创业的激情与热

　　情，丧失开拓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

　　容易使领导干部缺少深入思考的时间、丧失调查研究和学习的兴趣。毛泽东

　　同志早就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做好

　　这两件事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善于思考、深入调研、深度实践。领导干部疲于应

　　付繁重的日常工作，导致缺少深入思考、调查研究与不断学习的时间，最终会影

　　响到工作实效。

　　扼杀人的个性发展，容易形成程式化决策。人性的本质趋向于实现独特的自

　　我，一种职业面貌的形成往往是这种人性本质向生存所需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妥协

　　的结果，虽然一定的妥协是必需的，但是一旦走向极端，成为定式，这种职业面

　　貌又会反过来对人的个性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导致思维定势及程式化决策的形成。

　　改变日程化生活的“药方”

　　要改变官员的日程化生活，一是要克服“官本位”的官场文化，减少过于繁

　　琐的迎来送往。二是领导干部要集中精力办实事、解难事。为防止形式主义披上

　　“新衣”，各级领导要带头杜绝文山会海，求真务实，勤奋好学，学以致用，用

　　有所成。

　　此外，领导干部要熟谙用人之道与领导艺术，不做事必躬亲的“诸葛亮”。

　　自古以来，官员素质就是由综合结构体系构成，古人曰：“将者，智、信、仁、

　　勇、严”，近代有“德才学识”的说法。善于调动下级积极性是一项重要的领导

　　素质，领导干部要知人善任，授权要充分信任，时时处处出现在下级面前，必然

　　会束缚下级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

　　还要加强个人修养，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毛泽东同志60多年前就号召

　　共产党员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是领导干部

　　工作的最高境界。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良好的道德品质、个人修养与积极的生活

　　态度，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还是领导干部进取创新的源泉，使人的思维不会因被

　　禁锢而僵化。

　　最后，还可以运用好干部考核的指向标，以制度促进官员日程化生活积习的

　　转变。各级领导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安排领导日程时，也应该根据情况择要安排，

　　不能事事都要求领导出面。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干部从琐事中脱身而出，有时

　　间和精力思考大事和难事。

　　总之，面对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新型领导干部，理应放眼世界，心系全局；自

　　觉抵制“官文化”影响；不断加强学习，提升个人修养，提高个人能力；不做表

　　面文章，讲究工作实效性；不追求新意迭出，但要锐意进取，以达到行政工作的

　　理想境界。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需要的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深入实践、积极有

　　为、开拓进取的干部，而不是只做“太平事”的“太平官”！

　　（王雅琴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

　　 秘书是导演 领导成演员？

　　一位跟随领导多年的秘书讲：“现在的领导太好当了，每天上班，只要听从

　　我的指挥就"OK"。所以，我常想，我是导演，他是演员；我写稿子，他念稿子。

　　当然，我们做秘书最难的就是要把领导每次的出场安排到位，不得有丝毫的懈怠。”

　　还有一位领导，回首自己一年的工作，感慨地说，他几乎有80% 的工作都是

　　在秘书设计的格式化的程序中度过的。客观地讲，并非所有的领导愿意每天都被

　　秘书“派遣”，他们很想独立思考，很想躬身倾听，很愿深入基层，也确有深入

　　实际办实事的想法，但也确有违心地参加一些可有可无的会议、活动的尴尬与无

　　奈。但是，在现行体制下，领导的“亲临”和“讲话”，就是对下属工作的重视

　　与支持，就会产生工作的推动力。在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前提下，敬请领导“出

　　席”也实在是下属开展工作的无奈之举，因为，“领导支持”确实是一种诸多元

　　素相互交织和渗透的独特资源。更何况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领导要将各方

　　关系照顾到，都不能得罪。

　　秘书为何“绑架”领导思维依照常理，秘书对于领导，前者所从事的工作只

　　是一种协助性、辅助性工作，不可主导领导，更不可越俎代庖。但是，现实生活

　　中秘书却是领导的“领导”。搜集信息资料靠秘书，解决处理问题有秘书，起草

　　制定文件有秘书，下级和群众向领导反映情况，首先接待的也是秘书。长此以往，

　　领导的思想与行为几乎被秘书“绑架”，自己的思维也逐渐僵化。

　　古人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常常

　　被秘书“领导”的领导，绝对不是“可以为天下主”的人。一个领导一年四季都

　　被秘书“遥控指挥”着工作，首先值得怀疑的是领导的素质与水平。作为领导，

　　享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其言行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

　　而是事关谋划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位领导过分依靠秘书，没有科学独到的见解，

　　领导能力就会退化，领导权力就会异化。

　　领导干部必须有意识地克服“秘书依赖症”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得到领导重视，才能有效开展？

　　也许我们的领导工作确实太忙，要管的事情确实很多，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领导

　　被秘书“领导”的理由。因此，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有意识地克服“秘书依赖症”，

　　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有自主安排的时间，有直通民情的渠道，真正做一个既亲民

　　又特立独行的领导者！

　　总之，要真正做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独立决策的领导，解决“做一个"领导

　　"秘书的领导”的问题，还要从思想认识上下工夫。同时，我们的制度也要为那

　　些富有个性的官员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理顺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完善行政运

　　行机制，规范行政规则，营造一个风正气顺的工作环境。

　　（张永谊 杭州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杭州市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