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上海党建工作接受媒体专访，对
上海“钓鱼事件”、
闵行倒楼案、上海房价、反腐形势等诸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回应，直言“钓鱼事件”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说明“我们，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俞正声同志就上海党建接受媒体专访 问：非常感谢俞书记今天接受上海主要媒体的联合采访。我们知道十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九届市委九次全会也出台了一个《实施意见》。您能不能用比较简练的语言，帮我们概括一下这个《实施意见》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
俞：就四个字：制度创新。党的建设我们经常谈，你要研究四中全会的文件，要研究它在哪些方面创新了，有哪些新的举措、新的措施，要落实什么东西？市委的《实施意见》也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新的措施。有些老措施落实不好的，新措施就很难进一步地前进，但是有一些是针对目前的弊端提出来的。
一．着力于制度创新，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 问：您认为这次文件当中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或者说您能否用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解释这个文件？
俞：这个文件的内容很多，有一些东西是几年来的做法的总结和陈述，比如扩大全委会对常委会的监督，扩大党代表对全委会的监督，重大问题的讨论，全委会的扩大职权等等。
我想在几个方面是有所前进的。例如新时期怎么样做群众工作，这是有所前进的。新时期跟过去有很大差别，计划经济时我们城市的所有的员工都在一定的单位里工作，是单位人，农村嘛就在生产大队。那时政治思想工作是靠传达，靠报纸。新时期所有制的多元化，人们的利益主体多元化，人们的流动性加快了，怎么样做群众工作，应该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新时期我们的利益分配差距扩大了，地区差距扩大了，利益的诉求强烈了，面对利益的诉求怎么做群众工作，这都要求我们党的群众工作要有创新。
过去的东西要继承，比如领导干部要到农村、到工厂、到学校去了解情况，这要继承。同时要研究一点新的办法，比如我们今天请你们来，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面对面地回答，这个不是为了接受采访而接受采访，它是为了向群众讲一下我们在做什么。按这次文件的要求，就是要使领导更加直接地向群众阐述群众关心的问题，以及我们上海的一些重大问题的举措，这样他就不是念稿子了。
比如说，新时期一些群众利益的冲突，怎么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做群众的工作，这是一个课题。在上海非常现实的，就是危棚简屋的动拆迁。危棚简屋，一方面居住条件确实太差，另一方面真正动拆迁起来，相当一部分住户他的要求高于我们动拆迁的一些政策。近两年，我们实行了叫做两次征询的办法。第一次征询就是动拆迁的意愿，必须绝大多数同志赞成；第二次是动拆迁的规则出来，必须绝大部分人签约。两次都必须70%以上，如果达不到70%以上签约，这个地区就不动拆迁了，至少是3年，我记得好像是3年不动拆迁。让群众之间互相做工作，是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一种方式。要从简单地靠政府去让他们动拆迁，到更好地变成群众希望的危棚简屋的动拆迁，群众没有这个意愿就不要搞，只有群众有这个意愿，大多数人有这个意愿，那才能做。
又比如说，对群众矛盾的调解，我们在市里文件写上了，要利用社会的力量做群众的工作。上海动拆迁上访的老户，是我们上访中的主要部分，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下访、领导包案等等。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感到，领导的下访，比如我联系一个区，有些问题好处理，如纯属于部门之间扯皮，或者地区和部门扯皮，领导研究完很快地拍下来很快地解决了。而对于动拆迁的信访老户，他是多年形成的，解决这些老户的问题，光靠领导下去跟他们谈一谈，听听汇报，心里是没底的。问：因为可能超过他的权限范围？
俞：不是权限，是你对情况的了解不可能那么深入。所以我们提出来，请律师介入动拆迁的信访老户的信访案件，要做评估。市委、市政府聘请了一些律师到几个重点区，对这些疑难信访的动拆迁的老案逐项地进行评估。这就要查阅各种文件，评估这些动拆迁的老户，他们的要求什么地方是合理的，政府的工作行为中间有没有纰漏、失误或者瑕疵。每一个老户要形成一套文件。这些律师工作得很认真，我们先搞一个区做试验，每一户都有一套文件。这些文件我都仔细看了，它把每一个案件的历史由来和现状都做了分析。开始有一些区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请律师来是不是不相信我们？我的想法是，让我去解决这些疑难信访老案，我对我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呢？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有时候也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去做必要的判断。光靠领导是不行的，领导包案要看情况，对这种疑难老案要靠第三方的律师去做评估。现在我们重点抓的11个区评估基本结束了，这是做群众工作一个很好的方式。
总要探索一点新的办法，这算一条吧。今后会议的报道也要更多考虑群众从这个会议里需要听到什么，不要写一点干巴巴的原则话。每次会议实际解决那么一两个问题，这一两个问题是群众关心的，新闻报道要把群众最关心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写出来。
问：您刚才说要靠群众去教育群众，靠社会力量去解决群众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也有人提出来，一个城市的发展有时候需要用行政力量，赶快去办这个事情。长期协商，长期谈判，会不会减少或者说减缓行政效率？
俞：更多地探索依靠社会的力量解决群众面临的一些问题的途径，那是不是政府放弃？我们说不是，很多情况下这么做起来比政府直接做效果要好。那么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行政效率呢？那要看什么场合。
要看两种情况。新时期的特点，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所有制的多元化，简单地靠行政命令是要出纰漏的。新时期的特点要求更多地利用协商。我们政务公开是为什么？不外乎是让群众知道。知道了干什么？我们在一起广泛听取意见，在各种意见对比中间，各种意见的交流中间，形成多数人能接受的共识，这样事情才能前进。所以，新时期像计划经济年代那样行政一道命令就推进是不行的。
会不会降低一点做事的效率呢？当然是有可能的。比如我们建一条铁路，周围有些群众受到影响，他们要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表达利益诉求有合理合法的，有不合法但有一定合理性的，有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这几种情况要区别对待。他的要求合法合理的，必须满足他，哪怕造价升高你也得满足。他的要求不合法但有合理性，你必须给予适当的考虑。他的要求不合法也不合理，你得做他的工作。那会不会使进度减慢一点呢？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简单地从事，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带来的时间拖延是更大的。
我们讲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是经济本身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有个社会和谐的问题。经济的发展是要和社会矛盾的解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和谐相一致、相促进的。经济发展的单兵突进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会对社会的结构，对社会的和谐带来很大的冲击。这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教训的。
问：您刚才强调党建工作的制度创新。现在在上海，可能有许多党员都不是在原来体制的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工作。要加强党建工作，您认为该怎么做？
俞：你是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党的组织活动方式要前进。在党的组织活动方式上，我们过去多年都是在单位管的，每个单位有党委，单位管的党员。现在我们上海的文件提出来，党员要一个单位管理，参加多重组织活动。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东方电视台工作，你居住的居民小区，如果有一些需要你发挥作用的地方，有一些活动，那么恐怕你也应该参加一下。党员可能要参加多重的组织活动，比如说农民工，他的组织关系在农村的党支部，他到了上海就要参加上海所在企业的党组织的活动。这就是一方管理、参加多重组织活动。
一个社区的组织活动，不是大家一块学什么文件，这是他单位的事情。大家可以一块讨论社区的事，有的事情通过手机和网络发点信息。社区的党员能不能一起建立一个谈心的地方，社区有什么要研究的问题，社区的党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甚至在网上讨论，都可以。组织活动的方式要多样。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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