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个是1998年克林顿时代，两国开启了中美油气论坛，签署了和平利用核电协定（PUNT）；2004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和美国能源部共同开展了中美“能源政策对话机制”，次年美国能源部还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设立了能源办公室；在小布什政府的后期，财政部长保尔森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合作，中美之间又签订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这三步应该说构成了中美能源合作方面的大框架。

　　进入奥巴马时代，中美能源合作步伐加快，领域扩大，广度和深度上都在加大。

　　合作的领域，已经从油气拓展到新能源、建筑节能和电动汽车等方面。

　　从合作层次看，首先是双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在朱棣文和骆家辉两位部长访华期间，中美决定共同投资建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其次是两国企业都加快了合作的脚步。翻翻近期的报纸，就会看到，美国AES电力公司与中国的华锐风电刚刚签订合作协议，而美国杜克能源也将与中国新奥集团合作开发美国太阳能项目。在不久前吴邦国委员长访美期间，美国的第一太阳能公司（Solar）决定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投资建立2000万千瓦的太阳能发电站。沈阳能源集团将向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天空能源公司（Cielo Wind Power）出口240台风力发电机。再往前一些，2007年开始，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签订了建设浙江三门和广东阳江的4台核电机组的合同。这些消息平时散见于报章，但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中美能源合作有多活跃。

　　而除了新能源之外，中美在传统能源方面也有相当多的合作。

　　曾与中海油竞购尤尼科的美国雪佛龙（Cheveron）公司，现在跟中海油在渤海湾有合作，另外还跟中石油在四川东北部有天然气方面的合作。

　　一个新的变化是，中国公司也开始向美国扩展业务，比如前面提到的沈阳能源集团向天空能源公司出口风力发电机组。刚刚宣布的消息说，中海油已经通过全资子公司，收购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四个勘探区块的部分权益，将赴美国领土探油。

　　最有意思的是，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尼科，最后是被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否决了。现在，虽然中海油的这个并购案还在等待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批，但时隔4年后，美国方面已经不再那么敏感。

　　除了在两国内的项目，中美合作还延伸到了第三国。比如中石油不久前与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签订协议，将在未来20年内从后者手中购买从澳大利亚高庚开采的4500万吨液化天然气。

　　《瞭望东方周刊》：传统能源合作与新能源合作目前所占比例如何？

　　孔博：从绝对值上说，中美传统能源合作必定是大大超过新能源。因为后者目前很多还是意向性的，没有真正展开。比如华锐与美国AES的合作，西屋在中国的核电站。甚至中美合作的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的细节也未确定。

　　因此新能源合作目前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是由于双方政府把新能源都提到了争夺21世纪制高点的高度，两国企业当然也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是，照目前势头，在不久的将来，两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势必会超过在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

　　中国还是要从化石能源和核电方面想办法

　　《瞭望东方周刊》：中美能源合作，不论是传统能源还是新能源，最值得关注的能源领域有哪些？

　　孔博：首先是核电合作，这是中美能源合作中最务实、实质性收益最大的一块。

　　2006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外宣布，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和肖工程公司（ShawGroup）联合体成为中国4台核电机组的优先中标方。根据双方谅解备忘录，中国将引进西屋电气的AP1000第三代技术，建设浙江三门和广东阳江的4台核电机组，合同价值达到53亿美元，计划于2013年投入运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批第三代技术的核电站，一旦建成，中国在这个方面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目前中国核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把这个比例提高到4%。但中国目前运行中的核电站有11个，在建的有19个。照这个速度，中国核电装机量到2020年会远远超过国家中长期核电发展规划制定的4000万千瓦的目标，可能会达到7000万~7500万千瓦。中国的“核春天”无疑为美国核电企业创造了巨大商机。

　　此外，中美在核安全与核废料处理方面也有重要合作。

　　中国核工业目前面临既要快速发展又要确保核安全的双重挑战。在核安全监管方面，美国领先世界。因此，中国国家核安全局与美国原子能管理委员会（NRC）一直有对口合作。在奥巴马总统本次访华的议题中，除了气候变化，核安全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建立无核世界并倡导核安全一直是奥巴马政府的施政理念，防止核扩散也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重要外交目标。因此中美将会讨论两国在全球核安全机制中的合作，特别是在全球“核电复兴”背景下如何鼓励和平利用核能，防止核扩散和处理好核废料。

　　第二个关注点是煤的清洁技术，这主要是指清洁煤及碳封存和捕获技术（CCS）。

　　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以煤为主，因此，如何正确处理煤，对于中国至关重要。碳封存技术目前还在研究阶段，最早也要到2020年才能实现，2030年前后才能大规模普及。而清洁煤技术，美国开展较早，技术也比较领先。目前清洁煤技术约有十六七种，美国在所有的方面几乎都遥遥领先，中美合作大有可为。比如今年8月，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与美国杜克能源公司计划共同开发各种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

　　然后是风电与太阳能，这方面的合作前面已经提到，但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风电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能源，如何使之并入电网并稳定运行，这是中美两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随着两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解决电网有效吸纳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成为两国的共同挑战。其次，在如何将信息化技术引入电网，促使发电商和用电消费者之间能够直接沟通，实现电力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上，即发展智能电网方面，中美两国也面临巨大合作潜力和机遇。

　　还有一块是建筑节能，帮助中国每年海量的新建筑实现节能，有助于减轻对整个世界生态系统的排放压力，因而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另外，中美两国在推广电动汽车，特别是研究开发高性能的电动汽车电池技术方面，有巨大的合作潜能和机遇。

　　最后，我想特别提到传统能源中的页岩天然气或者叫低渗透天然气。由于技术进步，美国在过去两年发展很快，而中国目前还不具备从页岩中开采天然气的能力。中国跟美国的地质结构在很多方面很相似，因此这种技术的应用前景很广。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些领域中，中国方面应当优先考虑哪些？

　　孔博：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市化率约为49%-50%，还将有很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路要走。完全以新能源做后盾，并不现实，像风电目前只占中国发电量的0.3%。还是要从化石能源和核电方面想办法。而从国际惯例来看，天然气的使用率在世界平均为24%，中国只有3.8%，因此很有发展空间。

　　新能源发展虽然时不我待，但在2030年之前大规模使用的可能性很小，目前只有借助国家补贴才能与化石能源竞争，因此是否需要“举国家之力”发展新能源，值得认真考虑。

　　更明智的做法其实是，有选择、有规划、有重点地发展新能源，比如成立一些旗舰公司来专门做，以国家补贴为主，市场手段相辅，逐步培育中国新能源市场，既提高竞争力和科技含量，又避免“一窝蜂”盲目发展和低端竞争、产能过剩才是上策。

　　能源合作恐将遭遇“贸易逆差”

　　《瞭望东方周刊》：中美能源合作目前的主要瓶颈何在？

　　孔博：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对中国在政策上有技术管制，另外随着中国总体实力的上升，美国与中国合作时也会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此外，美国的新能源技术是由17个国家实验室开发出来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由国会直接拨款，因而不能直接向外国转让。

　　从企业层面来看，美国公司重视知识产权，而且出于盈利目的，也不会轻易把关键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

　　另一个潜在瓶颈是贸易逆差，这一点大家还没有完全注意到。奥巴马政府救市方案的关键点就在绿色经济和刺激就业，沈阳能源集团向美国天空能源集团出口了240台风电机组后，《纽约时报》网站上很多美国人就留言说，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拿到中国去。

　　如果美国经济形势持续不好转的话，贸易逆差问题就将在新能源领域出现。实际上，美国许多光伏企业已经开始抱怨中国企业占领了太多美国市场，并试图以中国补贴理由进行市场保护。另外，在美国国会气候立法中，参议院现已经在考虑设置碳关税了。

　　中美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可以说大有可为，但其他领域里中特别两国贸易领域中的摩擦在新能源领域同样会出现。我估计，今年到明年，如果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继续变现为无就业复苏，而中国内需增长缓慢，那么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摩擦可能会升级，并将波及两国在新能源领域中的贸易和合作。

　　如果新能源将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战略制高点的话，中国只有依赖自己研发和培育的核心技术，才能攀上这一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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