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口述经济史：“火山口”上的证券监管

　　口述者：周道炯

　　1933年12月出生，安徽歙县人。1984年12月-1994年3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1992年10月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1994年4月-1995年3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1995年3月-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1995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国务院秘书长何椿霖突然找我说，刘鸿儒年龄到了，要我去当证监会主席，这事李鹏、朱镕基都商量了。后来朱镕基把我找去，说让我马上上任。

　　“3·27”事件对监管的启示

　　刚上任，我就遇到了第一件棘手的事——“3·27”事件，而这一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也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永久案例被记载下来。

　　那是1995年2月下旬，当时中国证券界的头牌券商——上海万国，由于判断错误，在国债期货“3·27”品种上大量做空而面临巨额亏损，之后违规操作，在收市前8分钟抛出1056万的“3·27”卖单砸盘，相当于“3·27”国债发行量的3倍多，“3·27”由暴涨3元瞬间直线下跌0.71元，市场顿时一片混乱。正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出任了证监会主席一职。

　　“3·27”事件在证监会的监管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并组织协议平仓。而在当时，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和中小投资人参与到国债期货市场。据不完全统计，“3·27”事件牵涉利益达上百万人。“3·27”事件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股市极度低迷，上海综指一度跌到了390点，人气涣散。

　　当时中国证监会还在保利大厦，上海“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后，有些期民就跑到保利大厦，闹着要跟我们期货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跳楼同归于尽。还有的打来电话说要炸证监会，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迅速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随后，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也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

　　“3·27”事件让我感到，证监会成立时间不长，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各项制度还需要改进和完善。所以我上任后，首先着重抓了几件大事，一是将两个证券交易所和14个期货交易所收归证监会直接管理和任命干部（此前由地方政府管理和任免干部），将上市公司审批管理由9个部委都管的不正常体制改为由中国证监会一个机构管理。二是根据国务院领导提出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建设思想、组织。三是着手研究和制定了《中国证券期货市场“九五”时期和到2010年发展规划（草案）》，该规划就法制建设、市场规范、加强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人才培养、国有股法人股逐步流通以及建立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等9个方面提出了措施，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促使一批大中型企业上市，稳定了市场。

　　巧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