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农民工：抓得到的现在，看不见的未来

　　“无地农民”和失地农民不同。失地农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其丧失土地过程是显性的，失地农民不仅有一大笔土地补偿款，还会被政府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系，在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顾。但“无地农民”一直处于隐性状态，游离于政府的目光之外，还无法享受到政府的额外关照和重视。

　　近年来，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出现一个特殊群体：“无地农民工”。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新群体：无地农民工

　　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她家因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她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对此，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无地农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说，“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

　　目前，“无地农民工”数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阜阳市政府劳动部门已经关注到无地农民工现象。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汝天彬粗略估计，阜阳市228万外出农民工中有“无地农民工”60万人，估计今后每年有10万没有土地的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以安徽界首市魏窑行政村魏窑自然村为例，该自然村目前共有2200多人，上世纪90年初，魏窑自然村对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分配；当时有五六十名计划外出生人口没有依法缴纳计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即计生罚款），没有分到土地；1990年8月以后出生的人口，也不能分到土地。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干部魏天和粗略估算，截止到2008年底，魏窑自然村无地农民累计人数在400人以上。

　　边缘中的边缘：“无地农民工”不等同于失地农民

　　农村耕地资源日渐紧张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日益逼近的难题，“无地农民工”是由此产生的一个典型群体。汝天彬认为，由“无地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可以看出，农村中土地资源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农村，有的家庭女儿多，女儿出嫁后，剩下两个老人种着10多亩地；有的家庭儿子多，常常10多口人，土地还不到5亩。对于一些人均耕地连0．2亩都达不到的家庭，土地已经逐渐丧失了基本社会保障的功能。务农收入不再是他们日常收入的主要来源。

　　“无地农民工”的出现凸显出土地资源不均衡趋势现象。魏春影说，在他们村，有的家庭孩子已经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了5、6年，脱离了农村户口，但这些人一边领着工资，各种社会保障齐全，名下还有一份土地。这对魏雪侠这样的无地农民工而言，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无地农民工”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和研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分析，“无地农民工”群体分化为三类：第一类能在城市定居并成为市民，有着医疗、养老等保险。在当前户籍、社保、教育等现有制度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能在城市拥有稳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并定居城市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第一类；第二类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随着青春消逝，其就业选择范围越来越窄，甚至面临失业，但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愿回农村，仍选择留在城市，成为城市中的赤贫者；第三类将返回农村，耕种父母或亲属的土地，或者租种他人土地，以此为生。后两类人将可能是“无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去向。在社会经济平稳的条件下，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时，不管他们滞留城市还是返回农村，他们的未来生活保障和养老问题都会面临难题；如果遭遇社会经济环境突变，这些无地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同时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来保障基本生活，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无地农民工”：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基层乡村干部分析认为，土地资源不均衡分配目前还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当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毕业就会选择外出打工，不选择留在家中种地。没有土地的年轻农民的父母都是有土地的，从农村习俗来看，这些土地不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们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保障。所以土地资源不均衡目前尚不足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但以后如果土地分配不均趋势加剧，则无论是回到农村的“无地农民”，还是留在城市的“无地农民工”，都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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