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瞭望：哥本哈根美欧中三大阵营的合纵连横

　　一直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群雄逐鹿、多方纷争的局面，正在逐渐被以美欧中为代表的三种利益诉求所取代。不过由于各国情况的巨大差异，三大阵营的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此次哥本哈根大会上，“跨阵营”的“小合作”或许将会影响会议最终的“大走向”。

　　三阵营大会战俄罗斯靠边站？

　　三强的主导地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从当前的气候地缘政治格局看，美国、欧盟和中国无论是人口总量、经济总量，还是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都占了全球相应份额的很大比重。这虽然给三强的减排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使它们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对比这三强，国际地位同样显赫的俄罗斯虽然是《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排放量实际下降的唯一一个大国，但主要是因其经济下滑，企业和居民排放减少所致，因此无法与三强并驾齐驱。

　　与美国站在一边的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伞形集团”，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它们曾追随美国，在减排上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极力坚持发展中国家接受约束性减排目标。尽管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后来均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使得“伞形集团”形式上瓦解，但在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上，或者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或者由于无力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期的承诺，因而对第二期的严格减排目标没有兴趣，它们仍然会与美国立场保持基本一致，甚至会出现重新聚集在一起的迹象。当前来看，这个集团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有所提高，态度已趋积极，但极力推脱自身减排的责任，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约束性减排义务，积极在公约之外构筑外部应对机制以掌握气候谈判话语权。

　　欧盟经历几次扩大之后，如今已变成一个27国的国家集团。最近，它的成员国全部签署了《里斯本条约》，还选出了第一任“总统”，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增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不仅制定了自身的积极减排目标，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表示理解，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政策是典型的“胡萝卜+大棒”。鉴于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将会继续用一个声音说话，继续成为气候地缘政治的三强之一。

　　与中国站在一边的国家，形成了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1”的阵营。一直以来，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不仅本身地位重要，而且准备充分，与发展中国家沟通良好。于是，中国不但成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而且在“77+1”阵营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发展中国家阵营出现分化

　　几个因素正在促使发展中国家阵营出现分化。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差距日益拉大。以该阵营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到2006年，中国排放总量是印度的4.5倍，人均排放是印度的3.8倍，单位GDP能耗是其1.45倍。如此大的差距，必然导致减排压力和利益诉求有所不同，差距越大，分歧也越大。在中国和美国11月25日几乎同时宣布2020年的减排目标之后，印度舆论就认为这是中美两国的“二重奏”。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说：“现在对印度宣布削减碳排放目标的压力甚至来自于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正在研究这些进展”。

　　第二个因素是受气候变化影响各不相同。对于像马尔代夫、孟加拉这样的小岛国和低海拔国家来说，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对它们有直接的生存威胁。因此，它们支持欧盟提出的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的目标，关心的重点是减缓气候变化。

　　第三个因素是社会体制的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的第一要务，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古巴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态度一直很积极，卡斯特罗在不少场合均激烈批评资本主义体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障碍。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大多为典型的寡头垄断国家，它们更担心全球减排会影响到国际石油市场，进而影响到它们的资本收益。因此它们一般对减排不积极，而强调国际社会应帮助它们改善经济结构。

　　第四个因素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为有限的气候资金进行争夺。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为全球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的资金一直很少，而且施加了很多的条件，如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要求有配套资金等。专家指出，“在国际资金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经济利益产生矛盾和竞争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化也日益严重”。

　　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阵营的“77+1”集团也拥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即发达国家要为人为的气候变化负上主要责任，它们必须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共同的国际正义观和发展权、排放空间的要求，注定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基石不会轻易就会破毁。

　　可以预见，一场以美欧中三方为基本格局的合纵连横大戏即将在哥本哈根上演。

　　（作者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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