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吃住现状调查：窘境背后不该是无奈

　　【“三工”调查】窘境背后不该是无奈

　　——城市农民工吃住现状调查与评析

　　《工人日报》（2009年12月01日 06版）□ 本报记者 白青锋

　　一座城市对一位农民工来说就是一个梦想。不管是霓虹闪烁的豪华饭店，还是大街小巷的摊点小不管是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还是高楼大厦的门卫岗亭，都蕴藏着他们对城市的寄托，对生活的向往。

　　然而，当他们走进繁华的城市，走进喧嚣的都会，他们发现，这里虽然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希望但缺少包容，这里虽然让自己的追求有了结果但不乏窘境。尤其是在吃和面，让他们感到与城里人的差距。

　　吃

　　农民工大多从事高危或脏累的工作，他们是受职业危害最严重的群体。如果他们在食品安全和营养搭配上得不到保障，那将是一种悲哀。

　　【新闻调查】 11月15日，京城入冬最冷的一天。

　　中午，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建筑工地，41岁的齐福生和四五个工友们蹲在一个四面漏风的工棚里吃饭，粗糙的双手裂了不少口子。他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拿着馒头。地上放着一个脸盆大的铝盆，里面盛着白菜炖豆腐，大家默不作声地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地夹着盆里的菜。菜盆的旁边还放着一个广口瓶，里面是自制的辣椒酱，有人时不时地把它抹在馒头上。

　　2007年6月，齐福生从四川来到了北京。通过老乡介绍，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了泥瓦工，每月平均挣1300多元。他所在的公司干的都是转包的活儿，大多都是靠体力。像这样简单的饭菜，齐福生说，“几乎天天都是这样。”

　　“吃得饱吗？”记者问。

　　“馒头管够，但菜就那么多，不够有辣椒酱。”齐福生习以为常地说。

　　“你们是自己做饭还是在外面买？”

　　“菜是我老婆做的，馒头在外面买。”

　　“你们是南方人，怎么爱吃馒头？”

　　“我们当然爱吃米喽，可大米贵呀。买一碗米饭要2块钱，每人最少要吃两碗，就要4块钱，馒头每个3毛钱，吃5个才一块五。”

　　“工地没食堂？”

　　“没有。我们是小施工队，老板不管饭。今天在这干，明天到那儿干，在哪干活儿家属就跟到哪，给大家做菜。吃饭的工友都是一个村的，大家也能将就。”

　　农民工吃饭难，伙食差并不是个别现象。

　　今年7月21日，当地记者在烟台大学采访时发现，这个学校南校区第十餐厅开饭时，有一半是农民工。他们告诉记者，从工地到校园吃饭要走三四里地。因为工地没有食堂，附近也没有饭馆，所以迫不得已才到学校来吃。到这里来吃，既能吃好又能省钱。

　　据说，烟台大学之所以能对这些农民工进校园吃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烟大有10个餐厅，其中3个属于对外承包性质。由于各餐厅竞争激烈，为保证各自的固定客源，对就餐者身份也就没有过多的要求，这些农民工因此当了一回“幸运者”。

　　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但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吃”是芝麻粒般的小事，是最能凑合的了。在他们眼里，吃饱就行，吃得可口吃得安全想得不多。

　　记者曾在上海一工地食堂看到：餐桌上黏糊糊的，满地是肉骨头、鱼刺、蒜皮，苍蝇到处乱飞。脏乱的厨房内污水横流，生肉和熟食放在一个案板上，炊事员身上的白围裙全是污渍……一位湖南籍农民工小声地对记者说：“这里的食堂还不如我老家的养猪场干净。”

　　几年前，全国十多个省市的粮油批发市场上，曾陆续出现过一种叫“民工粮”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左右，而且非常抢手，被大量销往全国各个建筑工地。“民工粮”其实就是陈化粮，是变质的粮食。在相当一部分陈化粮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和黄曲霉素，这些都是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

　　更可气的还有，2006年4月，在北京海淀区的黄庄某工地，11名农民工连续3顿饭发现，自己的饭菜中有别人吃剩下的鸡骨、鱼刺、鸡蛋。事情反映到海淀区卫生局卫生监督部门后被告知，食品卫生法只明确规定，不可提供变质食品，没有规定不可以吃剩饭，所以不算违法。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哗然和全总高度关注，并遭到舆论强烈谴责。

　　【新闻评析】 尽管每一位市民都知道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与生存有着巨大的贡献，尽管每一位市民都或多或少地享受着农民工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最大便利，但是谈到对他们进城后生活的关心与帮助，城里人又返还了多少？仅仅一个“吃”字，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饭碗与城里人餐桌的距离有多大。

　　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1．2亿人左右，而且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据统计，他们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占到50％以上。可以说，过去的20多年里，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农民工进城务工，大多从事高危或脏累的工作，他们是受职业危害最严重的群体。毫不讳言地讲，他们是在用青春和健康来换取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如果他们在食品安全和营养搭配上得不到保障，那将是一种悲哀。

　　令人欣喜的是，记者在调查中还看到，许多企业甚至是民营企业，把农民工的“吃”当大事来抓。在江苏大丰市海聆梦家纺公司，中午时分，近千名农民工们坐在整洁明亮的大食堂有说有笑地吃着免费的营养配餐，而这家企业每周的配餐食谱都由董事长亲自制定……在浙江义乌市的双童吸管公司，农民工的食堂是按照四星级饭店标准修建的，职工们在这里吃饭不但只花2元钱，而且还能看电视能上网……在中建五局重庆分公司，当一大轿车的农民工被派去支援灾区重建时，在他们车后，跟着的是10辆食品保障车……在深圳，政府明确规定，3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建食堂……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

　　事实证明，只要你把农民工当兄弟，难题面前没有过不去的坎。

　　住

　　农民工虽然风里来雨里去地为城市作贡献，但这里却没有属于他们的住房。即使有个栖身之处，抛开是否舒适不说，其安全隐患就让人担忧。

　　【新闻调查】 39岁的翟阳梅已经是第4次来北京当保姆了。

　　每次来，她都是买张T76次硬座票，从天水上车。坐上17个小时，第二天下午四点半到北京西站。每次下车后，她都不急于出站，而是在卫生间梳洗一下，然后吃点自带的干粮。晚上，在候车室找个人少的地方“睡”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再坐公交车去劳务市场找雇主。

　　“为什么睡在候车室？”记者问她。

　　“省钱。四点多下火车再去劳务市场已经不行了。找旅馆吧住不起，只好在车站凑合一夜。”

　　“如果去劳务市场找不到工作你住哪呀？”

　　“不可能找不到工作。只要在那等上两三个小时，准会有人来找保姆。然后跟着雇主去她家，当天就能住在主人家了。”

　　翟阳梅是从甘肃天水市清水县来的农民工，在北京断断续续干了8年的保姆，她对京城的保姆市场“门儿清”，所以“管住”是她对雇主提出的“条件”，否则“不接活儿”。

　　卢盼年可就没翟阳梅这种“讲条件的资本”了。

　　这位28岁的河南小伙儿在南城一个建筑工地当钢筋工。他告诉记者：“来北京两年多了，一直住工棚。虽然冬天有个电取暖炉，但钻被窝时就像掉进冰窖。夏天则像进了桑拿房。”

　　几天前，记者在这个不到50平方米的简易工棚里看到，里面又冷又脏又乱，安全帽、破工服、脏手套扔得到处都是，四张上下铺住了8个人。除了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在北京，还有不少农民工住的是地下室。

　　在东总布胡同某单位的宿舍楼地下室，一直住着许多男男女女的年轻农民工。他们主要是在附近饭店、餐馆打工的服务员和厨师。走进这个地下室就像进了“迷宫”，用刨花板隔成的“小屋”一个接一个，电线扯得如同蜘蛛网，污水垃圾满地都是。“地下室原本没有上下水，不知他们怎么接了上水，下水没地方流只能到处泼。更糟糕的是，地下室没厕所，他们只好在盆子上套个塑料袋，排完大小便后，把袋口一系，随手就仍在院子里了。”一位住在楼上的市民抱怨地对记者说。

　　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后，住雇主家、住工棚、住地下室、住未竣工的建筑物内、住“城中村”。他们虽然风里来雨里去地为城市作贡献，但城市里却没有属于他们的住房。即使有个栖身之处，抛开是否舒适不说，其安全隐患就让人担忧。

　　仅以今年11月发生的“工棚事故”为例：11月21日，武汉市武昌中北路一工地3层工棚着火，30多位农民工的衣物被烧得一点不剩；11月12日，郑州市一建筑工地工棚被雪压塌，两名农民工被砸身亡；11月12日，淮安市翔宇大道附近一两层工棚突然倒塌，4名农民工被压在水泥板下，后被抢救过来；11月9日，杭州市一工地的两层简易工棚因特大雷雨袭击造成倒塌，12名农民工被埋，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市大多居住在简陋的房屋中，29．19％居住在集体宿舍，7．88％居住在工作地点，6．45％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还有12．54％在城里没有住所。同时，由于近几年很多城市市区住宅的月租金一路攀高，再加上水、电、暖气费等，导致居住成本逐年增加，所以农民工大多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农民工一般几个人或全家人居住在20～30平方米的房子内，20．14％的人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室内狭窄拥挤、肮脏零乱。同时周边环境差，交通不便利，安全没保证。

　　【新闻评析】 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已经达到了2.26亿人左右，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城市里的住房保障还是空白。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城市里没有固定的住所，居住的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农民工在干城里人不愿干之事的同时，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出现“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拿钱保命”状况。

　　农民工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矛盾中,农民工问题最为复杂。特别是当他们走进城市后遇到很多不平等待遇,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就拿住房来说，在城市新崛起的高楼大厦中，哪一栋没有浸透着农民工的汗水。如果到头来面对的是“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他们的心理能平衡吗？农民工已经渗透到我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仅是一个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包括进城后的住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在这方面，重庆先行了一步。在重庆南岸区龙门浩街道内有栋“阳光公寓”，里面住的全是农民工。这座“阳光公寓”的前身是一间图书馆，后该馆迁址。2005年5月初，南岸区政府投入35万元，开始将闲置下来的1400平方米改建成有32间宿舍、150多张床位的“阳光公寓”。里面厨房、卫生间、淋浴室，还有阅览室、电视室、娱乐室等。一切公寓应该具有的设施，这里一个样不少，而每个入住农民工每天仅需付1元钱。

　　南岸区区委书记认为，解决农民工住房困难是政府的责任，这责任政府不承担就没人承担。去年，南岸区建成的“阳光公寓”已达到了10座，并且遍布辖区7个街道。南岸区实现了“阳光公寓”在城区的全覆盖。到2012年，南岸区要建成15座“阳光公寓”，容纳超过1万名的农民工入住。

　　农民工住房困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住房的解决需要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目前农民工遇到的窘境，我们虽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绝不该是无奈。只要有决心，就会让农民工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