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做客新华网 新华网 陈杰摄
何建坤专访导读
如何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贫困化 ？
位于南太平洋上的图瓦卢岛原本是个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但如今，那里的国民可能面临灭顶之灾。由于温室气体导致海平面的不断上升，科学家预测那里可能在50年后沉入海底。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真实。本月7日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60亿人都在翘首以待。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减排目标意义何在？全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何建坤教授，同我们的广大网友进行交流。
9月22日，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主持人：最近正在热映的好莱坞灾难片《2012》里有一些骇人的场面，比如断裂的高速公路，爆发的火山，濒临死亡的北极熊，被淹没的地球等等，引起了人们对环境的普遍担忧，甚至恐慌。有网友担心，这些画面有朝一日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吗？
何建坤：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的活动，主要的是大量消费化石能源和森林的开发，从而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大气当中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增加，所以大气当中的温室效应不断增强，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比如说，它会引起海平面的上升，引起风暴潮的增加，引起农作物产量的下降。总体来说，它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的社会经济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由于全球温度的升高是非常缓慢的，最近50年以来大概升高了0.74度，所以未来的升高速度也是缓慢的、不断增加的。因此，它的这种负面影响也是在缓慢增加的，但不排除一些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会增加，气候事件的强度增大，造成的损害也会不断提高。但是不可能突然就发生像好莱坞大片描述的那样，马上就有那么大的灾难，让人类猝不及防。
现在的气候变化的趋势是会危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乃至人类的生存，所以现在国际社会通力合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温度的上升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这些事件就可以避免，也可以避免发生灾难性的后果。
好莱坞的大片主要是给大家一个警示，用一种艺术的手法唤醒和提醒大家，注意保护自己的家园和保护地球气候，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网友们大可不必担心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我相信人类的科技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能够预防和阻止这样的事件发生。
电影《2012》剧照
主持人：听完何教授的这番话，受了灾难片惊吓的网友们大可不必担心了。现在大家都在谈“低碳经济”，那“低碳经济”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低碳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何建坤：当前人类社会要发展，经济要增长，生活要改善，所有这些都需要能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能源的消费也在增长。而目前的能源消费主要是化石、天然气，能源消费的增长必然导致二氧化碳的增加。现在，为了保护全球气候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两者就成了一对矛盾。发展经济要多排、保护气候要少排，为了协调这个矛盾怎么办呢？大家想了一个路子就是“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也就是说我要用比较少的碳的排放来达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就是要大力提高排放单位碳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一方面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多发展一些低能耗的方式。另外，我们要减少能源的消耗，少排放二氧化碳。比如，我们尽量坐公交，在家里供暖、开家用电器尽量节约能源；还比如，换节能灯之类的方式，能够在保证较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减少能源的消费和碳的排放，这就是一种“低碳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消费当中注意消费的行为，尽量较少地消费能源、尽量较少地排放二氧化碳。这不仅是一个好的习惯，而且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全球的气候，应该把它看成一种社会公德来提倡。
将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低碳”也会变成一种时尚，奢侈浪费也会被大家所谴责。我们应该倡导这样一个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从我们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保护全球的气候和我们地球共有的家园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12月2日，志愿者们头戴北极熊造型的帽子呼吁公众关注气候变暖。当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以“共同期待哥本哈根”为主题的环保宣传活动，呼吁世界各国的民众行动起来，加入低碳一族，应对气候变化。新华社发（相梅摄）
主持人：何教授说得非常好，“让低碳成为一种时尚”，从我们自身做起，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前几天中国政府宣布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我们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提出这样“清晰的量化目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的信号。您对此有何评价？
何建坤：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公开的承诺。
根据《联合国气侯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及巴厘岛路线图的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要在当前人均排放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绝对地减少它的总排放量，所以要求发达国家在2012年后，也就是《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之后要进一步、大幅度地减少他们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我们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的总需求量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会有一些持续的、合理的增长。所以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像发达国家一样绝对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要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一定的努力。所以就要求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用尽量少的碳排放来支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因此，中国把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这两者的要求结合起来，选择了这样一个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目标。我觉得从这个目标来看起码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二氧化碳强度下降是一个相对下降的目标，只是反映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提高，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量可能还会有所增加，而发达国家的绝对量是要下降的。所以，我们选择的这个指标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
第二，40%-45%的目标是非常有力度的目标，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目标。这个目标一宣布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要付出的努力和我们所将取得的成效。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最近中欧的联合声明中，欧盟对中国制定的目标表示了“欢迎”和“赞赏”，特别是“赞赏”这个词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目标的力度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以及我们为实现这个目标所要付出的努力的一个很好的肯定。
第三，我们的目标是和发达国家有所区别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体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展现了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所以总体来讲，我们国家公布的这个目标，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12月2日，头戴北极熊帽子的志愿者在活动现场呼吁公众关注气候变暖。当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以“共同期待哥本哈根”为主题的环保宣传活动，呼吁世界各国的民众行动起来，加入低碳一族，应对气候变化。新华社记者公磊摄
主持人：我也注意到，这几天的媒体报道中，中国的减排目标一出台，国际舆论可以说是一片赞誉。就在中国公布减排目标的当天，美国白宫也宣布，美国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这与中国40%-45%的减排目标是否具有可比性呢？您对美国的减排目标有何评价？
何建坤：首先，美国的这个目标是总量的绝对减排，中国的这个目标还是一个二氧化碳强度的相对减排，这有不可比的地方。但是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美国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发达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大幅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到2012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该比1990年减少7%。美国现在提到的2020年比2005年减17%，实际上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4%。而美国2005年比1990年碳排放增加了13%-14%，所以它的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京都议定书》要求的2012年就要达到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公布的这个目标和国际社会对它的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
美国的17%包含了国内的碳汇（碳汇：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同时还包含了向发达国家购买减排量。如果把这两项去掉，都讲与能源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那么美国到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体上和2005年相当，所以基本上没有减。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指标距国际社会的要求应该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我们也可以把美国的这个目标折合成中国的这个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相对减排目标来算一下。实际上，这也取决于它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根据美国环境署所公布的一些信息来给它测算一下，美国大体上是这样，到2020年，它的GDP二氧化碳强度（只讲与能源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大体上2020年会比2005年下降32%左右。从这个指标来讲，我们是下降40-45%，它是32%左右。同比降低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反映了我们在利用能源和排放二氧化碳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改进的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比它差。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有能力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做得更多一些。
主持人：欧盟等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2020年比“基准排放情景”减排15%-30%，中国提出的这个减排目标与此有何联系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
何建坤：IPCC大家都知道，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组织全世界几千名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及代价等各方面进行研究的机构。欧盟根据IPCC所做的研究报告提出：如果要实现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浓度、控制温度上升不超过2度的目标，那么到2020年，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应该比1990年降低25%-40%，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基准排放情景”降低15%-30%，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一起实现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浓度的目标。
当然，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发达国家的绝对量要减少25%-40%，发展中国家是比“基准排放情景”减15%-30%。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基准排放情景”。按照定义就是，在没有把保护全球气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一个目标，没有专门为这个目标制定一些政策措施的情况之下，按照原来的发展趋势可能是怎么样的发展，二氧化碳怎么排放，这就叫原来的“基准排放情景”。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应对气候变化，原来是按照什么样的排放轨迹排放的，现在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大家付出多少的努力要偏离原来的情景，要比原来排放的少。这就叫“基准情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基准情景”的设定也不一样。这是一个比较软性的指标，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或者说是特别规范的标准。
对于中国来讲，怎么设定中国的“基准排放情景”，国内和国外的学术界也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公布了40%-45%的目标之后，很多国家也在关心，中国这个目标究竟是比“基准排放情景”偏离了多少，反过来就是说中国如何设定中国的“基准排放情景”。
我个人觉得应该这样来看，“基准排放情景”的设定应该和我们国家当前的发展阶段相联系，同时要参照发达国家在我们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规律和这个阶段的发展特点来确定我们的基准情景。现在，我们国家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重工业发展得比较快，像钢铁、水泥这样的高耗能产业比重比较大。
国际上大体上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它的能源消费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比如说，日本在1960年到1974年大体上和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差不多。在那一时期，日本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单位GDP能源的消耗量就会增长的。日本在这一阶段增加了23%，也就是说，它的能源强度1974年比1960年增加了23%。韩国大约从70年代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他从1970年到1999年的时间内，他的GDP能源强度增长了45%。所以说在这样的工业化阶段，按照一般的规律来看，能源消费的碳性系数要大于1，也就是能源消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GDP的能源强度是上升的。
我们国家进入本世纪以来，从2000年到200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单位GDP能源强度也是上升的，大约上升了23%。也就是说，2005年GDP能源强度比2000年能源强度大约上升23%，相应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上升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也反映了我们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进入“十一五”之后，一方面我们国家根据我们国内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推进节能减排，另一方面，我们从2006年开始，“十一五”期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国家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制定了2006年到2010年整个“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这既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更是我们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目标。正是我们执行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所以我们发生了“基准排放情景”的偏离。所以，在2008年GDP能源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10.1%。从上升的趋势扭转为下降的趋势。
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而言，什么是我们的发展的基准线？我们可以设定为GDP不变的情况下使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这就是一种偏离，我们的这种偏离是从“十一五”开始的，也就是从2006年开始的。那时我们就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开始采取措施应对，所以今天我们提出的40%-45%的目标也是从2006年开始的。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还会继续沿着“十一五”的工作基础和已经在走的轨道继续加大力度，能够争取到2020年实现40%-45%的目标。
概括地讲，我们现在提出的GDP二氧化碳强度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就是比基准线偏离的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没有什么争议的去理解。
主持人：有网友问，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还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面临着哪些压力和特殊的困难呢？如果我们要实现40%-45%的目标，我们政府还将继续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何建坤：刚才我也谈到，在当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建造，比如说城市、铁路、公路、港口、房屋，所以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当中的共同规律和特点都表明：在这个阶段，GDP的能源强度都是上升的，我们国家2000年到2005年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这样的特点和规律。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要在发展过程当中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所以我们提出了到2020年GDP的能源强度要下降。从现在来看，到2020年之前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国家仍然还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因为这样的阶段一般的国家要持续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来看，我们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是下不来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一方面，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因为我们国内的资源和二氧化硫、粉尘这类的污染会对我们的发展形成制约。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我们要体现对国际气候变化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因此我们也要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使得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断有所提高。所以，现在我们定了这个目标就是必须要改变原有的、世界上所证明的规律，应该说这是一个没有前人的或者说是没有经验可寻的，我们自己必须探索的新型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刚才你所谈到的“低碳经济”和低碳发展道路，这既需要我们有很强的政策，也需要民众全面的参与和企业的鼎立支持。
我们要实现不同于发达国家以高的能源消费为支撑的模式，而是自己探索一条低碳发展的道路，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需要我们自己做出努力的。事实也证明，我们国家也做了很多，我们也有所成效。比如说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从2006年到2008年这三年期间，我们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国家实施了十大节能工程，开展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等。所以，我们从2006年到2008年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10.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也是刚才我所谈到的，我们扭转了上升的趋势，开始下降，偏离原来发展的基准线。
主持人：美国、日本、韩国在这个发展阶段都没有做到，只有我们做到了。 何建坤：对，而且我们的投入也是相当大的，比如，我们关闭落后产能，2006年到2009年上半年三年半，关掉了单机在十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关掉了5400多万千瓦。有的网友可能没有概念，我告诉大家，英国总的装机容量8000多万千瓦，我们关闭的小的装机就达到了英国总容量的70%。这使得我们的能源效率大幅度提高，现在中国煤电厂发电效率高于了美国的平均水平，所以应该说我们的技术进步水平还是非常快的。
另外，我们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如，水电、核电、风电这些可再生能源。这些能源是不含碳的，改变了能源结构后，虽然消费同样的能源，但是排放的二氧化碳就会减少。我们2006年到2008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了60%，平均每年增长16.7%，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我们利用的风电能源2007年比2006年翻了一番，2008年比2007年也翻了一番，2009年比2007年还会再翻一番。我们计划到2012年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现在看来有可能超过1亿千瓦，这样大力度的推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做了大大的努力。为了实现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十一五”期间目标，我们额外增加的投资大概是一万亿人民币。
所以说，我们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的排放，不管是在政策上还是很多具体措施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政策上，我们很有力度，比如，风电装机每千瓦补贴600元钱，太阳能装机每分瓦我们补贴20元钱，每千瓦就是2万块钱的补贴，相当于太阳能核电站装机的1/3到1/2费用的补贴，而且对于太阳能上网还有优惠电价等等。这样大力的推进使得我们国家产生了三年GDP单位能源强度降低10.1%这样的好的效果。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力度，同时也会加大投入来促进我们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最终实现我们所制定的这样的目标。
科学家预测:美丽的图瓦卢岛50年后可能全部沉入海底(资料图)
主持人：来自中国、印度、巴黎和南非与“七十七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11月28日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与会各方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中有关重大问题达成共识，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有何积极意义？
何建坤：在气候变化领域当中，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共识应该是推进全球公平地应对气候变化的非常重要的积极力量。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是四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苏丹是“七十七国集团”的主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七十七国集团”加上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发展中国家取得共识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发达国家能够率先减排和在全球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我觉得这次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会晤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确立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双轨谈判进程不能变。在两年前，在印尼的巴厘岛形成了“巴厘岛路线图“。当时就确立了这样的双轨谈判进程，一个是在议定书下的谈判进程。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的京都签订的叫《京都议定书》，当时确立了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第一个承诺期内他们量化的减排指标。现在，第一个承诺期马上到期了，所以要确定发达国家到2012年以后量化的减排指标。另外一个是在公约下的谈判。主要是针对美国，它没有签署议定书，但是签署了公约，要在公约下承担和议定书下的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义务。还有就是，在公约下确立发展中国家如何采取有效的减缓行动。
所以，公约和议定书的双轨谈判确保了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减排，2012年之后必须继续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现在有些发达国家想混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想取消议定书，都在公约之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一揽子2012年以后的减缓行动协议。如果这样的话，应该说是一种倒退。我们气候谈判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应该维持已有的成果，沿着议定书和公约的框架继续前进，所以公约和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制度和谈判框架，不能够取消。所以这次的四个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认识，要坚持双轨的谈判进程。
二是，我注意到，在声明当中特别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必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发达国家一般都很片面地强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忽视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因为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特别像一些小的岛屿国家，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小岛国可能马上就会淹没。另外，像非洲一些最贫穷的国家，由于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增加，粮食减产，所以使得贫困人口会增加。所以说适应气候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而且发展中国家也要对如何解决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贫穷化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最关注的问题，而发达国家却比较忽视这样的问题。
三是，根据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发达国家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所以发展中国家如果也采取一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的话，必须而且应该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的需求和诉求没有太大的回应。在去年波兹南的第14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展中国家曾经提出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拿出他们GDP的0.7-1%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但是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回应。因此，四个大国同时再次强调要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同等重要，统筹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创新”对“低碳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包括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等。发达国家有责任在发展中国家减排的症结问题上提供帮助。
11月23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人们在自行车专用车道上等待通行。哥本哈根以“自行车城”著称，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或上学，骑车族覆盖了各个年龄层。在哥本哈根市区随处可见骑车族宛如游鱼般穿梭于大街小巷之中，无处不在的自行车流成为这座城市的特征之一。新华社记者赵长春摄
主持人：我们知道过几天，您就要跟随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大会要讨论的焦点问题？
何建坤：我作为中国气候变化代表团的成员，会比较早地先到哥本哈根。应该说在哥本哈根的大会上，全世界都充满了期待，希望哥本哈根大会能够就2012年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取得一致，达成协议。因为哥本哈根大会主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2012年后，发达国家如何采取进一步的量化的减排行动。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到2020年，所谓的发达国家总体上应该比2005年至少减排25-40%。但是从现在发达国家自身承诺的情况来看，距离这个要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特别是美国，差距可能更大一点。这可能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要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二是刚才我谈到的资金和技术的问题。巴厘岛路线图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在发达国家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资金技术的支持下，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国内的减缓行动，大家都称之为“三可”。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也要给予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和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支持的匹配问题可能也是会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三是关于全球的长期减排目标的问题。发达国家也提出到2050年全球未来的温度升温控制在两度，2050年全球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这些长期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发达国家也提出，比如，到2050年比1990年减排80%的目标，实际上这样的目标的确定就为发展中国家也确定了量化的长期目标。
因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大体相当，但是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20%，发展中国家可能占到80%。到2050年发达国家减少80%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减少20%，才能实现全球减排50%的目标，这就给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一个隐含的排放限额。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现在还在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需要一个短时间的增加。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样的长期目标必须有几个条件：首先，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度的减排，如果发达国家近期不减排，他们就侵占了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也不能支撑全球的目标；第二，发达国家必须给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不然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减排。所以说，这样的长期目标对如果没有发达国家中近期的大幅度减排，以及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主要也是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有所限制。所以为了长期目标的限制，必须和发达国家中近期的大幅度减排和资金技术的支持结合起来。
共同期待哥本哈根12月2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一小时”亚洲区活动推广形象大使李冰冰（前中）与志愿者共同呼吁公众关注气候变暖。当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以“共同期待哥本哈根”为主题的环保宣传活动，呼吁世界各国的民众行动起来，加入低碳一族，应对气候变化。新华社记者公磊摄
主持人：最近有一种论调是“哥本哈根大会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中美两国”的论调，甚至出现G2的说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建坤：首先，美国和中国是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大体上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0%，加起来就是40%，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两亿多人口，中国是13亿人口，所以有很大的不可比性。美国应该在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之下，大幅度地绝对减少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义务是采取一些自愿的减排行动，能够减缓排放的增长。所以说两国的责任和义务是根本不相同的。
但是中美两国促进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有助于推进新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减排。所以现在中美两国也签订了关于新能源合作的协议，而且准备合作共建新能源的中心，我想这些都有利于两个国家和有利于应对世界的气候变化的进程。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中美两个国家来决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事务。气候变化的谈判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的，是由所有的缔约方大会决定的，比如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是由100多个缔约方来开大会共同决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不可能主宰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进程。中美两个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一个是发达国家中的大国，在发展中应对的问题和责任以及义务是不一样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域，比如在技术领域，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分歧。中国还是要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能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我们也非常看重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问题，所以不可能由中美两国来主宰气候变化的谈判。
所以说，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G2的提法。可能是有一些误解或者是误导，我觉得这种提法是不恰当的，不能说这两个国家排放得多，把这两个国家同等并论，各自有各自的国情和情况，有各自不同的义务，美国要在整个的公约和议定书的框架下承担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也是在议定书和公约的框架下采取我们自己应该采取的减缓的行动。大家都要在公约的框架之下、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来解决问题，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
主持人：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两个国家能够说了算的，而是全球所有国家都要拿出行动来解决的。 何建坤：对，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同意G2的这种提法，在气候领域中。
主持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被舆论界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您对大会有什么期待和预测？
何建坤：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反映了大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切，和对现在一些进展的担忧。实际上我觉得是这样的，哥本哈根会不可能是最后一次的集会，如果哥本哈根会上有些问题没有谈完，还没有最后达成协议，哥本哈根会议以后还会继续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
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我想这还是一个普遍的共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每个国家不同的利益，也有很多的分歧和矛盾，这肯定是要通过合作和对话来慢慢解决。因为当前在很多比较重大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是有不少的分歧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哥本哈根会议上全部解决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协议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而经过“巴厘岛路线图”这两年来的谈判进展，有些问题也是已经有所共识，或者说是比原来有所前进的。哥本哈根大会上可能也就是总结一下，我们已经取得的共识和已经取得的积极性的成果，把它确定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将来再继续谈判。所以哥本哈根不会作为一个谈判的终点，而是作为一个中间的阶段，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后面的问题还要继续解决。
我觉得应该充满信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还是非常积极地在推进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也在积极推进国际谈判的进程。温家宝总理要亲自出席哥本哈根大会，也表示了中国的积极的态度和为大会所要做的努力。我相信哥本哈根大会会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如果有一些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哥本哈根大会以后也会再继续谈判，继续来解决。总体来讲，我觉得尽管道路是坎坷的，但是还是要充满信心。
何建坤教授简介
何建坤，男，1945年生，现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12月至2007年12月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
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能源系统工程和应对气候变化对策。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科研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能源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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