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意义

    哥本哈根的意义

　　昨天（12月2日）晚上6：30，飞机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降落。云层上是圆圆的满月，因为刚刚下过小雨，地面还稍显湿润。我将会和绿色和平的其他同事一起，作为观察员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一直待到12月23日，回到国内时已经是圣诞节前夜。

　　在今年密集的气候变化讨论接力赛中，哥本哈根是第六站，也是最受人瞩目的最后一站。之前，在德国波恩、泰国曼谷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各国的气候交锋轮番进行，中间还不断地穿插着各国政要在其他平台上对气候问题进行讨论，譬如在意大利的20国集团峰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和最近在新加坡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从新年伊始，气候的话题就从未停止过。

　　记得前几次出差告诉母亲事由的时候，远在山西的她问我什么是气候变化。我说因为烧煤释放的气体导致气候紊乱无序，去年的暴雪今年的干旱都是症状加重的表现，天气越来越暖。她很明白，说现在农历上的节气都不准了。然后她又问，那怎么办，总不能不烧煤吧，家里总得用电冰箱洗衣机的。我告诉她一天内照在地球上的太阳光就够全世界用八年，沙漠里有风可以发电，海边有潮水可以发电。母亲说，那不挺好，我们别烧煤了就行。

　　从2007年年底的印尼巴厘岛开始，世界各国已经用了两年的时间来争吵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再过两周，他们就需要为人类和全球动植物交出一份负责任的答卷。可是，形势还不那么明朗，尤其需要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的发达国家还在推诿。

　　上周，就在感恩节放长假的前一天，美国宣布到202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2005年水平的17%，而且奥巴马也终于计划去哥本哈根参加会议，一来顺道去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二来也彰显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但是这个数据并不能经得起推敲。如果以国际更广为接受的1990年的排放量作为基础的话，这个数据翻译过来仅仅是1990年基础的4%，和美国自己的历史排放劣迹相比，愈发难以拿得出手。

　　第二天，中国也宣布将把2020年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同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接着，印度也做出类似承诺，称将把2020年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20%-25%。

　　在此前，巴西、印尼、墨西哥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表明各自在减少排放和减少砍伐方面的决心和目标。

　　在短视的以化石燃料支撑的经济发展和长远的低碳经济发展之间，这些国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明白，飓风、干旱、洪涝、水源短缺、海平面上升、疾病肆虐等问题一旦进入无法逆转的阶段，再强的经济、再多的资金都无法挽回。在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恶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这些国家都不得不对自己国家和国民的未来产生担忧。而这种噩梦更为紧迫地悬在头顶的，是那些弹丸岛国。印度洋的岛国马尔代夫是目前在气候变化威胁下最先被淹没的国家，在自己已经宣布将达到零排放之后仍然看不到发达国家在减排或资金支持方面的进展，马尔代夫采取了“行为艺术”，把内阁会议挪到水下去开。所有内阁成员，包括总统耐希德全部变成蛙人，潜入水底通过手势来各自发言。

　　受这一活动启发，尼泊尔总理也决定将自己的内阁会议地点选定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这一高一低的行为，都是为凸显气候变化的危急程度，或者被淹或者失去冰川的水源。在10月份进行的气候谈判会议上，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漠不关心和毫无举措终于失去耐心和信念的非洲国家集体离席。

　　但这些来自最脆弱国家的“超常规行为”是否真正赢得了发达国家的同情，还需要在哥本哈根最后这两周才能看得出来。

　　中国同样是在气候变化威胁下极为脆弱的国家之一，不仅粮食生产遭受挑战，扶贫工作也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具有挑战性。今年侵袭北方的罕见旱灾就毫不留情地撕开这个面纱。而进入11月，大范围大强度的降雪又让这个地区真正的雪上加霜。根据11月15日中国民政部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国北方地区降雪过程共造成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宁夏等八个省(自治区)的960多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2人，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

　　我的老家发生了积雪造成的山体滑坡，12个人被埋丧命。这些，就是气候变化已经在此时此地发生的最血淋淋的证明。全球的政客或许不会关心这些生命，他们只关心政治成绩。而真正的领袖是体恤民情体会民心并因此而采取行动的。绿色和平今年在每每有奥巴马参与的场合都打出一幅标语，说：“Politicians talk; Leaders act”。

　　下周二，奥巴马将在哥本哈根轻轻飘过，他的停留时长尚未决定，但是如果仅仅是走过场，来哥本哈根的一片云彩都不带走，我想，这些脆弱国家的国民未来将既无居所，也无法果腹。

　　离会议开始只剩三天，我在哥本哈根想：如果各国的领导人都像我的母亲这么开明，问题就好解决了。（作者单位为绿色和平中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