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根绝“公考”作弊的功夫并不全在考场内

　　在今年3月15日举行的山东省公务员考试期间，一考生用针孔摄像机在第一时间从考场中偷拍出真题，由专人在考场外面接收，做出答案再发送回考场。近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对涉案的12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12名被告人均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一年至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齐鲁晚报》12月7日）

　　有考试就可能有作弊的行为。对于作弊者而言没有谁比谁更无辜只有谁比谁更侥幸。尽管山东省公务员考试作弊事件，并不能成为“公考”在其他省市普遍存在的实证，但一叶知秋，全国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可能还是有的。

　　“公考”作弊还不仅仅是践踏社会公正的问题，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遗毒尤深。一个依靠偷偷摸摸进入公务员队伍里的人，可以想象他今后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拿时有发生的高考作弊来对比，后者只是谋得了一个公交车的座位，而前者却关系到这个公交车的走向。因此，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公考作弊的打击都是不遗余力的。

　　浙江省早就出台了“一次作弊终身禁入”的规定，山东省公考作弊人员也已受到了入狱的刑罚，打击的力度算得上是严格的。不过任何一件事情，假如依靠非法手段所获得的收益大于等于其要面临的惩罚，就会有人不择手段，我们都知道贩毒是要掉脑袋的，不过铤而走险还是大有人在。

　　一种理性、公正的制度设计不仅需要保障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民生权利，更要保障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当“干得多，得的少”成为一种社会分配的常态，人的本能自然会反过来寻找更实惠的职业。虽然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和把握社会政治资源与机遇能力有所不同表现在个人收益上会有差别，但每一个职业、岗位理应受到平等对待和相对公正的利益分配正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必须具有的普适价值观。尽管我们早就打破了权力和权力福利世袭罔替的封建政治格局，但也不毋庸讳言一些官员不但在位时有权力派生出来的政治以及政治之外的福利收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力延续和嫁接的“官二代”现象。而一些非公务人员通过“公考”进入公务员系统，基本上是获得权力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我们所能看到的事实也基本如此，就算把公务员政治待遇的特权抛开不说，在其他领域的福利总和也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值。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眼下闹得民意沸反盈天的内蒙古“检察长豪车事件”，官方有“为了工作需要借企业”的回应。我们没有其他的事实作为依据证明自己的猜疑，权且相信就是“借”来的吧。不过，假如反问一句：企业可不可以因为工作需要向检察院借部豪车呢？公务员借得，而普通人借不得，正是折射出了公务员特权思想以及特权思想所衍生的特权行为的存在。

　　这当然不是制度设计必然出现的产物。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种特权行为只有在有权力的人身上才能出现。这种思想不除，特权行为就不会自然死亡。正像公务员在政治上所享有的更便捷“入仕”的权力以及总体社会福利和收益远远大于社会的平均值，数千人争考一个名额的奇怪现象就没有什么好奇怪是一样的道理。公务员这个职业的确因为有太多的资源分配优势，在一些人来看哪怕靠作弊来获得一张通行证都是在所不惜的。

　　作弊方式从传统的“小抄”到高科技手段的亮相，指望在相对公平的考场里“道高一丈”不是治本之策。就算考场里干干净净了，有关社会“利益集合体”分配在公务员和其他职业之间巨大的差别不能根本消除；干部选拔过多的向编制内公务员倾斜的单一途径不能通衢；权力的有效监督得不到有效保障，也会有人通过其他的渠道巧取豪夺，那几乎是连监督的眼睛都照不到的更黑暗、更悲哀的死角。

　　挖空心思欲由“江湖之远”而“居庙堂之高”结果身陷牢狱，正所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