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窄门”：定义后京都时代

　　哥本哈根“窄门”：定义后京都时代

　　12月7日，哥本哈根冬日暖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现场贝拉中心入口处，NGO将这里装点成了标语的海洋。

　　“你看，连美人鱼都在流泪。”环保组织“地球之友”在会场门口放置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美人鱼冰雕。在这个丹麦有史以来最温暖、不结冰的冬天，美人鱼正在融化，浸湿了衬在其下的整张桌布。

　　这个美人鱼冰雕也吸引了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他一身户外装束，走上前去和美人鱼合了一个影。

　　王石显然更关心中国的政策：“（中国的碳强度目标）与企业、老百姓都息息相关，而且对国内的影响力要更大。”

　　来自190多个国家的1.5万名代表团成员、联合国观察员及5000名记者汇聚此地，为的是共同见证后京都时代的来临。

　　自1979年世界第一届气候大会以来，30年间，多少次或明或暗的较量之后，才有了这一“公约+议定书”的全球大气治理模式；

　　自1995年“公约”生效以来，为达成第一阶段的减排承诺的谈判史，同时也是南北双方在资金、技术方面的斗争史。

　　现实是，京都议定书首期减排实现情况不容乐观，很多发达国家碳排放不减反增。识者指出，我们是在与自己谈判，不是与气候谈判。为部分气象学家诟病的CDM减排机制被指为“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

　　人类或许正陶醉于这与上帝掷骰子的游戏。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我们正站在地狱之门。所幸我们仍有一线机会。如但丁《神曲》地狱篇所言：“我们一起攀登，直到我透过一个圆洞，看见一些美丽的东西显现在苍穹，我们于是走出这里，重见满天繁星。”

　　统一立场

　　“为地球投票！”

　　“我们的气候，我们的未来，你们的决定！”

　　“我们要公平的协议，强有力的协议，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贝拉中心入口外的标语形成了强有力的磁场。

　　“美国就在这个屋子里，中国就在这个屋子里，澳大利亚就在这个屋子里……”一群年轻人一边打鼓一边说唱，希望所有与会国家能够为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努力。

　　“虽然经济发展还是以GDP为主，但中国明确目标之后，不管从宣传力度上、民众观念上和各级政府态度上，一定是向绿色GDP转换。”王石对记者表示。

　　上午近10时，在通向开幕式主会场的过道上，中国谈判代表团代表、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一出现就引来众多媒体上前采访。

　　“（全世界）共同的敌人是气候变化。”苏伟表示，“我们需要加强合作、各尽所能，为应对共同的敌人做出贡献。”

　　“欢迎来到丹麦，欢迎来到哥本哈根，欢迎来到我们面临政治困难的两周。”开幕式上，丹麦首相拉斯姆森开门见山的说，“达成协议就在我们手边。共同努力，我们就会完成必须完成的任务。”

　　虽然事实如此，但是在谈判层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分野是如此清晰。

　　11月27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协调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了外方代表和77国集团代表。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对本报记者说，这次发展中国家的会晤确立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双轨谈判进程不能变，同时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必须放在同等地位，“发达国家一般都片面强调减缓排放，忽视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问题”。

　　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拒绝了丹麦草案提出的2050年把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至一半的要求。随后的11月2日，“基础四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针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共同草案。

　　一位不愿具名的UNFCCC官员12月6日对本报透露说，这份草案的内容是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底线，但是至今处于保密状态、未决定予以公布。

　　“共同愿景”下的差距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目标是“共同愿景”，而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被称为“四个轮子”。

　　COP15关于共同愿景的谈判将在UNFCCC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AWG-LCA）会议上进行。中国谈判代表团谈判代表杨宏伟负责此项工作的谈判。杨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

　　“共同愿景的核心是行动。要促进行动，基础是要体现全面、有效和可持续的实施《公约》的原则。”杨宏伟12月7日在贝拉中心对本报记者说，“谁动摇了这个基础，就会动摇形成共同愿景的前提。”

　　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在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上正在动摇这个基础，“我们努力去克服发达国家在《公约》实施方面巨大的差距”。

　　比如在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减排义务上，发达国家远未完成任务。《议定书》要求加拿大减排温室气体6%，但实际上排放增长约26%；要求日本减排6%，实际增长约7%；允许澳大利亚增长不超过10%，但实际增长约30%；美国虽退出《议定书》，但仍是《公约》缔约方，其排放增长约17%。

　　《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整体至少减排5%，但其实际增长11.2%。“发达国家在减缓方面没有起到带头作用，既想抹杀他们的历史责任，也想转嫁现实责任。”

　　在2009年数轮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大谈长期减排目标，称至2050年发达国家减排80%。其实质却是暗含20%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

　　“这明显是转嫁责任，《公约》生效已经15年，发达国家却只在空谈。”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支持和转让技术方面也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资金与发展

　　中国代表团另一位不愿具名的谈判代表12月6日在驻地对本报说，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声称要求发展中国家亦要做出承担，这些资金要来自于公共、私人或碳市场部门。

　　上述负责资金问题的谈判代表说：“发达国家的做法具有很高的欺骗性和危险性。”《公约》明确规定，应支付发展中国家履行国家信息通报和进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增加的资金。

　　公约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承诺的有效履行。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12月6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说，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拥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发展中国家却是真正的受害者。许多发达国家提出要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内，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有关规定，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杨宏伟说，共同愿景要体现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公平的原则和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中国贫困地区，一户人的电力消费只有一个15瓦的白炽灯，没有电冰箱和电视机，那么他们就不能提高生活水平了？”

　　“发达国家偏离《公约》太远了，我们要促使他们拿出履行《公约》的义务。”杨宏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