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科学的能动司法

　　在当今法学、法律界，“能动司法”或“司法能动”无疑是一大热点。司法能动并非是现代中国的专利，更非外国所独有。其实，能动司法即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内容。中国司法界一代又一代人带着朴素或现代的正义观念，不断努力探索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能动主义，这既是对优秀传统的积极回应，更是对现代法治精神的不断创新。司法审判权是宪法赋予法院的重要权力，如何有效行使、如何准确理解和定位能动司法和司法能动的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要正确处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的关系。传统的观点总是习惯于将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对立起来。事实上，二者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司法能动并非是说司法可以“包办一切”、“包打天下”，而是说司法不应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绝、保持过远的距离，要在必要的时候亲近生活。比如，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如果司法过于被动，那么其后的司法活动就会陷于被动的地位，难以履行职责。司法克制也并非是说法官只能绝对消极、被动，而是说要遵从司法规律的要求，中立、居中、不偏不倚地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事实上，能动司法有的时候会表现为主动。被动性是司法权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司法具有被动性并不妨碍司法能动作用的发挥。司法为了平衡法律秩序与社会正义，在一些时候确实需要司法能动。总之，能动司法有时候表现为主动，但这并不否定司法的被动性特征。司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总之，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其次，要认识到法官是“舵手”和“工程师”。人们总是习惯于将法官看成法律的“工匠”，其实法官更是法庭审理的“舵手”，更是社会的“工程师”。有人认为，法官只应依据现有法律规定作出裁判，具体案件的真相为何则不管不问，这是一种误解。法官应当通晓法律，理解法律的真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法官毕竟不是“自动售货机”。在中国，由于案件当事人并非都是素质很高的法律精英，加之诉讼代理率和辩护率均不是很高，而且又未实施强制代理和强制辩护制度，在此情形下，法官身为法庭审理的“舵手”积极行使诉讼指挥权极为必要，这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平正义非常重要。事实上，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完全符合司法规律的要求。法官是诉讼程序的控制者，但诉讼毕竟是一种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事情，必须要正确处理好司法公正与诉讼经济的关系。如果法官不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引导，就会导致司法成本提高、当事人利益受损，这是违背诉讼经济原则要求的。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的功能并不仅限于解决具体个案的问题，还非常强调司法的教育功能，要通过个案审理达到“教育一片”的作用，起到引导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

　　再次，要认识到能动司法是司法理念的创新。能动司法表面上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但其在新时期被提出来，具有丰富的内涵，绝不限于书本上所谓的“司法能动主义”。人们谈及司法能动主义总是将其与司法审查联系起来，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司法能动主义最初也并非完全如此，更多意义上还是要强调法官依法履行职责。能动司法在当前历史背景下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仅要应对金融危机，更面临着方方面面的社会稳定问题和一些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不强调能动司法，我们就难以履行好职责，更难以履行好使命。因此，能动司法的探索和发展很多时候不仅是政策、规定层面的问题，而且还体现在司法理念、观念方面。

　　最后，司法能动要以依法办案为前提。

　　能动司法必须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能动司法必须要以严格依法办案为前提。发挥司法能动作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符合老百姓的需求。关键的问题是，能动司法不能破坏司法本身，必须要在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办案。脱离法律本身进行所谓的能动司法是误解，而且也注定是不科学的。法律是法院赖以生存的根本，不以法律为依据，脱离法律这条底线，司法就失去了“看家的本钱”。因此，司法活动中应严格恪守法治理性，维护法律的稳定和权威。此外，司法能动不能为一方而动。司法能动是为公正而动、为公共秩序而动，绝不能为一方当事人而动。司法能动应将重点放在宏观政策方面，具体个案中的司法能动务必要把握好尺度。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司法改革背景下，积极探索能动司法模式是必要的，但需要正确处理好能动司法与相关问题的关系，需要始终坚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因为，现行的法律框架是司法能动模式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它能够保证能动司法模式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切合性。只有在准确认识相关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改革，我们的改革成果才能被真正认同和推广，改革才能达到预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