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文本引南北融资大战 哥本哈根瞬间局势突转

　　秘密文本触发南北融资大战

　　一夜之间，局势突转。

　　哥本哈根的“南北战争”突然爆发，导火索是英国媒体获得的丹麦谈判文本。

　　12月8日，“丹麦文本”的传闻突然被苏丹的谈判代表公开证实。确实有一份只在美国、英国、丹麦等发达国家内部秘密流传的谈判案文，基本条款已经写成，只有具体的实施时间留白等待确认，而这份已经深度勾兑的文件并没有递交给缔约方大会。在文件泄露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权”知晓和他们未来命运息息相关的决定。

　　据77国集团+中国阵营主席、苏丹驻联合国大使卢孟巴介绍，丹麦文本规定发达国家在2010年-2012年每年提供平均100亿美元的快速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其余资金依靠市场机制。

　　“我坦率地告诉你们，100亿美元不够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买棺材用。”12月8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卢孟巴说这些尖锐的话时语速极其缓慢，“你们告诉我，世界银行什么时候真正帮助过发展中国家，你们说一个国家出来。”

　　这是当天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留在现场记者并不多，这句话却让全场哗然。卢孟巴代表的是由13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谈判最大阵营。

　　长达2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卢孟巴的语调始终平缓，但是贝拉中心最大的新闻发布会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

　　G77+中国已经在资金问题上形成了坚实的合力：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拿出最少15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2007年GDP的0.5%），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权获得这些资金，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必须得到监督保证落实。

　　而截至记者发稿，发达国家阵营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应对，丹麦官方仍在试图否认丹麦文本的存在。

　　杯水车薪的“棺材本”

　　100亿美元的新增援助资金引起了激烈的唇舌战争。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全球环境基金（GEF）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资金来源依赖各国的捐赠。

　　但是这个唯一的资金机制从1991年《公约》成立到2008年，18年里总共投入的数额仅为33亿美元。从2006年到2010年，该基金计划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仅为9.9亿美元。

　　“美国为了援助华尔街和汽车行业花了多少钱？西方社会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花了多少钱？如果气候变化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他们拿出来的只有这么一点钱?”苏丹大使卢孟巴质问。

　　气候问题的另一轨《京都议定书》下设立了基于市场的灵活发展机制来为减排筹集资金。但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安排也存在问题。来自莱索托的最不发达国家集团主席布鲁诺·塞科利（Bruno Sekoli）告诉记者，至今莱索托这个非洲高原小国拥有的CDM项目只有1个，从中获得的资金几乎为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京都议定书》在第12条第8款做出规定，要建立气候变化适应基金（简称适应基金），主要关注对市场投资者缺乏吸引力的最不发达国家和遭受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国家。该基金的资金来源是CDM项目收益税的2%。

　　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来源和使用上一直存在分歧，适应基金也一直迟迟没有启动。2008年波兹南大会上，最终决定启动这一基金。不过，该基金的主席Jan Cedergren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适应基金掌握的资金积累金额只有2100万美元。

　　这样一来，目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资金规模只有1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公约》秘书处法律事务部主任高风表示。

　　三方对增资问题的立场

　　资金问题是谈判进程的重要议题，如果没有让多方谈判代表满意的解决方案，全球性的气候协定无从谈起。

　　12月7日中国举行的首场吹风会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再次强调了南方阵营的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至少每年拿出其GDP的0.5%至1%。如果用1%来计算，这个数字是每年3000亿美元。

　　而最不发达国家的要求则更多，除此之外，他们要求提高CDM收益税的比例，增加适应基金的资金规模。同时，对航空和航运行业征税，作为补充的资金来源。

　　根据《公约》秘书处的估算，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资金需求为每年1000亿美元，这也是被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一个数字。

　　据欧盟的计算，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1000亿欧元应对气候变化，融资途径分别为220亿-500亿欧元来自国际公共资金；220亿-400亿欧元来自发展中国家国内资金，另外380亿欧元来源于碳市场。

　　可是12月8日，当本报记者追问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席谈判代表特累森（Anders Turesson），在这些资金里欧盟准备负担多少比例，他却玩起了“踢皮球游戏”。“这笔钱现在还不在篮子里面，只是一种政治性的评估，欧盟愿意做出合理的贡献。”特累森绕开记者的提问说，“如果在哥本哈根达成令人满意的协定，我们是有政治意愿提供这些资金的”。

　　欧盟环境委员迪马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该问题处于僵局，“相反，事情发展得很迅速。在任何协议中，资金都是关键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接受快速启动资金的观念，我相信现在协议离我们更近了”。

　　7日，澳大利亚代表伞形国家集团表示，伞形国家支持启动每年100亿美元的快速资金，在2010年至2012年间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行动，尤其是那些最脆弱和最不发达国家。

　　不过，对于记者追问伞形国家对于2020年之前长期融资的立场时，澳大利亚代表团发言人仍未给出明确的答复，他只是表示，“伞形国家支持在金融和投资上的大幅增加，作为后2012年结果的一部分。”

　　在泄漏的“哥本哈根协议文本”中，对于融资方面的“规定”是，发达国家确认在2013年以后，各方承诺将以GDP和减排水平作为基准，定期回顾资金援助的合理性以及资金供应者。

　　对此，解振华再次提出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主张：和减排目标一样，资金援助也必须是可报告、可监测、可测量。

　　这个主张得到了《公约》执行秘书伊沃·德波尔的认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跟踪机制来确保工业化国家确实遵守了各自的资金援助承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位联合国气候变化最高官员表示。

　　可以预计，接下来的10天里博弈还会继续。（袁雪,周馨怡）

　　资金之争的和解之路

　　哥本哈根的南北战争突然在资金问题上爆发。

　　谴责、声讨、游行……愤怒情绪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诉求：现有的资金机制已经无法存续。

　　怎么扩大资金规模，满足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求？如何确保发达国家信守资金援助承诺？资金的分配如何才能做到普及和公正？泄露的丹麦谈判文本里无法找到答案。

　　12月8日，本报记者访问了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UNFCCC）的专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伊沃·德波尔（Ivor de Boer）。

　　需建机制确保

　　发达国家履约

　　《21世纪》：现存的资金援助机构根本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是否需要建立新的机构来提供更多的资金？

　　德波尔：在未来的3年里，我不认为我们会建立任何新的机构。

　　长期来看，是否要建立新的资金援助机制，可以说是现在谈判的核心议题。对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在《公约》下直接建立新的资金援助机构，而发达国家则更希望在已有的机构基础上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争议背后的实质是，应该怎么管理这些资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是资金的管理要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如果能确保这一点，就不必非要把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

　　《21世纪》：另外，怎么保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也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

　　德波尔：我想哥本哈根大会上至少会达成两件事。首先，发达国家对短期的资金援助所做的承诺，其中资金来源会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计划中列出的不是（发达国家）共同的资金援助承诺，而是单个国家会贡献多少资金。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们不知道到底哪个国家要拿出多少资金。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跟踪机制来确保工业化国家确实遵守了各自的资金援助承诺。

　　资金援助不应分国家

　　《21世纪》：美国和欧盟先后提出，要向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而不是把发展中国家视为一个整体。这就会把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排除在外，违背了这些国家的基本利益，这会不会造成谈判的破裂？

　　德波尔：不同的资金援助机制和项目会在不同领域涉及不同的国家。如果你看一下《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就会发现，清洁发展机制提供的资金80%流向了大概8个国家。而这8个国家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国。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基于市场的资金援助机制非常适合这些国家，但是对于小国来说，效果就不那么好了。另外，大国也更容易获得私营部门的资金，相反，很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则主要依赖公共资金获得援助来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需要适合不同国家的不同资金援助方法。我希望在未来的10天里，对这个问题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答案。（周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