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漆菲发自北京 12月7日凌晨两点，21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李木子抵达哥本哈根。来不及倒时差，她便赶往位于南部市郊的气候大会主会场贝拉中心。
此时的哥本哈根天寒地冻，但挡不住与会者带来的热火朝天。由联合国组织的青年代表团要求每个国家派一两名青年代表参会，然而中国一口气到场了40多名大学生，他们来自18所学校和20多家青年机构。
作为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青年志愿者，李正是中国众多青年志愿者中的一员，她以观察员身份进入了气候谈判会场，除了参与各种环保请愿游行，她更有机会向国内直接报道气候会谈的进程。
“我希望让世界了解中国普通人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思考。”这两天的李木子无比繁忙，但在电话中她仍掩不住兴奋。
李木子：只想小小地揣历史一脚
与哥本哈根结缘，李木子将其归因于巴厘岛会议的一段视频。该视频呈现的是巴厘岛会议的最后一刻，“当世界各国都开始指责美国，当大会主席掩面哭泣，当图瓦卢代表声色俱厉地叫美国‘get out of the way（滚出去）’时，我感到体内一阵热血沸腾——也许那就是我此行的心理原因。”
曾任清华大学学生绿色协会副会长的李木子，过去从事了许多校园环保宣传活动的组织和策划。“与校园社团活动相比，到了真正的环保NGO组织，才让我体会更成熟和更制度化的管理与磨练。”
为了准备哥本哈根之行，李木子与其他几名中国志愿者在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接受了两周培训。培训内容千奇百怪，除了了解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基础信息，还有摄影、摄像、写作和与中外媒体交流的训练。“有些像上课，有些像做实验，有些更像聊天。”
不过到了峰会现场，李木子还是傻眼了。“本以为参加国际会议，大家都是西装革履一本正经，没想到一进会场就看到一个人肉闹钟。”她说的“闹钟”是指志愿者身着闹钟的衣服——提醒人们时间不多了。
吸引眼球的还有地球之友组织搬来的一座美人鱼冰雕，环保主义者借用不断融化的美人鱼提醒与会者必须在哥本哈根达成协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则在场内的必经之路竖起红、绿两道门，分别代表“全球变暖”以及“马上行动”，而过路的各国谈判代表无一例外选择从绿色的一道门走进会场。
李木子的第一个行动，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名志愿者一道敲锣打鼓高呼“我们的气候，你们的决定”，整齐划一的动作和声音让许多人为之侧目。这段制造“噪音”的举动吸引了众多媒体的长枪短炮，很多参会人员也驻足观看，直到众人入场后这一行动才告一段落。
此后，她又心急火燎地奔去另一场游行，在经过其中一个发布会场时，一位来自斐济的志愿者Lia正在发言：“50年后，我希望我的孩子——可能那时候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能够继续享受小岛生活。”这时，Lia突然哽咽。木子在一旁听着，心情很沉重：“斐济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一时疏忽就可能会导致几十年后他们的亡国之痛。”
在李木子看来，本次气候大会不仅是政治游戏，也不仅是经济利益纷争，更牵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历史正在悄悄走过我们身边，我们不能站在前面拉着它往前走，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小小地踹它一脚，希望能一点点地让它改变角度，向着可持续的未来走去。”
李雁：NGO是翻译机、是播种机
与初入气候殿堂的李木子相比，绿色和平资深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已然习惯了这个国家间角力的战场。
“在波兹南会谈（COP14）期间，博客访问度最高的人，不是最后一天来演讲的戈尔，也不是促成欧盟达成减量承诺的沙吉克，而是李雁。”李雁笑着告诉本报记者。
在海外，李雁被描述成中国非政府组织（NGO）的新形象。而在她自己看来，“这在绿色和平大家庭里，属熊猫级”。过去，她将大量时光消耗在气候谈判会场里，跟决议、草案和同声传译打交道，辩论、写作多过挂横幅、策划活动。
少年时，李雁热爱地理和生物，理想是“做达尔文那样的博学家，或者是联合国秘书长”。怀揣着这样的理想，1997年，李雁考上北京大学城环系环境学，2001年，李雁留在本系读生态学硕士，并首次接触到“气候变化”问题。自那时开始，李雁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将是全人类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
硕士毕业后，她进入北京市环保局工作，从事环境宣传教育，虽然有趣，但跟她的想像还是略有差距。2006年，在对气候变化议题的热情驱使下，李雁到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工作。上班第一天，她便收到了这样的问候：“欢迎！请系好安全带！”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李雁就作为喜马拉雅冰川考察队最后入队的新丁，被“发配”到了西藏。
此后，体力孱弱的李雁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除了接触各种极限冒险运动，更挑战她的是“处于政治文盲的时候就被拉去参与国际谈判”。
首次去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是在德国，时长两周。在那里，李雁的头脑和体能都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漫天飞舞的英文缩写术语，李雁均不得其门而入，她感觉自己被信息的洪流裹胁，而且她并不明白周围的人为何兴奋、为何愤怒，“大家就是照着稿子念”。
此时的李雁有过抵触情绪，她并不知道自己能发挥多大作用，一度还怀疑“谁真的关心气候链条会灾难性地断裂？谁在乎环保团体观察员的大声疾呼？”在那段时间里，她甚至这样反思自己的角色：“与其说像守护天使，倒更像鬼魂，漂泊萦绕，妄自焦虑。”
后来，她才慢慢了解字纸背后的目的，了解到气候谈判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坏人”，每个国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空间做唇枪舌剑的暗战。
在经过巴厘岛会议的洗礼后，她突然明白，正因为在谈判的脑力角斗场里，真正在乎保护气候的人不够多，才需要NGO观察员不断上紧发条，把外部世界的痛苦现实带到相对封闭的政治圈子里去，带到在游戏规则中经年累月高度技术化、日趋麻木的外国政客面前。
“在国际谈判会场上，NGO是翻译机、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李雁这样说。
在她看来，作为一个观察员，必须摒弃后青春期的厌恶情绪，学会一整套政治外交语言，必须锻炼脸皮和嘴皮发展出收集和散布信息的本领，必须保持学习的饥饿感、尝试了解每个重要国家陈辞背后的理由，尤其是要更了解自己的祖国……
如今，她不但协助从中国来的志愿者、冲进波兰的煤矿场贴标语抗议，也会在气候会谈的国际记者会上，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身份，表明要求已开发国家应立即承诺减量的立场；在面对外国媒体的狂轰乱炸时，选择合适的方式扭转对方的偏见和质疑。
王克：谈判是求最小公约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博士王克在10日这天踏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飞机，他将参加各国气候研究人员的会议。出发前，身兼数职的王克还在准备手边最后几份报告。这几天，除了观察谈判活动本身，发布人大项目组的研究成果，王克还受工业秘书处委托评估公约中的一些效果。
王克进入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比较偶然。2000年，当时他的老师邹骥担任了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谈判代表，王克加入了研究团队，此后便一头扎进了各类气候问题研究中，而他所在的研究小组走的是非常规道路，“先接触政治谈判，再回来研究”。
起先，王克并不能理解气候谈判为何会如此冗长、拖沓。“几小时的会，就为了一句话，或者为了一个条文，最后报废。”真到谈判时，不论看起来多么温文尔雅的人，都会争得面红耳赤。骂脏话，摔板凳走人是家常便饭。在王的印象中，他的老师邹骥有一次就很愤怒，一言不发，拎着包直接走了，后来被其他人劝回来接着谈。
令王克印象最深的是巴厘岛谈判。各国在最后一天做决议时，中国政府对此仍有异议。此时中国官员被印尼环境部长拉去开小会，另一边想要强行通过决议，急得中国谈判代表一路小跑过去表示抗议。
后来，他摸熟了规律，谈判过程中不仅仅是语言沟通问题，而是要理解西方的思维和逻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的谈判多少带着一种策略，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求最小公约数。”这就意味着谈判各方把所有观点摆出来，有交集的和共识的才能形成公约。即便其中需要大家的相互理解和妥协。
当年的中国代表团虽然是“Mr．No”，但留下的谈判遗产依然让王克觉得很有价值。“气候谈判是缓慢而长期的过程，现在的谈判内容包容万千，从环境，经济，到国际关系，国际贸易，需要各方面通力合作。”而王克所在的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技术转让方面的调研，就是在新形势下夺回主动权，能够向西方先出招。
“哥本哈根有一种全民盛宴的感觉。作秀也好，吸引眼球也好，只有关注越多，才会有越多的人希望参与。”王克这样说。对他而言，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谈判工作，都会是一个持续发酵到厚积薄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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