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王世襄：为赎中华国宝还 悬金求索不辞艰

抢救中国流失文物的先行者

　　　　——追思王世襄先生

　　王世襄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中国文化又少了一位大师，我们的悲恸之情难以言表。

　　王世襄先生不仅仅是鉴赏家、收藏家，更是一位有文化尊严感和责任感的大学者。整整6年前，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先生获“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因为他创造性的研究让一些被埋没的中国文化向世界重新绽现文明和智慧的光芒。王世襄先生创造性的工作还在于他为抢救流失文物做出的贡献，他是抢救中国流失文物的先行者，这一点不容忽略。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也进行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的文化侵略。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抗战结束后，王世襄即参与了防止文物外流和抢救流失文物回国的工作，可谓劳苦功高。

　　此事可以追溯到1944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由当时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先生负责，主要工作是编制《战区文物保存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位置，防止文物和古建筑毁于战火。因为参与作战的还有美军，这份目录的翻译、校订即交由王世襄完成，当时他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助理研究员。抗战结束后，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使命结束，遂改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清理、接受、搜集战争中散失的文物，并编制《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

　　1945年10月由马衡、梁思成推荐，王世襄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时年31岁。抵达北平后，王世襄在《华北日报》向社会各界通告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和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王世襄在《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里说：“自公元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受保管，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主要涉及：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收购收藏家郭葆昌瓷器；追回美军少尉非法接受的日本人瓷器；收购长春存素堂宋至清代丝绣；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的故宫文物；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等。

　　这些珍贵文物如不能及时收回，恐早已流失海外了。但更有开创性的，则是赴日本追还战争中被劫掠的文物。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和《文物损失数量估价表》统计，战时中国被掠夺和被摧毁的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三百六十万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王世襄被派赴日本，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交涉追还战时被日本劫夺的善本书等文物事宜。

　　初到日本，王世襄就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善本书的情况。这批善本书大多原属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的藏书世家，如吴兴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金陵邓氏群碧楼、番禺沈氏等，为避战乱而放到上海旧书摊出售的旧藏珍籍。中央图书馆购得这批善本书后，大部分运至香港，准备装箱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时，不幸遇香港沦陷而被日本海军掠去。1946年，经过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查找，这批书终于被顾毓秀先生在东京市郊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随即转存东京上野公园和驻日本代表团的驻地。王世襄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1947年2月，经向日本政府正式交涉和多方努力，106箱善本经横滨用轮船运回上海。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陆续归还了纳粹在欧洲各国抢夺的各种珍贵艺术品。但是，根据当时联合国的多项苛刻内容的规定，以及美国占领军当局的阻挠与日本政府的有意抵赖，文物追讨工作成效甚微。战争中被掠走的其他大量珍贵文物，如今依然未能完璧归赵。但不可否认，王世襄当年的工作难能可贵，无疑有开创之功。

　　2002年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成立，邀请王世襄先生担任顾问，他欣然应允。他说，被掠夺的文物，如龙门、云冈石窟被盗掘的文物，应该无偿追回。这些文物必须归还回原地，因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根在国内，是上下相连的。王世襄先生对成立一个以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的公益组织颇感快慰。兴奋之余他赋诗一首：为赎中华国宝还、悬金求索不辞艰。一朝展馆容瞻赏，万众欢欣尽笑颜。

　　当时王世襄先生年近九旬，几乎不出席各类活动和公开露面。但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的活动他逢请必到。2003年1月开抢救流失海外文物论坛，王世襄先生在会上发言，他说流散文物，如书画、雕刻艺术品，看来要拿钱往回买。此前我们错过了很多机会。如果有很多专家认为有必要买，就不要耽误，不要有顾虑，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私人手里的文物只能拿钱买，否则别人又伸手了。但他也义正言辞地说：50年之后，中国一定在最强国之列，要凭威望要回来，凭财力要回来。这些话至今绕梁不绝、振聋发聩。

　　岁月无情、人世沧桑。就在前两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平山郁夫去世了。平山郁夫先生在日本国内和国际都有很高的威望。与我们有关，源于他倡导的文化财红十字，即保护战争中的文化遗产。作为一位中日友好人士，他曾帮助我们开展唐鸿胪井碑研究，还提议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先驱梁思成先生在日本奈良树立铜像。可谁能料想这两件事尚未完成，他竟撒手人寰。王世襄和平山郁夫，我想应是同一级别的大师。他们的理想殊途同归，虽人生境遇迥然有异，但伟大的人格成就伟大的事业，都令人敬仰。两相对照，也颇感命运对王世襄不公。回想他曾说过：文物招灾惹祸，我被公安局关10个月，被故宫开除。顿感无法释怀。但往事不能重来、未来无法假设。

　　且让我们对那些年逾古稀、依然奔波操劳于未竟事业的大师们给予更多的善待、推崇和敬意。没有他们，或许中国文化不知又会有什么被埋没。一想到他们，忧思如潮。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 牛宪锋）

　　2009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