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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我不是脱胎换骨 只是借水行船(组图)

来源:外滩画报
2009年12月15日17:08

孙红雷在影片中饰演巡逻队长张三
孙红雷在影片中饰演巡逻队长张三



张艺谋在《三枪拍案惊奇》里大胆地起用了二人转的班底
张艺谋在《三枪拍案惊奇》里大胆地起用了二人转的班底

  专访张艺谋--“我不是脱胎换骨,只是借水行船”

  在《三枪拍案惊奇》中,导演张艺谋大胆尝试了各种元素的混搭,除借用科恩兄弟的惊悚剧本外,他还令人惊奇地将小沈阳、东北赵家班,武林外传班,油泼面、年画、红肚兜等各种中国元素杂糅在一起。也正是这些元素,使该片饱受争议。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认为,此前他执导的北京奥运会成功在于混搭,“以我的年龄来说,作为一名导演,我愿意去尝试所有的混搭、乱炖,这是有益的。”

  文/ 李俊 文字整理/ 杨若愚(实习生) 摄影/ 胡滢

  从下午18点到深夜零点,张艺谋一直在酒店套房里“做台”。

  记者走进房间时,上个采访者还没结束。张艺谋稳坐在那张太师椅上,表情不变,没有寒暄,直接说:“下一个,好,接着来吧!”

  他手握汽水瓶,瞅着空,喝两口提神。旁边的桌上,空了两罐可乐、一个汽水瓶。

  疲劳、重复的宣传持久战,并没影响张艺谋的状态。最近一周,他重复最多的话,是关于近期公映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

  有记者问出重复率最高的问题时,旁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皱眉,嘀咕,张艺谋则照旧像第一次,慢条斯理,有铺垫、起承、转合地再回答一遍,还不乏生动、活泼的举例说明。

  《三枪》的编剧徐正超告诉记者,张艺谋是他见过的,最能控制、把握现场,又超级有耐心、能控制自己情绪的导演。在片场,他从来没见过张艺谋急躁、发脾气;张艺谋会主动去和演员交流,“咱们能不能这样……”

  “坐在他身边,我分析他其实也着急,但就是能沉住气。” 徐正超说。

  开创国内商业大片,从《英雄》到《黄金甲》,对张艺谋的争议从来没有停过。息影3 年,他打造了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

  现在,他又挑战自我,第一次为贺岁档拍了部喜剧、惊悚影片《三枪》。该片改编自科恩兄弟的黑色惊悚片《血迷宫》;在绚丽、高饱和度的画面中,他带着东北二人转演员登堂入室。从小看东北二人转长大的孙红雷,认为张艺谋是剑走偏锋,一度担心不高级,闹剧、无厘头的行为会转移概念。

  这次,张艺谋的确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大俗大雅”的争论。端坐太师椅,一方面,他向记者承认自己还有点“人文为大”的精神追求,凡事想着不能太过、不能失分寸;另方面,他立意《三枪》就在取宠观众,营造笑点。他表示:“如果观众说,大部分都庸俗,那只能栽了,栽了就栽了,能怎么办? 你只能说:我是想高级来着,只是没做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小沈阳来了

  制片人张伟平是“卖萝卜”的,张艺谋负责 “种萝卜”。前者对后者提过两个创作上的建议。

  第一次,张伟平给《满城尽待黄金甲》支招,起用周杰伦。

  这一次, 张伟平替张艺谋挡住了江志强拍《英雄2》的建议。“我知道艺谋肯定不想这么干,这是典型的商人想法”。张艺谋想翻拍《血迷宫》,作为投资人之一,他从贺岁片的角度提了一句,“那就再加点喜剧吧。”

  “怎么加?”

  “找小沈阳来演,不就是喜剧了吗?”

  张艺谋没接这个话茬。2周过后,他告诉张伟平:“行,那就用小沈阳吧”。

  在这2周里,张艺谋已通盘计算了这件事情的合理性。

  “其实我这个人不用劝。不合理的建议,怎么劝也没用,我是一场戏、一场戏地来分析小沈阳这个人物,到底有没有让他演的可能性,”张艺谋告诉记者。

  2009年除夕,张艺谋守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当镜头切到小沈阳的脸上时,张艺谋说了一句:“这家伙是个好演员。”

  小沈阳的成名靠男扮女装,演小人物、小丑、奶油小生,这也是争议之处。张艺谋犹豫,到底用不用他的强项:“有人认为小沈阳假娘娘腔、俗,但又有年轻人喜欢。就像李宇春这样流行人物,你不能请专家坐而论道,在这个现象里说大道理。年轻人就是带着有点叛逆喜欢,和你们老同志不一样。”

  最终,张艺谋把小沈阳塑造电影中的奸夫李四。用导演的话来分析,这角色就是个怂人,胆小如鼠;遇上了一个命案现场,他的性格迅速转变,去清理、扫尾,来证实他对那个女人有担当,哪怕这是一个荒唐的误会。

  张艺谋认为,正是相好的老板娘(闫妮扮演)哭的那番话刺激了他。在片中,闫妮哭着对小沈阳说:“我知道你胆小、心软,咱俩的事情你担不起”。和小沈阳谈剧本时,他认为,闫妮对小沈阳的放弃,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如果闫妮骂他:“你就这个熊样”,他肯定无动于衷。“他天天被人骂,都习以为常了”。但是闫妮这句:“我知道你替我做不了什么,我也不指望你。”正是这句话,加剧了小沈阳对闫妮杀夫的误会。

  “这些比要把情节想清楚更重要,情节补充完整很容易,可以这里死一个人,那里来一个梦。”张艺谋认为,“但是小沈阳不能这样,他身上有那么多绝活,来回就和耍宝一样,但一直耍到底,也会把他毁了。”

  张艺谋答复张伟平的同时,开始给小沈阳打去了电话。

  赵家班来了

  要用小沈阳,绝对不能用一个。张艺谋很快发现,“必须红花绿叶,一大堆人来做一个喜闹的电影”。

  3月初,沈阳还是冰天雪地。张艺谋去见了赵本山,在他的刘老根大舞台看演出,圈定了把毛毛、程野、王晓华以及赵本山本人来参演《三枪》。

  也是这时候,徐志超接到了张艺谋的第一个电话。他是赵本山班底的幕后创作重要人物,担任本山传媒副总裁兼创作总监,赵本山、宋丹丹的春晚小品《策划》、《火炬手》都是他担任编剧。

  按照《武林外传》导演尚敬的观点,“张艺谋的工作方式非常特殊、也很务实”。 他看准了一个题材之后,会先找一个高手走第一稿。《三枪》的第一稿编剧是史建全,擅长写惊悚、悬疑。然后,他拿着史健全的剧本打底,不断再找人讨论。直到确定用二人转的班底之后,再根据这些演员的特点,找他们擅长的噱头、趣味、包袱,由徐正超修改、润色。

  在徐正超的印象里,“张艺谋也是个谨慎的人,找编剧也在一步步地试探。”张艺谋起初在电话里和他说了几场戏,让他写出点喜剧元素来。过了几天,来电话,让他写出一条完整的喜剧线来。最后,张艺谋才把整个剧本交给他。

  徐正超是典型的东北人,语速快,非常幽默。和名导合作的机会来得太快,他一开始写剧本时有所顾虑,心情复杂:听说这个是古装戏,担心会不会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冲突;小沈阳加入了,如果还写他拿手的娘娘腔,会不会太过于重复了,别人会怎么想……

  “没必要想那么多,你就撒开了写,往野里去写,自己要写得开心、舒心。千万别还没动笔,就先把自己束缚了。”张艺谋对他说。

  徐正超的剧本写得很顺手。片中的主要演员小沈阳、孙红雷、闫妮,他都很熟悉,“等于是自家人写自家人,生活里的很多性格、细节都能放进来,很好弄。”

  有人也担心剧本的小品、二人转味道太浓,徐正超说:“熟悉东北二人转的人,会觉得有些套路,这是惯性使然。导演的要求就是开心,要的是‘笑果’,我就服务于‘笑果’,而不是拘泥于形式。”

  6月份,剧组开进张掖外景地,徐正超成为蹲守现场的编剧,全程陪着导演。张艺谋调侃,徐正超是全剧组压力的最大的人,因为他经常会临时改戏,要求写一段2分钟的戏,必须至少笑4次,明天中午就要,“这种才华是急也急不出来的。”

  不过这些到了徐正超嘴里,变成了轻松,“我经历了春晚的魔鬼训练,这些压力真不算什么。”他的原则是,笑果不是死乞白赖地憋出来的,顺应情境就是了。

  武林外传来了

  张艺谋的御用幕后班底里,还多一个外来客尚敬。

  因为执导了《武林外传》,尚敬被封为后现代喜剧的掌门人。今年年初,他接到张艺谋的助理打来的电话,大意是,张艺谋准备拍一个喜剧,要不要一起合作。当时,尚敬小小地犹豫了一下:他手头上正在准备做别的片子,有好几个戏都正在挑选,有新的电视剧,还有以前拍过的续集。

  他拿不准主意,找了几个朋友,问了一圈意见。所有人几乎想都没想,说了同样的话:“当然应该去喽,多难得的机会”!

  尚敬说:“我负责搞笑,顺便对剧本配合一些磨合,怎么让它变得更有现代精神,对现实人性多一些关照。”他在剧组挂着喜剧部分导演的头衔,但他认为,自己是个给导演帮忙、出主意的。

  从在剧本阶段,尚敬开始进入,和张导演一边修改剧本,一边提建议,磨点子。此前,他看过东北二人转表演,但是等导演张艺谋从东北转了一圈回来,选好了演员之后,就告诉他:“你也要再去熟悉一下二人转”。

  尚敬奉命到了沈阳,专门去刘老根大舞台去看戏。那时,赵本山也在,看了一个晚上,也乐了一个晚上。

  等整个拍摄队伍都开到拍摄基地之后,尚敬要替张导演先熟悉演员、调整演员的状态。最初的几天,他挑了几场面馆里伙计和老板娘之间的戏,让他们试着对词。那时候,他发现王晓华是非常好的二人转表演家,充满魅力,但她不太适应剧本、没有状态。

  “提出换演员的事情,张艺谋导演很为难,毕竟这是本山团队的成员,但几经商议,还是决定换人。”在尚敬的推荐下,闫妮火速入组了。为了请动闫妮,张艺谋特意给空政文工团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自己用钢笔手写了满满2页纸头。团长收到信,才决定让正在排练话剧的闫妮先来救场。

  “从理论上说,惊悚和喜剧的结合,效果最奇妙”。尚敬认为,张艺谋拍《三枪》的精妙之处,在于谋了一个新奇的局,把乡土气的二人转变得有时尚性、现代感;“惊悚、喜剧的两股成份,会达到反向的融合”。

  和很多人一样,尚敬见到张艺谋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改编《血迷宫》?”得到的答案是,他就喜欢科恩兄弟的作品,想让这部血腥、疏离的作品,变成另外一个模样。尚敬说:“其实,商业电影更有很多成熟的套路,但是张艺谋没有按照自己成功的套路走,而是继续去找其他的东西。”

  20多年前的《血迷宫》讨论的就是人与人的疏离感,彼此无法沟通、异化,无论怎样沟通,事情反而会像滚雪球,异化越来越大,恐怖也越来越大;想销毁罪证,血腥就也就越来越大。尚敬说:“现代人的沟通方式多了,但是困难仍然存在,现实中掩盖着很多真相,所谓的真相,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在喜剧方面,尚敬认为,张艺谋导演甚至还可以再大胆一点,“他很谨慎”。

  B=外滩画报 Z=张艺谋

  喜闹剧离我最远,我就选了这个

  B:《血迷宫》里,有一些经典桥段,都在《三枪》里看到了,比如老板死后,血怎么滴下来;填埋时,尸体活过来;以及凶手的手被钉在板上……保留这些桥段,是出自你个人的喜欢,还是其它意图?

  Z:我是想向科恩兄弟致敬吧。当然我也可以去改变情节,把它留下来,的确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另外我们本来就是购买版权重拍,不能因为加了很多自己的处理,就让大家全然不认识了经典了。

  B:当然也有很多变化,你改变了第二枪怎么响,现在的处理方式看上去更符合中国人的接受程度,你是考虑到中西方观众的差别吗?

  Z:原来的版本里,奸夫杀人的意图很明显。老板还没断气,在马路上爬,他就准备拿铁锹拍死他,最后,他基本就是活埋了他。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这样做肯定不行。其次,考虑到小沈阳这样的身份,他是一个偶像,你不能让他真杀人啊。所以我设计让老板荒唐地死在小沈阳手里,这样处理我也觉得更容易接受一些。

  B:小沈阳源自张伟平的提议,你也不是立刻就接受,这个过程中,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Z: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商业提议。对我来说,我会注意到自己会触及到另外一种类型,创作才有新鲜感。其实,当时我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把小沈阳换掉,也就是拍一个正儿八经的惊悚类型片;另一个就是有小沈阳这样的人物转换的类型片。哪一个离我张艺谋离最远?显然是嬉闹最远,那我就选了这个,想去挑战一下。实际上,再合理的商业提议,如果导演并不真正想做,没有冲动的话,一定是失败的。

  B:其实我们都知道您是一根筋,也不是个特别能够接受别人建议的人。

  Z:那就要看建议的情况了。举例来说,如果让我把《山楂树》变成喜闹剧,我就真的难接受了,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也不是我能感兴趣的。可换周星驰来拍,还真能把《山楂树》排成喜闹剧,那是他个人的创作兴趣,但超过了我的接受范畴。并不是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纳入这个范畴的,要看可能性,我要尊重的只是一点,是否能符合你心中的电影艺术规律。

  不能用美学高度来判断喜闹剧

  B:孙红雷说,他曾担心您这次拍片在冒险,害怕这部片子不高级。在创作过程中,你本人是否真也有过这种担心?

  Z:我们有一只眼睛一直是睁着的,包括每一个词儿上都是这样。我们这种一路成长过来的导演,用词跟年轻导演不太一样,我们还是有点“人文为大”的精神追求。并不是别人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刚一开始自己就想:是不是太搞了?是不是过了?是不是咯吱人了?是不是失了分寸?这好像成了本能。实际上,这样一种创作状态中,有时候会寸步难行。但是你又不可能摆脱这种习惯,因为它是你的本质,你是这种类型的导演成长过来的。不管你是不是成功,你是这种思考惯性,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

  我最后只能删繁就简。拍喜闹剧,我不能像周星驰那样无法无天,那我怎么做,我只让演员去完成,我来看,我判断。我判断的标准没有办法提到美学上来判断,我就看自己笑不笑。第一关,我先看徐正超给我写的台词我笑不笑,我觉得不笑,就马上停;然后再到那演员表演那关,看我笑不笑;这个还不算结束,等上了剪辑台上,还要看我看素材笑不笑,如果笑,就留着。我不去想,就是把人还原到简单直觉上来判断。如果你永远站在一个美学高度判断任何一个字,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行为,你啥都做不了。

  B:徐正超写剧本的时候,你定的第一条规矩就是,撒开了写,先得把自己逗乐了,其实这条规矩,你也是说给自己的吗?

  Z:对。既然是拍一个贺岁的,既然是拉开阵势拍一个喜闹剧,坦白的说我们就是在取宠观众。当你在取宠观众时,你真不能做高雅状,你不要隐瞒,不要装。取宠观众是很难的,首先要克服自己的认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角度;第二难的是,观众不见得吃你这套,观众笑完之后,还会起鸡皮疙瘩。

  一部电影,20个笑点、30个笑点是高级。举例来说,当你营造这30个笑点时,你像养一群马,出去一跑,就自然分了上中下三等。他们都是纯种的,都是贵族,但一跑就肯会分了等级。上等的不说了,这个笑点一定最高;下等的是不高级的,会让人鸡皮疙瘩。但是,你不可能养出的马全部都是上等的,就像喜闹剧营造的笑点中,不可能让所有的笑点都充满了高级的智慧。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规律,再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然后把30个笑点交给观众。如果观众说,大部分都庸俗,那只能栽了,栽了就栽了,能怎么办。你只能说:我是想高级来着,只是没做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B:我一直觉得,你们这代人应该对胶片有感情,为什么这次你也尝试用数字拍片了?

  Z:对啊。我上回见到斯皮尔伯格,他来我们《黄金甲》片场,问我,“艺谋,你这个用胶片还是用数字拍的?”我说:“用胶片”。他立马过来跟我握手,说:“对,我们都要坚持用胶片。”但实际上,我的心里说,哎,其实我想用数码呢,因为时间不够。我觉着可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电影会全面改用数码拍摄,我已感受到了这种活力。

  B:活力在哪呢?

  Z:我就这么说吧。胶片拍完,你要交给摄影助理,弄到北京冲洗。从出门开始,这一路上,我就担心:着火了,翻车了,车祸了,丢啦,还有托运怎么样……洗印厂洗了之后,也还担心划伤了,坏了怎么办?我要这么一直担心,直到三、五天以后,电话来了:“导演,样片正常!底片正常!”我每天都过这日子,这就是胶片的过程,三个月、五个月,都不可控。如果跨国冲印,那就更麻烦,哪有一个运输是彻底安全的?我发现,就这一点,数字拍摄就没问题!没有担惊受怕,感觉好多了。

  奥运会成功在于混搭

  B:影评人、业内人士一直认为,以您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背负了太多历史的经验,影片负载的东西斗比较沉重,这次算不算是你甩开这个沉重包袱了呢?

  Z:我不是脱胎换骨,只是借助这一类的电影去挑战我自己而已。真的,我只是借水行船,因为要做这样的电影,强迫自己往这方面去想,给自己做了一点空间的拓展。这个人本身是变不了的,我怎么可能变成周星驰,也不可能变成本山,他们本身就是用喜剧的角度看所有问题。

  我觉得,这次拓展对我很珍贵。可能媒体、舆论会负面地看,但我非常积极地看。我不以成败论英雄,过去我拍摄所有电影,我都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以成败论电影是很难界定的,它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不一样。这像养一群马,都养活了,不管它是上中下三等,都活下来了;那下一回,我是不是能再养更大一群马?

  B:我觉得您的状态比过去更自信了,是不是因为奥运开幕式的执导经验,让你打开思路,没那么多局限,比以前更敢去尝试新东西了?

  Z:奥运会的经验给我带来了很多。举最简单的例子吧,奥运开幕上多媒体和数字化技术的结合,实际上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因为我是电影导演,影像长项,对于电影技术也略知一二。我坚持用自己的长项来做多媒体新技术,坚持这一点,可能会同传统晚会拉开一段距离。更重要的是,我坚持从另外一个角度认知这一点,就是一个古老的中国要用非常时髦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展示方式就是它的生命。如果用传统的表演方式,北朝鲜比我们还整齐,比我们还刻苦。全世界不会觉得你是新中国。啥叫新中国,那不是演出来的,奥运会就是用这样的角度切进来。当那个画卷晶莹剔透地在现场打开,全世界都很惊叹,其实它含了中国文化的符号,画轴是伟大的,虽然这种符号常见,但这种展示的方法很特别。

  我就是坚持这种风格,排除万难做下去。我坚信自己在塑造一个新中国,你简直可以把这种方式上升到最高的任务上来看。也许这样一种方向,一种坚持,让我多了一点自信。它都不是关于形式和内容的考核,而是另外一个感觉。所以,像《血迷宫》这样的故事,我就想科恩兄弟心里会怎么想,如果真的完全按照他的风格拍,虽然有很多中国元素,但可能没有看这个惊讶。

  B:《三枪》里,我们看到了二人转、油泼面、年画、红色的肚兜,这些中国元素被杂糅在一起,除了你,现在几乎没有人敢这么做。根源上也是来自这种自信吗?

  Z:你就大胆地去尝试某种混搭,其实奥运会成功在于这些混搭上——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和我们最拿手的团体操、整齐划一的惊艳,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全世界惊讶了。

  别小看混搭。我常常在想,如果科恩兄弟看这部电影,会说:“这个张艺谋怎么这么想!”他会觉得好玩,会注意到这个人的思路很活跃,他敢这么做。

  其实我们不能从第五代成长的那个时代,从一种固定的角度看待作品,它的唯一性,正统性,所谓的一种规律。如果这样,就不可能存在芙蓉姐姐,不可能存在网上那些表现自信的东西。不以好坏论,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着。现在年轻人跟我们思维的不同,以我的年龄来说,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我愿意去尝试所有的混搭、乱炖,这是有益的。

  我耐得住寂寞,不愿当这个传说

  B:最近几年,导演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时尚杂志的封面,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很惊讶,总觉得这不是艺术家应该出现的地方,但现在我已经看习惯了……

  Z:是不应该,我也觉得不应该啊,那个杂志是怎么回事,就懵的把我拍了一个。反正你记住,现在拍的那些时尚封面,我基本上都是糊里糊涂被拍的。

  B:我是想问,导演是从什么时候也能接受自己被娱乐化这个事实?

  Z:实际上,我还不善于接受把我个人娱乐化。但我很愿意,躲在后头,让自己的作品出来,就像今天这样。前几天,我还被要求当众表演陕西话,我拒绝了。我不是个娱乐演员,应该拿作品说话。我在各种媒体、杂志上曝光,在各种节目上出现,都是为了宣传《三枪》,甚至还上台演了小品什么的,这都不是我的本意。

  坦率的说,我不是那么一个性格的人。它并不代表我的改变,我愿意拿作品代表我。但我是个劳动模范,发行公司给我安排的所有事情,我都不会拒绝,我会去努力做。让我上台参与选秀、表演什么的,那根本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不会改变到那个程度。

  我经常想,我到了一定年龄,不拍电影能做什么?我其实很愿意做一个普通人。当然,我现在这张脸是麻烦事,不好弄。但其实我很低调,耐得住所谓寂寞,不当这个传说。我耐得住,能一个人去宁静生活。

  B:不拍电影,你去过普通人的生活,会普通到什么程度?

  Z:在我的标准上,当然我不可能换脸,就是安静的、尽量低调点就可以了。

  B:接下来你准备的项目中,《山楂树》也名列其中,经过这么多类型片探索之后,为什么又回归你擅长的东西上去?

  Z:我没有做战略性的考虑,都是凭感觉。我看到那个剧本,看完之后就掉眼泪,我就想拍这个。这是我那个时代的故事,仅此而已。我完全没想,战略上前进、后退、回归,还是怎么着?我完全没想。但笼统来讲,今天时代导演应该做“两手抓、两手硬”的转变。至少我给我自己定的标准,我希望两种类型都拍,两个腿都站得很有力量。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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