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7)(图)

卖煤球的大学生

　　　　采访时郑慢慢也有些伤感，他父母死活不同意儿子的选择，妈妈一直在流泪，爸爸在一旁抽闷烟，一块钱一包的烟，一支接一支。

　　看到爸妈痛苦的样子，他心里也特别难受。他父母才四十多岁，就在风吹日晒中衰老了，脸上的皱纹特别深。与城里的孩子不同，他确实有些早熟，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苦涩。

　　“务农的人家贫困，没什么钱，父亲心情不好，脾气有点暴躁，经常为一点小事就和我母亲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我们是在这种吵吵闹闹的环境下长大的。父母在农村嘛，知道农村苦，收成好坏要靠天。他们就指望儿女改变命运，能出人头地，到大城市去工作、去发展。只要我们能读书，能读到哪一步，就供到哪一步，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读。所以我爸妈都拼命干活儿，整个村庄都出名的，都知道他们俩能干。

　　“以前我们村西边有一个豆奶厂，我爸去当装卸工，我妈去干包箱。我上初中那会儿，每逢夏收夏种的农忙，我爸回家收麦子、收玉米，我放暑假就去厂里替他当装卸工。那时我的个子一米七，力气不太大，扛着重物到仓库，走得歪七扭八的，一干就是半个月。也就是我放假的半个月，每天都有活儿。装卸工都是我们一个村的，在厂里签到就行了，我顶我爸没事。我爸跟他们关系不错，而且我也能把活儿做下来。装煤渣，一车都是十几吨。一锨一锨地往外甩，肩膀都肿得很硬很硬的。

　　“有一次回到家，我爸在卸麦子，我妈做饭，看他们干农活儿也累了一天了，我也不愿意闲着，就到厨房帮着塞柴禾烧地锅，突然我的鼻子流清水鼻涕，我抬手一擦黏糊糊的，全都是鲜血，止都止不住，可能是累了上火，把我爸妈吓得够呛。从那以后他们不让我干那么重的活儿了，但我还是去做，我知道他们不容易。

　　”我上大学时，豆奶厂裁员，我爸妈年龄大了就都被裁了下来。回到家后，他们开始做点小生意，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卖煤球。小麦熟了的时候，收人家的麦子，卖给粮管所赚差价。秋季的时候收玉米秆，然后卖给奶牛厂。不干就没办法，没有挣钱的地方。我在徐州上学，平时周末和寒暑假就回家帮他们干活儿。

　　“帮我爸卖煤球，要跑不少村庄。煤球很脏，我也弄得手上都是煤灰，买煤球的村民就问我爸，老郑，这个小孩是谁啊。我爸说，这是我儿子。他们就跟我爸说，你儿子长这么大个子，要个有个，要人有人，你不让他学点儿手艺，就让他跟你卖煤球啊。我爸就跟他们说，我儿子是大学生，现在读大学呢。当时那些村民都挺羡慕的，说这么个大小伙子，他也不嫌煤球脏，觉得我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挺懂事的。

　　“跟我爸出去收麦子，都是我大声地吆喝，"收麦子、收麦子"，人家听到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跟人家讲价。我爸的精力毕竟不及年轻人，力气也不是很足，他一般就在那里看秤、付钱。比如今年粮管所收麦子八毛二分五，我们在下面收一般是八毛，每斤赚二分五。一般一车拉五六千斤，最多挣一百来块钱，都是体力活儿。

　　“反正赚点钱，真的非常难，所以那时上学的时候，我拼命地学。其实我的脑子不是特别聪明，但我非常用心，非常认真。我就觉得，我要对得起我的爸妈给我的生活费。无论我将来学成什么样，只要我尽力了就无怨无悔。”

　　傅宁军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