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凤：我们这一代受惠于回归

　　林玉凤：我们这一代受惠于回归

　　从一群从来没有好好计划跟我们沟通，也因为最起码的语言隔阂，没有能力和我们直接沟通的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门接过来。政府官员的座位，从此坐上了懂我们的话语、可以与我们直接沟通，甚至曾经在大排档吃夜宵时与我们打过照面的邻座食客

　　《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澳门报道

　　林玉凤走过来时脚步很快，一边用更快的粤语打着电话。

　　37岁的林玉凤，年轻时曾是大学辩论队的主力。现在，她是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全国青联常委。

　　对林玉凤的采访是在澳门大学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办公室中进行的。这大约也隐喻着这一代人今天在澳门的位置：拥有独立的空间，但与整个大厦中最有决定权的办公室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在几个月前的立法会选举中，代表“公民监察”组别参选的林玉凤提出“推动廉洁到私人领域，打破利益垄断，加大政府透明度”，获得了5300多张选票。这个数字比当选的最低线大约少1000张。林玉凤说，我们总算有了开始。

　　“公民监察”来自2008年成立的论政社团“澳门公民力量”，后者自称代表了澳门十年来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林玉凤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是一位30多岁的公职人员。在殖民地时代，这些职位更多地被葡萄牙人所垄断。

　　林玉凤说，自己是殖民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的中间一代，这使得他们身处保守与创新之间。她说，改变总算从我们开始了。

　　来自潮州的大家庭

　　我爸妈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从潮州到澳门的。那时乡下老家很穷、吃不饱，我爸结婚后第三天就出来了。当时澳门农民很少，他们就在北边的台山种菜，是菜农。

　　爸妈过来的时候都二十几岁，他们在这里养育了十个儿女，我是老六。因为家里生活很紧张，我上了劳工子弟学校。上中学前，父母曾仔细比较全澳门中学的学费，劳工子弟学校是最便宜的，一学期560元。那时还有濠江中学650元，其他都要七八百块，甚至1000多。我就毫不犹豫地进了劳工子弟学校。

　　在80年代的澳门，华人的生活基本都在一个水平。虽然也有比较有钱的，可是极少，大家都很穷。我们家也就是温饱。我读初一时一共有五个班，每个班最少50人。初中毕业时全年级就剩下80人了，走掉一大半。

　　其实，我高中毕业后本来要去工作的，还进了一家地产公司当秘书。因为读不了大学，经常躲在家里哭。当时家里没人读过大学，我们那一片邻里中，只听说有三个读大学。我和爸妈说好，自己打工读书，毕业后供养五个弟妹读大学。后来，他们都上了大学。

　　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在我这里出现了一个分野：我哥是做生意的，姐姐们做女工，结婚后成了家庭主妇。但是弟弟妹妹们大多是专业人士，做设计，做志愿者，职业都很丰富。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许多看法也不一样。

　　说实话，我们这代人在回归之前对于“中国”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虽然老家大多在内地，但是感觉联系很少。

　　爸妈会经常讲起他们在老家的事情。我爸因为饿去偷番薯，给人抓到打得很厉害。当时，内地人对我来讲总是很狼狈的印象。我家离边界很近，很多偷渡过来的人都很惨，我爸就给他们一碗粥，让他们洗澡换衣服，能帮几个就帮几个。

　　80年代末开始，香港、澳门关于内地的消息一下多了起来。我们突然发现，原来和内地联系是这样紧密。而且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已经出来了。

　　我突然间很有激情，觉得自己不仅要了解澳门，也要了解内地。

　　回归让上大学容易了

　　1990年高中毕业旅行，我第一次去了北京。出发前爸妈告诉我不要随便说话，还说宾馆可能没有热水洗澡---那是他们年轻时仅有的经验。我到北京住在一个叫牡丹园宾馆的地方，周围还都是泥路。我感觉虽然和港澳比有距离，但内地并没有那么差。

　　北京真是一个很伟大的首都。那时是9月，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人们也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保守，感觉已经很开放。

　　这次旅行让我起了个念头，我要去内地读书。等到1995年，这个机会真的来了。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受惠于回归的。过去在澳门上大学很贵，要2万元一年，上大学的名额并不紧缺，但大家念不起。

　　澳门要回归了，根据中葡之间的约定，要发展本地人才。澳门大学本来是私立的，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生效后就被澳门政府掌握，然后就有很多奖学金，机会一下多了起来。

　　从我高中毕业时起，澳门上大学开始变得容易、便宜。我三姐读书很好，从小到大数学都特别优秀，可是下边还有很多弟妹，学费又贵，他们只好出来工作，帮忙养家。他们的同学都很少有上初中的。而回归之后，开始15年免费教育，上大学更容易了。

　　大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澳门大学以前学科很少，从我上大学那年开始有了传播学，当时叫中文系。我进来那一年还多了很多学科，包括公共行政这些社会管理的课程。

　　到了1995年，内地高校向港澳学生开放。第一年人民大学在澳门招了一名硕士、一名博士。我就是那个硕士。到了人大，好多人听说来了个澳门人，都跑来看我。

　　那时的北京，虽然和我们邻近的广东还有些不同，但在学校里讨论的气氛很热烈，大家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其实我也可以到香港或者国外读硕士，但是我一直想要了解祖国。

　　在人大我觉得生活非常有趣。比如“马克思理论”课，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拿到优。这门课程对我来说很新鲜，觉得很有趣。

　　澳门开始与我有关

　　1998年读完硕士我没有继续念书，因为回归要来了，我觉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进入大学当了老师，也同时在新闻机构工作，还自己创办了杂志。

　　回归的十年，我的生活水准在提高，个人也在成长。我一直在升职：从助教到现在的助理教授，还读了博士。对我来说，生活天天在变好。

　　我能感觉到，一个比较实在的事实是，人们对澳门的关心程度不一样了。

　　以前电视里讲政府，都是葡萄牙人，觉得那些是外国人的事情。那时做新闻不会葡文，政府里很多内幕消息就无法了解。回归以后，葡人的优势没有了。

　　现在大家对很多事情都很关心。不了解的人会觉得，对政府的批评似乎不少，那是因为都是自己人，与我有关。

　　我曾形容说，回归是从一群从来没有好好计划跟我们沟通，也因为最起码的语言隔阂，没有能力和我们直接沟通的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门接过来。政府官员的座位，从此坐上了懂我们的话语、可以与我们直接沟通，甚至曾经在大排档吃夜宵时与我们打过照面的邻座食客。

　　回归之后又过了几年，大家发现原来好的东西还可以变得更好，而且需要有力量来推动。在澳门，这种力量就来自社团。

　　在澳门大家都参与到各种社团里。我爸妈在“菜农合群社”。我最早加入文学社团,后来参加笔会，还参加了一些论政性的社团。

　　但是，传统社团还有很多旧规矩，比如讲话不像我们这样很直接，需要会长、理事长轮流发言。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毕竟他们那一代还是精英教育，读大学的人凤毛麟角，而且大多数来自传统家庭，长幼有序的观念比较重。

　　这导致我们看社会问题的态度完全不同。比如社会出现一些问题时，我们觉得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更重要。于是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社团。当然我们的社团现在规模还很小，大约30人左右，网上有500多会员。这其实也反映了目前澳门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的现状：还在少数和发育过程中。

　　应该说，澳门的中产阶层愿意参与社会事务的人还不多。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女性参与选举的调查，结果65岁是投票率最高的，因为这些人都在养老院里，有老年人社团组织她们投票。投票率与年龄成反比：18至25岁的只有一成半，65岁的则是八成多。

　　澳门的这一代人，很多人希望参与到发展和改变之中。原来很多人有无力感，觉得改变不了什么，可是这几年想要改变的人多了很多。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希望特区政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