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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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12月24日电（记者王丽 魏梦佳 章利新）家住贵州毕节地区赫章县城的李元龙的妻子2年前因车祸身亡，肇事司机潜逃，一直苦苦寻找凶手的李元龙今年突然收到一封指称肇事者的匿名信。他随后来到县信访局，盼望政府能查出真相。
让李元龙没想到的是，接待他的却是远在数十公里之外的行署副专员张光奇。互联网技术让他得以通过视频和话筒，与更高层领导“面对面”。张光奇明确答复，立即由地区公安局牵头，彻查此案。
“有了张专员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相信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李元龙说。在贵州毕节地区，每周三都会举行这样几级联动的视频大接访活动。不仅县一级可以和地区直接联动接访，绝大多数乡镇目前也已建起网络，地、县、乡三级党政负责人可通过视频网络同时处理上访案件。
在中国传统社情民意收集反馈体制下，群众反映问题或提出诉求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到各级党委、政府信访部门反映；到各部门信访机构反映；通过信件进行匿名反映。但这些渠道依然不能完全保证基层群众意见能真正反映上去并得到解决。很多人从乡访到县、从县走到市、从市跑到省、从省闯到京，被迫层层上访。
网络技术为许多地区化解基层矛盾提供了便捷的新渠道。去年中共在各地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大接访”使基层普遍出现“信访井喷”局面。“网络信访”在一定程度上让矛盾在基层得以化解。
在湖北，今年以来，石首事件、邓玉娇案、周森锋当选最年轻市长、长江大学舍己救人等一系列引起网民热议的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员认识到，互联网在信息传递和舆论动员方面作用日趋突出。
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黄洪认为，网络上一些观点或言论，一旦引起大量人员共鸣，就能释放出相当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突发事件一经发生，一般2至3小时左右，有关信息就可能在网上出现，6小时后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往往达到高潮。在事件处置过程中，政府部门应主动、及时、全面公布信息。
“中国有3亿多网民，其中既有普通群众，也不乏社会精英，不看网络舆情就不能更好地了解民意、汇集民智，群众基础就空了。”湖北省外宣办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谢双林说。
分析人士认为，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密切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正通过全新的途径和方式——互联网络的渠道来补充实现，以实现更广泛的群众联系和“零距离”接触。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网络已经成为重要而独特的渠道，以网络为媒介的“政府─公众”新互动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元素。
汪玉凯说，如果民众和官员都能良好地利用网络沟通途径，“这无疑将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创新与进步”。
贵州省统计局还挂牌成立了专业的社情民意调查机构。在调查中心宽敞的话务大厅里，30名话务调查员点击电脑鼠标随机抽取和联通居民电话开展调查，6名监控员可随时监测调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有了这个机构，今后社情民意就有了‘传声筒’、民声民智也多了‘邮递员’。”贵州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主任王文忠说，通过先进的调查技术，可以将政府需要、民意心声和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在百姓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信息沟通桥梁，而真实的群众呼声和民情民意也将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贵州铜仁地区在其政府综合门户网站“中国铜仁综合门户网”开辟了“社情民意”“曝光台”“互动社区”等栏目，受理了大量群众诉求，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江西省专门开通了“问计网”，将省内各类重大发展问题在网上公布，征集广大网民意见建议；云南省发起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
中国地方政府以网络联系群众的积极实践和中共高层对网络的积极态度密切相关。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相继在人民网与新华网同网友亲密接触。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争先恐后开启“网络问政”之门。
温家宝今年2月首次和网民在线交流时就说：“我觉得这种交流能使我看到网友的意见和要求，网友也知道政府的政策。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今年11月在考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强调，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贵州省毕节地委书记秦如培说，能否适应“群众路线网络化”这样一个形式，对于现代干部的素质是一个考验和检验，能否学会用网民能够接受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决定着新形势下党群、干群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着党的执政基础能否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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