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重伤员有关怀无救赎 反映社会系统缺失

　　他们曾身陷“有关怀、无救赎”窘境

　　——对四川地震重伤员王兰、王海清现象的再调查

　　记者按语

　　2009年2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引起强烈反响，有关部门赴四川灾区做了相关调查；也有多家媒体对伤员康复情况做了跟进报道；相关政策获调整。据多位地震伤员反映，对于需要在医院继续治疗的地震伤员，各医院已于2009年3月获通知不得拒绝接收。

　　2009年5月，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励建安教授给记者打来电话，告知该文在医界反响很大，并表示支持中国经济时报继续关注灾区伤员的后续康复。5月和9月，记者又两次赴灾区，走访了多个重灾县市的多家医疗机构和重伤员。由于地震伤员的医疗康复总体情况本身仍在演化中，加之灾区幅员较广，多有地震伤员散布在偏僻山乡，寻访不易，为尽可能掌握更全面的情况，这一调查工作，记者还将继续做下去。

　　本文是对地震重伤员王海清与王兰遭遇的再次调查，在2008年从医院回家后两人都处于被家庭和社会双双遗弃的境地，两人在生命危机的最后关头被志愿者发现，在励建安教授的干预下，方于2009年3月、4月先后被送往成都救治，中国经济时报曾多次采访两位伤者，并于2009年9月辗转千余公里，深入到其地震前分别居住的乡村，查找到其各自的多位家庭成员和地方机构，现将对这两位伤者及其家属和所在地有关机构的再调查呈现给读者，由于记者原曾打算将其与总体调查一同呈现，故而有所耽延，乞望见谅于读者。

　　本报记者 刘建锋

　　2009年11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接到四川灾区地震伤员王兰的电话，她告诉记者，自己仍在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ICU病房接受救治，自我感觉愈来愈乐观。

　　此前，她曾几度陷入危亡之境。“她被接来时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了，到现在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2009年5月初，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钟宇这样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到39岁的彭州地震重伤员王兰（户口名王立兰），而这时，距王兰被志愿者发现已有两个半月多，距她在励建安教授的干预下被送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也已经有了近两个月。5月17日，她又因病情恶化转入华西医院ICU抢救，9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华西医院金卡国际ICU病房再次见到她。

　　根据5月和9月对王兰本人及其丈夫、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几次访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确认，在被志愿者发现之前，其实她家庭所在地的有关机构、政府部门人员，已经对其状况有所了解，也曾有人登门表达过关怀，却未能尽早采取救赎措施。

　　9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深入到另一位伤员王海清的家乡，确认：其在被志愿者发现前，也一样身陷“有关怀、无救赎”的困境。

　　“她刚送回，我就找过政府”

　　地震伤员王兰高位截瘫，2008年12月29日，王兰被从医院送回家庭，安置在彭州市龙门山镇的东林寺板房区，与丈夫和丈夫的女友共用一间板房。

　　两天后，有关部门划定的一个时间界限到来：对12月31日前医院为救治地震伤员而实际发生的费用给予全额报销（这一政策在《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发表后，有所变化，伤员的免费救治不再简单以时间划线）。

　　华西医院的康复医师刘沙鑫在康复医学会网站上的网帖证实，那时王兰除高位截瘫导致胸部以下毫无感觉、大小便与生活不能自理外，其他生命体征基本正常。

　　但送回家仅两个月后，她便滑坠到死亡的边缘。

　　“她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应该放到家庭来护理，她刚送回，我就找过政府，”王兰的丈夫张英泽在2009年9月23日夜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我们这样没有积蓄、没有稳定收入，又没什么家族背景的家庭，根本没有能力照护好这样一个高位截瘫的伤员，我在镇上找了负责残疾人这块的廖平，说是给反映一下，就没了音信。我又给市民政局打电话，人家说没政策，要自费送到彭州的康复中心，每个月要交不少钱，我后来又找政府，看能不能帮着把护工的费用解决一部分，也没有结果。”

　　张英泽与王兰同龄。王兰在5月底和9月中旬，三次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承认，地震前，家庭并不幸福，丈夫承担不起家庭责任，儿子一出生就放在自己兄长家抚养。

　　根据王兰和张英泽的描述，王兰回家后，张英泽的女友照护了一小段时间，其间二人无法和睦相处。于是，开始请护工照理，但乡村妇女根本不懂得基本的护理知识，也无法忍受伤员大小便失禁后的脏臭，其后，又由于缺钱请人，王兰开始陷入缺人照护的危险境地——“送回来后，她娘家，就只妹妹来看过她一次，他们也害怕背这个包袱，”张英泽说，“没有钱，逼得我只好出去找事挣钱，出去的时候，只能托人照看几天”。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彭州市陇峰镇高皇村找到王兰的娘家，其父亲和母亲年事已高且都有残疾，其兄长王立良告诉记者，自己和妻子依靠在电站做工为生，要负担上大学的儿子，还要抚养王兰10岁的孩子，压力很大，根本没有能力去照顾王兰。

　　“有一次，我连着三天没有吃饭，”5月，王兰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不好叫邻居，一到床跟前就闻得到臭。有时候实在是太渴了，听到有人路过就喊进来帮我倒杯水。”

　　张英泽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做了一个假设，他说，即使自己和妻子婚姻感情好，自己也没有女友这回事，把高位截瘫的妻子放在家里护理也是“极不合理”的事，“我要随时陪着帮她翻身、收拾大小便，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做任何工作挣钱，我又没钱请护理。”

　　就在这种被张英泽称作“极不合理”的情形下，王兰出院仅半个月身后便长出了压疮，并迅速恶化。

　　有关怀，无救赎

　　王兰身上的压疮生成后，龙门山镇卫生院曾派两位医护人员上山查看。

　　2009年5月，王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1月19日，丈夫上街，去卫生院喊人，说是身上长疮了，卫生院来了两个人，翻身子看了下，就走了。张英泽9月说，自己喊的人来看了看，没怎么处理就走了，（本地的医疗人员）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从1月18日到年关，王兰居住的板房来了不少关怀者。2008年5月救王兰脱离险境的空军部队战士，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官员，都曾来板房看望过王兰。

　　《成都晚报》2009年1月19日报道：“彭州东林寺社区板房，39岁王兰的家，隔春节还有几天，20多平方米的板房内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对联、大红灯笼、彩电、香肠……”

　　《法制日报》则报道说：“成空驻蓉航空兵某师官兵再次来到了王兰所在的板房安置点，并将5200多元的捐款送到了王兰手中，医务人员还为王兰进行了体检。”

　　1月25日，《四川日报》报道说：“曾被成空航空兵某师官兵在东林寺废墟中营救出的王兰坐着轮椅来到坝坝宴。”

　　王兰在2009年5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对于空军官兵的关怀，心中无比感恩，面对他们，自己无法说出还有什么不好、不到位的地方。

　　而她也介绍，每次受到关怀，本地都有媒体来见证她的感恩，也有彭州本地的干部陪同来表达关心。

　　虽说关怀不少，但她的实际处境并未得到明显改善，“我觉得很冤枉，别人传说我们收到了十几万元捐款，其实总共不到3万元，光去年以来她的护理费和尿不湿等等材料就花了好几万，我又没有收入，找政府想送她去康复中心，也没人管。”张英泽在2009年9月回顾说。

　　2009年2月16日，本报发表《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后，四川省残联开始启动对地震致残伤员的全面普查，华西等多家医院的康复科室对曾在该院治疗的伤员作了回访。

　　2月19日，华西医院康复科宗慧燕医师回访找到王兰，发现她生了多个压疮，处境已经非常危险，“听说宗慧燕回去后找了医院领导，但我只记得听她说，励建安教授能帮你，”5月，王兰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据王兰讲述，她的处境，一直到励建安教授的学生张霞来到后，才发生实质性变化。

　　王兰3月获救的真实过程

　　对于王兰此次获救的过程，媒体报道有多个说法，9月，王兰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些说法并不是事实。

　　《新京报》报道说：“2月19日，华西医院康复中心的医生宗慧燕到东林寺板房对地震伤员进行回访，发现王立兰康复情况不好。宗慧燕返回成都后，把情况反映到四川省卫生厅和省残联。经过领导批准，王立兰于3月9日被接到成都二医院，进行免费救治。”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3月的一天，当他（华西医院康复科刘沙鑫医师）来到王兰居住的板房时，却被吓了一大跳：由于高位截瘫长期卧床不动，她身上长满褥疮，大面积组织溃烂坏死，情况危重。 很快，王兰再一次被‘解救’，回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兰说，实际情况是宗慧燕将自己的情况告知励建安教授后，励教授于3月初派张霞和一个小伙子来查看情况，张霞将情况汇报后，励教授给四川省有关部门做工作，3月7日带着省残联、彭州市卫生局的官员和华西医院、成都二院的专家一起到王兰居住的板房，才当场决定收治到成都二院的。

　　2009年5月，张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2月19日，华西医院的宗慧燕回到成都，其后向华西和上面汇报王兰的处境危险，希望能再次收治入院治疗，但遇到了阻力，于是将情况告知励建安教授，希望通过教授的影响力救救王兰。对此，宗慧燕在5月接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电话时，隐晦地表示不愿再谈。

　　对上文张霞和王兰的叙述，华西医院的刘沙鑫医师在3月8日的网文中有侧面证实：“华西医院地震康复中心时时牵挂她的安危，在一次例行回访中，发现王兰的病情加重，身上出现压疮。于是希望能够将王兰再次收入住院，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励建安教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会同相关专家以及有关部门进行磋商。”

　　励建安教授的介入，才使王兰的处境发生实质性改变：

　　3月初，励建安教授指派在绵竹市人民医院做志愿者的学生张霞去找到王兰，对其情形现场作出评估，并且尽快将其收入绵竹市人民医院的康复科。

　　“那天，张霞在板房帮我清理口子，还拍了照片（拍照片是为了传给远在南京的励建安教授，以提供最直观的病情判断依据——据张霞解释），照片里的那个样子，我自己都害怕。”王兰说，这是她生压疮以来，第一次有医护人员不怕脏臭为她做初步的清创手术。

　　“她已经面临生命危险，救她，绵竹这边没有技术手段，”张霞在2009年5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励建安教授3月初收到张霞的汇报材料后，在南京与四川省有关方面联系，“与王海清的情况一样，励教授为说服官员做了大量工作”。

　　2009年3月7日下午，励建安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成都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助理、专家和四川省残联、成都市残联、彭州市残联、彭州市卫生局的负责人一起赶到龙门山镇东林寺板房，会诊并当场决定将王兰重新收治入院。

　　刘沙鑫是3月7日会诊的参与者之一，他对现场记录道：“‘两个多月时间出现6个压疮是不可思议的，情况比想像中还要严重。痂盖着看不到下面，但像这样的情况估计至少已经是4度了。’励建安教授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温度计显示41．5摄氏度。’‘这样高？再量一下’……”

　　“坏死的组织非常多，三处4度压疮，三处三度压疮，创口感染，她还伴随有泌尿系统感染和营养不良性贫血。”2009年5月初，成都二院烧伤整形科主任钟宇表示，王兰的病情，非常复杂，除如上所述外，她还有重度贫血和中度营养不良。

　　“王兰5月17日因为病情加重，突发呼吸困难，腹部膨隆，转入华西医院ICU抢救，给予呼吸机有创呼吸支持……”6月26日，刘沙鑫在中国康复医学会论坛上跟帖说。

　　9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川大华西医院金卡国际大楼ICU病房再次见到王兰，她的病情已基本稳定，但压疮仍未痊愈，她告诉记者，再次被收治入院后，治疗完全免费，可以想象，此番救治的医护费用，比到9月为止已经花费理县12万多元的王海清，要高昂得多，“我比王海清情况严重多了，”她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王海清也曾遭遇“有关怀、无救赎”

　　9月中旬，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第二次见到王海清，他告知，本报报道后，理县政府有关方面出钱，将他送到治疗条件好的省医院，除医疗费外，理县每月给他和母亲送来生活费。

　　随后记者赴阿坝州理县杂谷脑镇打色尔村科多寨、普济沟乡休溪村和阿坝州府马尔康，对王海清父、兄、妻子、村民、村主任和阿坝州有关部门官员采访，了解到他与王兰一样曾经历了“有关怀、无救赎”的境遇。

　　根据王海清的父亲、兄长和妻子讲述，地震前一年，王海清曾得过偏瘫，送到成都治疗花费一万多元，治疗后，王海清基本恢复了行动能力，但家里也欠下数千元的债务，记在妻子徐红树名下。

　　地震发生时，王海清从屋外冲进房间抢救儿子，在出门的一刹那被垮房压倒，脊骨受伤，当天送去乡医院，次日转送阿坝州府马尔康，在医院治疗29天后，回到科多寨，半月后再送去理县医院，一周后又送去马尔康，州上的医院便不再接收，打了欠条后再次在阿坝州住院治疗一月余。为何最初治疗29天后便出院回家，当事人说法不一，徐红树对记者坚称，是医院让他们出院。

　　打色尔村村主任吴贵利说，妻子带王海清回来时说的是医不好了，放在家里养。后来王海清证实，是阿坝州的医生让家属送到成都去，在成都做手术能治好，阿坝没有技术做那个手术。徐红树不懂，怕送到成都治病，又要借债，又怕治不好一辈子遭拖累。

　　对此，阿坝州卫生局党支部书记陈吉贤解释说，具体情况医院方面已经无法提供，家属反对医院继续救治伤员，医院方面也没有法律依据予以强制干预，不久前北京市某医院也曾发生过由于家属不签字导致孕妇死亡的事。

　　从医院回山后的那段时间，“并不是网上说的那样没人关心，”吴贵利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湖南援建方和理县、乡镇、村三级，都帮扶了王海清。”

　　据吴贵利介绍，湖南对口援建该镇的干部给王海清送来了两千元钱用于治病。

　　理县对口联系杂谷脑镇的副县长经常上山去看他，给王海清带吃的，掏自己个人的钱给他，嘱咐他好好养病。

　　畜牧局的局长也来看过，一次给了王海清3000元钱看病用。

　　镇党委书记、镇长都看过好几次。

　　“那么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把他送到技术条件能给他做手术的成都去呢？当时国家不是明确规定免费治疗地震伤员吗？”

　　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的这个问题，阿坝州卫生局的陈吉贤说，阿坝的医疗力量非常薄弱，阿坝州面积大，人们居住分散，而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太少，这是医疗人员未能及时访问和发现王海清在离开州医院后处境危险的客观原因。

　　而吴贵利则回答，可能大家都没意识到这个，那时都以为王海清肯定是要死了，治不好了。

　　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到有关职能部门可否主动介入对伤残者的治疗救助时，阿坝州残联康复维权科的刘大燕主任表示，过去确实有这个缺憾，记者的采访对于残联以后的工作给了很好的启示。

　　社会系统的“某项”正缺失

　　2009年3月27日，励建安教授在中国康复医学会网站上说：“王立兰的改善令人欣慰。她现在得到各级政府重视，已经摆脱了困境。”4月13日，张霞在该网站上发帖介绍，阿坝州理县卫生局、民政局领导及杂古脑镇镇长于2009年4月11日来到绵竹市人民医院，对王海清问题进行现场办公，决定将王海清转至四川省人民医院，以解决王海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绵竹市人民医院无法报销问题……王海清在绵竹市人民医院医疗费共计19500元，由焦点科技捐助绵竹市人民医院的100万承担。王海清在绵竹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护理及伙食费共计7000元，由社会各界好心人捐助……”

　　仅就这两位伤者而言，事情正在过去，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到的诸多人士表示，这类事件表明，我们的社会系统中缺失了“某项”东西。

　　“资金安排有缺憾只是一方面，王海清等人身上发生的问题，其实反映出的是社会系统的综合性问题，”绵阳市中医院副院长蒲一宏在2009年5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康复医疗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地震后的国家救助资金有限、救济力度有欠缺，而一旦问题被发现后，社会不得不另外付出比初期妥善安置要庞大得多的资金，代价十分高昂，这点很容易看到，”蒲一宏说，而这类事反映出的康复意识问题和从家庭成员到政府官员乃至于整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上的问题，可能是隐含更深的社会问题。

　　2009年9月9日，在四川大学攻读医学硕士的尼泊尔人苏巴斯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该国的社会系统中，传统习惯很强大，一般是一大家人居住在一起，因此，得了瘫痪之类生活无法自理疾病的人，家里能抽得出人来照顾，如果有人对患病的亲人置之不管，便会立刻遭到全社会孤立和讨伐，也会被强制要求负起家庭责任。

　　9月10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川港康复中心，来自香港的两位医师在给伤员义务做康复，她们介绍，香港的社区医疗机构一般对社区患者家庭非常了解，如果发现患者没有信息，一定会主动上门询问，如果发现患者的情况家庭无法承担，或者病情恶化，便会适时介入，将需要救助的人送到合适的社会福利机构或康复机构，或直接送入医院救治。

　　阿坝州卫生局陈吉贤介绍了自己在天津市考察学习其基层社区医疗服务的感受，他认为覆盖到每一个人的社区医疗与健康档案，是个很好的选择，但具体到像王海清、王兰这样情况复杂的，基层的医疗服务显然无力承担，应该有相对较高层级的专业福利性治疗机构。而且，即便有机构还肯定不够，还需要有那样一种能够主动介入的力量和精神，这可能是目前社会系统中最缺失的。

　　如励建安教授的学生张霞、陈思婧等一样依托国际助残和香港福幼基金会等组织活跃在灾区的康复志愿者，是这样一种精神和力量的代表，蒲一宏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样评价。

　　“对这类社会性问题而言，仅志愿者还远远不够。更何况志愿者这类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还太弱小。”活跃在北川的志愿者刘宝宗在2009年5月说，“这种不能主动负责的集体无意识或者说有意失语，是当下一个系统性的全社会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