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泰州日报
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社科院专家称，新时期中国个性官员越来越多，官员沉闷、枯燥的“大多数”形象开始改变。同时，专家提醒要警惕某些官员在媒体面前的“做秀”，最终还要靠法律和制度解决问题。这番言论立即引来社会热议，肯定这种现象的声音和加以反思的声音都有。虽然人们担心“人治”回潮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现在个性官员还真是少不得。
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众的认同和需要。当下社会，中国传统的人治观念和清官心理仍然有着深厚的土壤，不少民众还不习惯于展示个性，当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指望能有清官出来为己做主，主持公道。这样，能够站出来为民众办事的官员就成了政府的化身。当然，随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民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在提高，更多的人们开始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有人因此担心官员的个性表现有取悦媒体的嫌疑。这可以理解但并不可怕。一方面，民众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并不全然否定个性官员的存在；另一方面，取悦媒体说到底是取悦媒体背后的民众，希望从民众那里得到支持。民意因此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渗入政府决策，最终得益的是民众。况且，能不能取悦民众，并不取决于他的“做秀”，最终还要看他的具体做法和成绩。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表面不“做秀”，其实最擅长“做秀”，他未必不是信誓旦旦的个性官员，最后的腐败行为终于遭到民众的唾弃，就是很好的例子。
就我国的现状看，个性官员也少不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提出来一个科层制（又称官僚制）理论，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非人格化。组织成员都必须按严格的法令和规章对待工作和业务交往，而不服从因人而异的主观或者个人偏好。在这样的体系中，个性魅力不受欢迎，“人治”被彻底摒弃。科层制的优势是明显的。但中国现实的情况有些复杂，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科层制所要求的完备的规则和体制，法律制度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民众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还有待加强，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和规则仍然在某些领域存在。改革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有主见、有担当、敢干事、干实事的个性官员，去冲破前进路上的藩篱和障碍，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仗义执言、振臂高呼。
第三个理由来自科层制本身的缺陷。科层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管理形式，曾在西方各国政府和企事业机构行政管理中得到广泛采用，并在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作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借鉴模式。但随着时代的巨变，其局限性和不适应性也日益暴露出来。它的非人格化特征造成了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压抑。马克斯·韦伯也认识到，科层组织缺乏价值合理性，他提出的弥补措施之一，就是要塑造领导人的独立政治人格。这种领导人有个性、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有高度责任感、并且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意志和信心来自对事业的热情和怀有的持续信仰。这些素质几乎都可以在那些深受民众喜爱的个性官员身上找到。在科层制冷漠无情的“嘎吱嘎吱”的机器声中，这些个性官员多少可以添加些动听的感情音符。况且，我国不乏“以民为本”和“为人民服务”这类宝贵的价值资源，完全可以在科学借鉴科层制的过程中，扬长避短，这对于建立一个运转协调、灵活高效、公正廉明的行政管理体制不无裨益。
一句话，如何在科学借鉴科层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个性官员的长处，同时又利用规则，加强监督，将其“个性”限制在一个合理合情合法的理想状态之下，更好地推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处理好了这种关系，那么这种个性官员不仅现在少不得，也许将来也不该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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