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国医事：开胸验肺悲壮 “偷菜”伤身要命

4月29日，湖北恩施街头，一对大学生情侣口戴自制的防猪流感口罩，吸引了许多行人观看。据悉，为了倡导良好个人卫生习惯，两位大学生自制防猪流感口罩，以警示路人。中新社发陈地长 摄

　　中新网12月30日电（朱博） 2009年的中国医事热闹异常，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席卷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从为了争取活的权利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再到医生被爆“偷菜”造成的婴儿死亡事件……

　　这一年中的每一件事，都看似偶发却又足够吸引眼球，不但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谈资，还引出一场场针锋相对的口水仗。当热闹归于理性，我们重新再对各事梳理分析的时候，不禁感叹，曾经不起眼的它们，必将在未来成为一个个里程碑式的记忆。

　　最委屈

　　猪：仓促蒙冤

　　“猪”的委屈，全拜年初由墨西哥爆发的“人感染猪流感”疫情所赐。由于发病突然并且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使得世界人民在慌乱中只记住了“猪”，并且果断地把猪当成了罪魁祸首。随着疫情的传播，人们对“猪”的误会越来越深，从最初的不吃猪肉及猪肉制品，发展到了谈“猪”色变的地步。直到有一天，这个新流感被命名为“甲型H1N1流感”，才终于为无辜的猪们洗脱了恶名。

　　事实上，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甲流的活跃程度都尚未达到巅峰，国内外专家仍难排除第三波疫情爆发的可能，世卫组织甚至还在为病毒的变异而担忧。然而，经历了前两波疫情的考验，目睹了感染病例爆发和死亡病例激增等诸多的疫情变化，接受了流感病例中甲流所占比例加大这一客观存在，人类的应对态度却早已不似刚开始的那样恐慌不安，而愈发地理性从容了。

　　伴随着人类对这一新兴疾病的认识加深，世界各国都根据自身情况开展着各项防控措施，特别是当疫苗成功研发并顺利接种之后，人类似乎也更有信心战胜“甲型H1N1”了，毕竟，对于任何一项新的事物都需要经历一个了解的过程。

　　或许不久的将来，人们再说起“甲流”会像现在说起“流感”一样轻松、平常，只是可怜了那些“待宰圈中”的猪，恐怕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价和声誉曾经历过这样一番严峻的考验。

　　碘盐：“顶替”蒙冤

　　2009年年中，在全民补碘15年之后，一场关于“中国人是否还需要补碘”的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8月13日，中国卫生部公开回应了“食盐加碘过量导致甲状腺疾病”的质疑，并表示，将于明年适当下调现行食盐加碘量，体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科学原则。

　　近年来，中国沿海和内陆部分高碘地区的居民高发甲状腺疾病，让公众一致将矛头指向了已推行15年之久的“碘盐”，一系列数据和事实，使原本“不相干”地区的人们，也开始对本地区“碘盐”存在的必要产生了怀疑。

　　质疑和声讨之势，使得卫生部不得不出面，重新向公众分析“全民食盐加碘”这一政策实施15年来的利弊。

　　首先“碘盐致病说”缺乏科学依据，因为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已经明示，人群中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并不受碘摄入量的影响；其次“全民食盐加碘”利远大于弊，因为中国是受碘缺乏威胁最严重国家之一，缺碘地区学龄儿童的智商比非缺碘地区低约10—11个百分点，弱智(智商在69以下)儿童的比率为5-15%，这对人口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损失难以弥补，因此，食盐加碘防病措施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是难以估量的，同时，中国在消除碘缺乏病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成为国际组织号召学习的榜样。

　　最后，在卫生做出将对现行的食盐碘含量进行小幅下调的表态后，“碘盐”的不白之冤才终于在这个双赢的结果中昭雪，并将继续在中国人的厨房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药：牵连蒙冤

　　今年2月，青海发生的双黄连注射液致死事件引起人们对中药注射剂安全性的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清开灵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葛根素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参麦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莲必治注射液等都曾因不良反应而遭通报，也让公众对“中药”的不信任达到了巅峰。

　　有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中药注射液所引发的不良反应，约占到整个中药不良反应的70%，而频发的不良事件，最终导致一部分中药注射剂被封杀，一部分被限制使用，而一些大城市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更是直接把中药注射剂清除出药房。一些患者因为“双黄连注射液”，否定了“双黄连口服液”、“双黄连颗粒”，从而将所有的中药产品都列入了“黑名单”，使本就艰难前行的中医药产业再陷困境。

　　面对公众对“中药注射剂”严重的信任危机，中国官方启动了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工作，要求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对照《基本技术要求》主动开展研究工作，以期全面提高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从而消除公众的顾虑，重塑中药注射剂和中医药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事实上，专家调查分析后发现，近几年发生的中药注射剂不良事件大多与药物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其风险来自于中药注射剂在原料、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方面存在的固有缺陷，而临床上的不合理使用更是不良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见，“中药”本无错，错在谁来用、怎么用，就比如砒霜，在医生的眼里是治疗血液疾病的良药，但更多的人却只知道它的“狠毒”一面。

　　最悲壮

　　开胸验肺：悲壮求生

　　2009年6月，河南籍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之举，震惊了所有人。这个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却不能依法享受职业病待遇的人，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用命为自己争取了“活下去”的权利。

　　说起“职业病”，人们很多时候想起的都是诸如“键盘手”、“鼠标肘”之类“无关痛痒”的小毛病，所以，张海超这般惊世骇俗地证明自己确实患有“职业病”的行为，才显得那么刺眼。让人们警醒，原来“职业病”并不是平时所说的那样轻松、简单，享受“职业病待遇”更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顺理成章。

　　就像“空姐”与“美女”对应，“商人”和“精明”搭配一样，每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有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印记，而这些，其实都可以算成是“职业病”。只不过，隔行如隔山，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恐怕很难体会到在尘土飞扬的车间、矿井下工作是什么滋味，也就更无从知晓其中的辛酸和无助。所以，张海超绝不是被职业病逼上“绝路”的第一人，但却是敢于抗争并且维权成功的第一人。

　　只盼“开胸验肺”能推动中国的职业病防治进程，让职业病的危害越来越少、监管和维权能有章可循，至少，别再出现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事件，来刺痛每个人的心。

　　暴走妈妈：悲壮舐犊

　　“暴走”是一种高强度又简单易行的户外运动方式，但当它与一个在短短七个月时间里，每天暴走10公里减掉重度脂肪肝，以便能够“捐肝救子”的母亲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却显得那么深沉感人。

　　“减肥”本就是一件极其考验意志和耐心的事情，“割肝”恐怕就更加恐怖和危险了，而当这一切都与儿子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辛苦和危险就会化作无穷的希望和动力，支撑着一个母亲“走”破了四双鞋。这个平凡的母亲之所以如此牵动国人的心，是因为她用自认为再平常不过的行为，让每一个忘我打拼而忽略了太多的人，猛然想起了自己远在家中、守着电话的父母，想到了他们因为操劳而斑白的两鬓，以及同样“掏心挖肺”的爱子情深，或许还有人会暗自庆幸，自己不是这场故事的主人公，并发自内心地为这对母子祝福。

　　其实，这就是父母，是每个人最常忽视却又坚强无比的后盾，是绝对可以托付一切却又最不求回报的人。所以，当我们被别人的“暴走妈妈”感动的时候，请为自己家中的“暴走妈妈”做些什么，哪怕仅仅拨一通电话，对他们来说，足矣。

　　明星代言：悲壮逐利

　　2009年11月初，中国广告协会对侯耀华代言的十则违法广告进行公开点评，再次点燃了长久以来公众对明星虚假代言的不满，一时间，众明星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并激起了社会上对明星“不管不顾”追逐金钱利益的道德谴责，更有人强烈呼吁，应当立法惩治那些说谎明星。

　　翻看近几年所谓的“代言门”，国内众多一线明星均有“案底”。从重庆老太状告邓婕代言三鹿奶粉，到推销榨菜的张铁林搬出“爷爷的爷爷”，再到唐国强为不孕不育医院殷勤揽客，有关明星代言的讨论早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只不过，一个人代言10个虚假广告同时曝光，还是让早已见怪不怪的消费者多少有些“吃不消”。当网上的人为明星虚假代言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众明星或许正满足地坐在自己的豪宅里，数着靠“合法劳动”换来的钞票，面对并不友善的批评和指责，没准还会为自己的曝光度再次提升而窃喜。

　　可见，仅靠唤醒明星的责任感和羞耻心，用“道德”约束他们的虚假代言行为已经越来越无力，用时髦的话说，他们的“违法成本”太低。因此，除非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否则“侯药华”们或许只会不屑地认为，丢几分钟的脸算什么，数自己的钱，让“蜗居”的人谴责去吧！

　　最新奇

　　“防甲流口罩”：产品新奇

　　2009年11月8日，一个据称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检测，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抑制率达92%的专用口罩横空出世，为正处在甲流第二波疫情的公众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而所谓的“分子链接抗微生物技术和远红外技术”和“长效抗病毒、杀病菌，水洗也不失效”的特点，更让公众对这一“高科技”产品给予了厚望。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颇具喜感，11月1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可有效抑制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抗病毒口罩”并未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已被查封；12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了“防流感杀菌美容口罩”的处理结果，没收违法产品及违法所得3850元，并处罚款3万元。12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防流感杀菌美容口罩”的处理结果：没收违法产品及违法所得3850元，并处罚款3万元。

　　或许厂家最初真的是怀着悲天悯人的责任感来制造和生产口罩的，并且在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下，将仍存在于想象中的“美好寄望”变成了现实宣传中的“神奇功效”。只是，在如此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防甲流口罩”完美的契合了人们“病急乱投医”心态，从而引发了始料未及的关注。

　　只是，厂家猜中了开头却没猜对结果，恰恰是这样的关注，最终将自己推向了绝路。

　　“金钱镇痛”：观点新奇

　　今年6月，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周欣悦作为第一作者即将发表在国际著名心理学刊物《心理科学》上的论文《金钱的符号作用：启动金钱概念改变社会痛苦和生理性疼痛》引起了学术界之外的关注，经过公众的统一认识，这一观点被概括成了“金钱镇痛”，并且毫无悬念地掀起了一场新的口诛笔伐。

　　“金钱镇痛”连同它的研究者周教授被冠以“荒谬”、“拜金”的罪名，受到了国人几乎“一边倒”的声讨。其中“损失金钱会令人们感到生理性疼痛”这一论点，招来的“口水”最多，并被当做是利用公权揽私财的“理论依据”。许多人不禁担忧，如果所有人都以此为动力，理直气壮地追求更多的“止痛药”，那么整个社会将变得怎样疯狂？

　　学术的东西，我们外行不懂，所以，今后再有涉及“金钱”这类敏感事物的研究，请各位学者务必慎重，千万别引来大家的误解而遭“围攻”，更别“助纣为虐”地成为居心不良的人干坏事的“幌子”。

　　不过话说回来，有关部门可以在制定“精神赔偿”标准的时候考虑一下“金钱镇痛”，根据“疼痛等级”确定“药量”总是比漫天要价靠谱！

　　解酒药：想法新奇

　　自从今年10月中国官方开始严查酒后驾车，“解酒药”就被贪杯司机当成了保护神，并且迅速占领了各酒店、药房的显眼位置。

　　粗略统计，仅在网络上销售的“解酒药”种类就多达上千种，让人眼花缭乱，不知如何选择。虽然不同品牌的“解酒药”在价格上分出了三六九等，但是所有产品的宣传口径却出奇地一致，均声称“可速效解酒，迅猛提升酒量”。在官方来势汹汹的高压严打之下，众位酒驾司机对“解酒药”的奇效深信不疑，并把它当成了逃避检查的“夺宝奇兵”。

　　然而很快，就有专家公开反驳，所谓的“解酒药”只能缓解难受程度，再好一点的可以对肝脏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至于“消化”酒精，则纯属忽悠。因为，酒精进入人体后，由消化道吸收进血液，再依靠肝脏解毒，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最后排除体外，而目前并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改变这一过程。

　　可见，吃“解酒药”图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好让醉眼迷离的司机们再看到路边检查的警察时，能有足够的底气假装没喝，可实际结果如何呢？细一想，原来吃药“解酒”这个想法，就是“掩耳盗铃”的二十一世纪版。最受伤

　　偷菜：伤身要命

　　没有具体的标志性事件，最早风靡社交网站“偷菜”游戏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红网络，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张三李四齐偷菜”之势。而因为医生偷菜而导致的“南京婴儿死亡事件”，则为“偷菜”成疯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2009年11月3日，南京婴儿徐宝宝因高烧、眼眶部位肿胀等症状于中午入院住院治疗并于次日清晨5点多钟不治身亡。据婴儿家属反映，婴儿住院病情恶化时，家属几次向值班医生反映病情，而医生因为“偷菜”、睡觉等原因拖延，没有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治，最终导致婴儿病情急剧恶化、死亡。对此，院方解释说，因为孩子病情变化太快，从入院到患儿死亡不到24小时，超出了医生对眼眶蜂窝组织炎这个疾病的认识能力。该事件最终的调查真相否定了医生当时是在“偷菜”，但玩网络游戏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一时间，众多网民纷纷展开了对有关医护人员的失职和医德缺失的谴责，还有人对本已脱罪的“偷菜”再次发起声讨。

　　当白领连续数月半夜起床偷菜，导致失眠脱发；当学生将课业置之不顾，全心投入制定详尽的“偷菜时间表”；当孝子不顾病床上的老妈大病初醒，赶回家“收菜”防被偷；当结婚二十多年的夫妻为此离婚，只因为丈夫“失职”让妻子种的菜被别人偷了……

　　由于“偷菜”引发的种种荒唐事，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了众多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的课题，而因为“偷菜”加剧的身体亚健康、心理扭曲成瘾，甚至丧失理性“伤身要命”等一系列对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该由谁“埋单”？

　　“乙肝歧视”：伤人于无形

　　乙肝歧视，是指中国社会现存的对健康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种歧视现象，在所有的“歧视”中，最严重是就业歧视，同时，有调查表明，中国乙肝携带者受到的就业歧视也是所有就业歧视中(如地域、年龄、户口、性别、学历、艾滋病、农民等等)最严重的一种。

　　据统计，中国大陆目前约有3000万慢性乙肝患者和1.2亿无症状的携带者，在诸多有关乙肝病毒携带者错失就业、入学权利的新闻中，“乙肝宝宝”被幼儿园拒收恐怕最让人心疼，因为，这些孩子从一出生就要与其他孩子“区别对待”，被隐藏在有色眼镜之下的各种目光挑剔，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深究原因，其实导致乙肝歧视的祸首缺乏认识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医学界尚未能对甲肝、乙肝进行严格区分，乙肝被误认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紧接着，数部法律对乙肝做出的限制性规定，助长了社会性的歧视。到了90年代末，一些不良医疗机构的虚假宣传，让乙肝歧视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几乎所有社会进阶环节的严格体检，乙肝都被认为是第一针对对象，从而被排除在社会的边缘，人格和生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2009年，中国官方的一系列立法进程，也为饱受委屈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带来了希望：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删除了对肝炎病原携带者的限制；8月，卫生部就不得禁止乙肝宝宝入幼托进行公开征求意见；9月1日，是年22岁的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雷闯领到了中国首张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食品卫生类健康证明；12月29日，中国国家卫生部明确表示，将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乙肝五项”的检查，同时，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切实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入学权利……再次证明，乙肝病毒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与乙肝携带者一起学习、工作、用餐均不会传染。

　　客观的说，想要在短期内扭转多年沉淀下来的社会认知并非易事，然而，这项工作却必须要坚持下去，因为，乙肝歧视是对全社会“无知”最大的嘲笑。

　　北大医院“非法行医”：两败俱伤

　　近几年，关于“非法行医”引起医患纠纷的报道在媒体上屡见不鲜，然而，11月3日爆出的北京大学的医学教授，因为非法行医，死在本校医院手术室里的新闻，还是引起了媒体的一片哗然和公众的震惊。大家不禁自嘲，原来“非法行医”并不是黑医生的专利，“非法行医”的受害者也并不一定都是平凡百姓。只是，当医学教授命丧自家医院、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也存在“非法行医”，下一次，我们还敢放心地去哪儿看病？

　　随着事件的深入，我们知道了所谓的“非法行医”者是三个尚未毕业的北大医学院在校生，看到了死者家属和医院对薄公堂，听到了涉案学生“问心无愧”的自白，得到了卫生部对媒体报道这件事“很遗憾”的评价，才突然发现，原来这件事另有隐情，我们不能片面地倾向于任何一方。

　　客观地说，公众并不应该武断地抵制临床实习，因为正如卫生部的表态，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在后期的学习阶段是需要进入到临床实习这个环节，国家也有相应的管理办法。每一个学医的人以至于成为医学大家的人，都离不开病人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公众之所以那么不放心实习医生，而一定要找“老”医生解决一切小病大症，更多的恐怕还是出于无奈。

　　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很强，因此，普通公众在医院都有“我为鱼肉”般的无助，希望能找对大夫看对病。可是，当庸医要命、误诊致残的医患纠纷频现报端的时候，公众甚至都不再埋怨医生开“大处方”，只盼大夫能“好好看”，而医生公事公办、理所当然的态度和多一句解释都不愿给的做法，让本就忐忑的患者心里更没了底。所以，一旦有医疗事故发生，患者才会将之前所有的“委屈”都发泄出来，而本来或许“占理”的医生反而百口莫辩了。

　　其实，“北大医院事件”只是医患关系愈演愈烈的一个缩影，在这一事件中，委屈流泪的“涉案学生”和悲愤维权的死者家属都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双方的心里都将留下一个永远抹不掉的痛。最无情

　　电击戒网瘾：情理难容

　　当“网络成瘾”有了明确的“40小时”判断标准，那些为孩子沉溺网络苦恼不已的家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既然“网瘾”是病，那么，就一定会有治疗的办法吧？于是，各种“特训营”应运而生了，其中，“电击戒瘾”疗法知名度最高。

　　所谓的“电击戒瘾”，将被治疗者的不良行为与电刺激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一旦这一不良行为出现就予以电击，通过正负电极对大脑某一神经部位产生电击，主要是刺激太阳穴，使被治疗者产生厌恶体验。这个主要用于精神病人治疗的手段，被网友形容为“生不如死”，而戒瘾中心则被比作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只是，不知道面对孩子烧焦的皮肤、满眼的仇恨，和报复性语句的时候，各位家长是否还觉得这是在为孩子“好”？

　　就在各地的“特训营”生意日渐火爆，“戒瘾”引发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之际，中国国家卫生部终于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停止“网瘾电击疗法”，因为“该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尚不确切，国内外并无相关临床研究和循证医学依据，暂不宜应用于临床”。官方的做法为虚火过旺的“电击戒瘾”扎扎实实地泼了盆冷水，也让更多病急乱投医的人终于冷静了。

　　其实，专家早就指出，九成沉溺于网络的孩子是源于错误家教，多数人只是想在虚拟世界里获得认同感和安全感。试想，如果父母能给孩子多一点的家庭温暖，又有几个人愿意整天对着冰冷的电脑找安慰呢？

　　“空巢老人”：情非得已

　　“空巢”是指孩子长大离家后，父母独自在家的空虚、寂寞的状态，由此引申，“空巢老人”则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的比例已达49.7%，与大中城市的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比例更高，达到56.1%。而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也势必越来越多。

　　说到底，“空巢老人”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鸟儿长大了就一定要离开家，而且飞得越高越“有出息”。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空巢”都将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并非某个家庭的问题。作为世界上“老得最快”的国家，“未富先老”的中国为养老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准备都还不够，养老机构的建设不足、缺乏足够的专业性人才以及尚未完全成熟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体系，都让当下养老问题中的矛盾和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

　　独生子女政策造就出来“421”家庭模式，让“80”们必须面对婚后两个人赡养四个老人的现实，而来自工作、生活的压力，以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旧思维的变化，是的儿女和老人在赡养问题上必然会出现态度差异和行为冲突，其中的无奈和无助可想而知。

　　当“养儿防老”变得有些“靠不住”之后，如何从制度上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提供完备、周到的养老服务，分担“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们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才是各方都应思考并攻克的难题。最期待：新医改大幕拉开

　　2009年，国人健康的重头戏莫过于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启动，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公布，新医改的各项措施也陆续展开。

　　2009年8月，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启动，相应公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

　　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与现行规定价格相比，有45%的药品降价，平均降幅12%左右；

　　2009年10月，中国国家卫生部发布《关于在公立医院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要求从11月1日起，全国所有公立三级医院全部实行实名预约挂号；

　　2009年12月，中国国家卫生部下发《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工作方案》，拟用两年时间，在全国50家较大规模医院试点建立112种疾病(病种)的临床治疗规范，为“同病同价”奠定基础；

　　……

　　种种举措，无不彰显出中国官方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决心，公众也全力支持，毕竟这涉及到每个人的最基本权益。然而，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让公众对这一政策的推行多少有些担忧，例如，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在实施近两个月，公众担心的药品“降价死”现象再次暴露；实名预约挂号仍然难以方便患者，却让“号贩子”获得了新的商机；临床诊疗规范尚未实施，公众已经开始担心会不会出现诊费药费“两头翘”的局面，让看病“更贵”；部分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对取消“药品加成收入”颇有微词，怎样才能让他们继续心甘情愿、保质保量地为患者服务？

　　其实，各种质疑和担忧都满含着公众对新医改的期待，“爱之深”才会“责之切”，新医改《方案》《意见》做得再好，也比不上公众在真真切切的看病体验中得到“实惠”。可见，新医改想要不辱使命，只有扎扎实实地把每一项好的政策落实做细，把公众的没一个担忧都认真化解，否则恐怕就难逃“昙花一现”的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