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诞生记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耳边响起了很早以前的一首歌：“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这是经典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的歌词，表达了对改革开放的美好憧憬。歌中继而唱道：“创造这奇迹要靠谁？”回答是：“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当时出生的80后，就是现在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我讲述的正是他们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

　　一 接触

　　那是在2007年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报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讲述一个名叫李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真实经历。文中的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同样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真的存在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个疑问在脑海中涌现。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和关心的群体，这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

　　我开始主动寻找有关这一群体的相关资料，但遗憾的是一无所获。当时金融危机还远未来临，国内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媒体正热衷于报道各类精英的逸事和言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学术精英等充斥着各大报纸刊物和网站的头条，根本没有人关注到这些微不足道的草根阶层。记得我当时在BAIDU和GOOGLE用关键词“聚居村”进行搜索，结果却显示为“少数民族"聚居村"”。在中国期刊网和其他学术网站，对这一群体的检索结果同样是“零”。因此，我决定亲自去《中国新闻周刊》中提到的“聚居村”——唐家岭——一探究竟。

　　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从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亦相对较多，加之这个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些甚至还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年龄大多和我相仿。他们有基本一样的情况，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唐家岭居住着四五万人，除了本村居民三千余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这些大学毕业生怀揣着梦想到学校，充满着理想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生活，小小的“聚居村”折射出一幅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生存现状的结构图。

　　从唐家岭回来后，这些同龄人生活的场景时常在我眼前闪现，使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决心要深入研究这个群体，我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我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窘境，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笔，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开始着手对这一群体展开研究。二 第一次调研

　　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群体，在没有前人研究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只有自己组织社会调查，才能获得有关这一群体的第一手资料。幸好我于2005—2006年曾挂职湖北省广水市市长助理，挂职期间我组织了针对广水市的经济社会调查，这段经历为我组织社会调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正在我埋头设计问卷、确定调研地点之际，北京市委领导找到我，委托我就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问题进行专项调查，这个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了政府的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开展。

　　调研问卷定稿、抽样地点选择、调研礼物筹备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已是2008年1月。由于临近寒假，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家过年，调研人员不足成为我面临的首要问题。无奈之下，我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利用自己曾在校研究生会做过主席的便利，招募了一些不准备回家过年的研究生参与调研，这批学生里就包括后来一直和我做此项研究的徐启元。

　　调研的过程并不顺利，2008春节恰逢我国遭受50年一遇的雪灾，受冷空气影响，北京也异常寒冷。我带着调研员入村调查，常常是问卷还没有做完，笔已经冻得写不出字来。一个多星期的调研，疲惫但有收获，刺骨的寒风和“聚居村”村民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年龄接近，我们和受访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很多时候，常常是问卷还未做完，调研员和受访者就成了朋友。有些受访者不仅自己接受调查，而且还将其亲戚、老乡、朋友也介绍给调研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们调研的阻力。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一群体的面貌由模糊到清晰，逐渐显现出来：他们人数众多，大多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村落——“聚居村”。居住在“聚居村”生活压力很小，也更容易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于是，一批批大学毕业生住了进去，几年后，当他们有了固定的事业发展方向和足够的生活资料时，又纷纷搬了出来。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更多的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更多的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他们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民主权利缺失，普遍对社会公平存有疑虑，思想情绪波动较大，挫折感、焦虑感等心理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互联网并以此宣泄情绪。热情、开朗、迷茫、彷徨，形成了我们对“聚居村”村民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印象。

　　调研结束后，我根据调查所得数据和北京市委提供的统计资料，写成了4万余字的研究报告。在这份调研报告中，我就“聚居村”的流动人口、出租房屋、基层管理力量配备、公共资源配置、治安状况和人居环境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通过这份报告，基本上可以了解当前北京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的现状、突出问题和形成原因。报告还在北京已有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基础上，着眼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2008年4月，报告被北京市委提交中央，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委员刘延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我的研究获得了肯定，辛勤的努力换来了初步的成果，这更坚定了我要把这项研究继续深入下去的决心。三 80后

　　由于“80后”所经历的特殊历史背景，他们在人们眼中一直没有很好的印象，早些年网络等媒体上到处是“歧视”“80后”的现象，包含攻击的字眼处处可寻，如被称“垮掉的一代”、“最没责任心的一代”、“愚昧的一代”、“最自私的一代”、“最叛逆的一代”。然而2008年，让很多人都扭转了对“80后”的看法，原来认为是半吸毒状态沉迷于网络的“80后”忽然高尚了一把：汶川地震的奋勇果断、行动魄力以及奥运会的热情大方、责任意识。至此，各种媒体对“80后”进行的积极报道和正面宣传开始进入主流趋势。

　　同一代人得到了截然相反的评价。中国的“80后”究竟是令人骄傲的“鸟巢一代”，还是令人担忧的“迷茫一代”呢？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如何认识“80后”这个复杂的群体。

　　“聚居村”中居住的“蚁族”，大概能为我们理解“80后”提供一个注脚。“蚁族”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典型的“80后”群体。他们是当今社会中“最为敏感的人群”：充满活力，满怀理想，或者雄心勃勃，具有挑战意识。大学教育给了他们知识和涵养，也曾许给他们美好的未来。然而，工作后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梦想无处寄托，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忍受焦虑且不具确定性的暗淡时光。但同时，他们乐观、开朗，相信自己的选择，情愿从底层做起，在慢慢的积累和沉潜中，期待着未来的爆发。

　　透过“蚁族”，读者对“80后”能得出自己的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蚁族”给我们揭示的是一个真实的“80后”，在“蚁族”的身上既有“鸟巢一代”的光鲜，也有“迷茫一代”的阴影。

　　与“90后”不同，“80后”存有从小到大眼见祖国由相对困难直至今天成就的完整记忆，度过了没有高科技围绕、没多少物质享受却简单充实的童年时代，以及率先跨入中国信息时代接触新生事物、成为新千年第一批彰显个性族群的少年时代，最终成为现今开始思考民族荣誉国家前途、日渐成熟进入社会有所担当的青年一代。因此，“蚁族”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目睹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深度转型，作为世界新经济体中的社会结构成长要素，他们所经历的国家巨大变革，以及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意识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社会特定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

　　但是，作为“80后”的“蚁族”同样孕育着危机。中国传统社会2000年来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有一个比较通畅的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制，即自隋唐开创的科举制。每年，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通过这条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科举制给所有读书人以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改变自己命运（学而优则仕）的通道。但当今时代，在这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分。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这种情况在“蚁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对于“蚁族”成员来说，他们从小被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将来考取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后，他们仍然为了今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而努力学习。但毕业时他们却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只能又回到“村”里。当他们梦想破灭的那一刻，他们会将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归因于整个社会，从而使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可以想象，长此以往，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应该承认，青年群体蕴含着极大的社会能量。这种社会能量既可以成为伟大的创造力量，也可以成为巨大的破坏力量。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横幅“破坏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这是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的名言。青年这种社会能量的释放方向往往在于引导，包括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情感的引导。青年是社会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晴雨表，代表社会最敏感的触觉。在法国、德国和拉美诸国，种种反体制、反政府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意识形态大多发源于青年群体，或者经由他们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尤其是青年群体可以熟练地通过互联网等新型媒介进行信息沟通与活动，这对于社会舆论乃至意识形态安全都具有较大影响。任何一种青年的群体行为都具有超前性（包括理想主义的幼稚）、超越性（现实和自我）和社会批判性（包括非理性的攻击倾向），这是青年群体行为独有的特点。而“蚁族”是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社会诉求、主体意识最强的活跃群体。如果这样一群“精英候选人”无法参与社会，或者社会使他们“走投无路”，让他们以年轻脆弱的心灵和一无所有的经济能力裸露于经济危机之下，必将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因此，如何更好地了解“蚁族”的形成和发展，掌握他们的群体特征和生存状况，倾听他们的呼声和意见，让他们更好地、更快地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尊重，是一项紧急的、艰巨的且长期的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做出努力，付诸实践。

　　三十年前的1980年，《中国青年》在第5期上刊发了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篇并不算长的文章开头便是一种绝望的口气：“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然后，“潘晓”历数了自己在家庭、单位、朋友、恋人面前所遭受的挫折，由此潘晓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但潘晓还是感到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困惑也正是当时很多青年的困惑。很快，潘晓的来信引起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中国青年》持续发表讨论文章，共收到读者来信6万多封，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全民性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如今的“蚁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大讨论，巧合的是，和我接触的许多“蚁族”，虽表述有所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呼号。上个世纪潘晓事件引发人生观、价值观大讨论时，“蚁族”的大部分还未出生。两个世纪，同一种声音，个中的含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去思考……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