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当中央党校校长的故事：董必武言传身教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所长期党校”。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一份关于开办党校的决定。

　　此后，由于形势所迫和条件所限，“最高党校”一直没能开办。但这份文件，为日后中央党校的创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883年3月14日)50周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它就是中央党校的前身。

　　1935年11月，中央转战陕北后，正式在瓦窑堡开办中央党校(后迁至延安)，培养高级干部。

　　董必武言传身教

　　在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先后出任教务长和副校长。他严于律已，时刻注意用自身的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党员干部学员。

　　当时，江西苏区的一些人，存在“左”倾思想，有的学员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董必武洞察到这一苗头后，迅速采取措施，教育学员要明辨是非，不可盲从。

　　董必武尽管工作忙，但还是经常带头参加义务劳动。一天早上，党校一个小组的同志，去帮一户烈属耕田，刚到田头就看到，董必武校长已经在那里忙活了。只见他打着赤膊、卷着裤腿、满头大汗，已经耕完了两亩地。大家十分感动，纷纷对他说：“您都快50岁的人了，工作又那么忙，不来都可以，可您比我们来得还早，您还是回去吧！”董必武摇摇头，边干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说完，他就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1935年，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陕北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董必武虽是校长，待遇却低得出人意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1块多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但董必武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在董必武任校长的两年时间里，中央党校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5月，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维汉接任校长时，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李维汉后来回忆说：“那时，学员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15个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苏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

　　详情请查阅>>>环球人物2009031期杂志：省部级干部中央党校生活毛泽东题写“实事求是”

　　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一块石刻，上书“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并亲笔题写的校训。

　　1943年初，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从那时起，到1947年3月中央党校因内战被迫暂时停办，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央党校得到进一步扩大，学员由几百人发展到了3000多人。其间，全国各个战区党的负责人等大批党的高级干部，曾到中央党校参加培训。比如，陈赓大将就曾于1943年11月到中央党校学习。

　　毛泽东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大创新性举措：其一，对办学思想进行改革，停止执行理论与实际割裂、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员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活跃生活，配合教学。

　　那时，中央党校各部附近都有土地，可以种粮、养猪、烧制木炭……党校还建有豆腐坊、粉坊、糖厂、酒厂等各类作坊和工厂；并有自己的运输队，可以跑运输。暂时放下枪杆的高级将领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文职干部们，都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参加农业劳动。此外，他们还经常到工厂、作坊，纺毛，纺棉，拆洗、缝制衣服，挖窑洞，修建房屋……

　　中央党校在延安的两个礼堂，就是学员们自己建起来的。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图纸、运送材料、盖房等，大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完成的，其间只请了少量的石料工人。

　　大礼堂规模很大，能容纳千余人，1943年11月7日竣工。将要竣工时，学员们左看右看，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的墙上，挂个校训题词。一说到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央宣传部的范文澜老先生。但范文澜试着写了几条，自己都不满意，便提议去找毛泽东写。毛泽东欣然答应，立即叫人拿来4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沉思片刻，饱蘸浓墨，迅速挥毫，“实事求是”4个雄健潇洒的大字随即跃然纸上。在场的人齐声称赞，这4个字的含义精深、透彻，抓住了中央党校的办学精神。

　　随后，大家请来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没过多久，“实事求是”分毫不差地“印”在方石上。可惜，毛泽东的这一墨宝被凿坏，未能保留下来。

　　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率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转移。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后，中央党校的大礼堂遭到破坏。幸好刻着“实事求是”的4块方石，被倒塌的墙壁埋住，因而得以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在清理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废墟时，找到了这4块完好无损的方石。如今，它们被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党校被迁到了北京。1955年8月，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份校报，所用报名就是毛主席题写的“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党校大礼堂建成，其正厅内最醒目的便是“实事求是”4个大字。20世纪90年代，它先是被镌刻在中央党校大门内专设的石壁上，后被移至现在的位置——大礼堂前的广场上。

　　详情请查阅>>>环球人物2009031期杂志：省部级干部中央党校生活胡耀邦引领“真理标准大讨论”

　　“文革”开始后，中央党校陷入停办状态。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并于1977年3月初确定由华国锋任校长，胡耀邦任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这是胡耀邦复出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1977年3月25日下午，中央党校大礼堂东教室内，胡耀邦走上讲台，平静地对大家说：“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那时，他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行政、后勤部门在52号家属楼里找了一间屋子，给他作办公室。现在，这栋楼已不存在。据介绍，那间办公室只有14.6平方米，一侧放办公桌，另一侧放单人沙发床。

　　当时，党中央正式任命的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只有胡耀邦一个人。所以，组建职能机构、为各部门配备干部，是当务之急。胡耀邦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使42名处室级以上干部全部到位。

　　同时，胡耀邦还面临着另一个情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将康生，长期把持中央党校，使其成为受“文革”破坏的重灾区之一。不揭露康生的问题，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工作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

　　一天傍晚，秘书告诉胡耀邦，在离他们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有人贴了一张揭露康生的小字报。胡耀邦说：“走，看看去。”两人看小字报时，天已经快黑了。胡耀邦看完后，什么也没有说，就径直往回走。秘书看到有不少人在远处观察他们，就问：“耀邦同志，你看到远处有人在看我们吗？”胡耀邦没有回答。直到过了一个拐角，他才停下来告诉秘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来看小字报，这就是一种支持。”果然，此后揭发、检举康生等罪行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1977年10月，“文革”后的第一批学员，在金秋时节踏入了中央党校的大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党校应当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是胡耀邦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他明确提出，要把中央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后改为“阵地”)，办成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如今，中央党校大礼堂的两侧，就分别写着这样的口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后学什么？这是胡耀邦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一天，他在一个会议上明确说，中央党校要开设4门课：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党建，使学员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有所接触。为此，他组建了一个小组，着手选编教材。最终，中央党校选编了13本教材，共有100多万字。这些教材被印成大字本，除发给学员、教员外，还送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后来，叶剑英元帅曾对胡耀邦说：“你们做了好事，搞了100多万字的马列主义的东西。”

　　至于中央党校教学的基本方法，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坚持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教师给予必要的辅导，解答难点疑点问题。“两个为主”，自此成为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

　　中央党校恢复“招生”后，胡耀邦很快就发现，不少学员有两个顾虑：一是怕被开除学籍；二是怕毕业时得个不好的鉴定。对此，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央党校对学员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对此，胡耀邦说：“(学员)毕业时，我们不写任何材料。我们要敞开思想，真正地学到点马克思主义。打棍子、戴帽子，只是那些没有本事的人的方法。学风、学风，首先要把学习讨论的风气扭转过来。提疑问、讨论，这个风气好嘛！”后来，他又明确提出，中央党校学员在学习、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一律“不准装档案袋子”(即“不装袋子”)。“四不主义”对学员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胡耀邦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创办《理论动态》校刊。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5天出一期，每期都由胡耀邦亲自定稿。创刊之初，该刊不断发表拨乱反正的文章，很快就引起了强烈反响。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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