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向日本学习

　　呼唤中国式“收入倍增计划”

　　李广赞

　　编者按：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下午就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产能过剩、结构转型是中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需求尤其是内需不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倍，到2008年拉开到3.3倍；仅占1/3的中国城市人口，却在中国全体居民消费中占有超过2/3的份额。

　　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均衡的增长结构和收入分配改革是需要抓住的牛鼻子。尽管中日两国的资源禀赋并不相同，中国需要借鉴一个日本上世纪60年代启动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中国当前居民消费在GDP增长中的占比只有30%~40%，甚至远低于日本推出“收入倍增计划”的1960年。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启动内需的关键是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实质购买力，中国需要一个“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 ]

　　通过驱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工业化、城市化的指标来比较，中国当下的经济状况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中前期基本相当。

　　上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正处于“投资引起投资”的高潮期，面临着启动内需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在经过一番辩论之后，日本于1960年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收入调整引发了内需的启动和消费结构变化，从而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和国际竞争力提高。

　　我们认为，“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后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所在。通过该计划，日本提高了国民收入，成为“启动内需”的钥匙，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经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远未完成，重化工业也还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中国当前居民消费在GDP增长中的占比只有30%~40%，甚至远低于日本推出“收入倍增计划”的1960年。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启动内需的关键是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实质购买力，中国需要一个“中国式的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上世纪60年代之前，日本正处于“投资引起投资”的高潮期。按固定价格计算，私人设备投资额从1956年的13217亿日元增长到1960年的36530亿日元，五年间实际增长1.76倍，平均每年递增22.6%。

　　在这个高投资期之后，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二重结构问题：表现为城乡二重结构和大小企业之间差距巨大。1960年农民收入仅为城市的44%，大小企业收入差距达到一倍以上。国民收入增长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个人消费增速明显落后于投资与工业增长速度。

　　此外，1957年从美国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日本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经济陷入衰退期。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工矿业生产下降10.4%，钢铁、橡胶、皮革等下降20%以上，纺织业下降17%，化纤等轻工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倒闭数量增加了57%，失业人数增加了87.8%。

　　在此背景下，日本池田勇人内阁于1960年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在1961~1970年这10年之间，将国民收入提高2倍。并把头3年的增长率定为9%，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定为7.8%。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迅速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完全就业。为了做到这一点，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倍增计划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城市化。

　　在倍增计划期间，日本农业经济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农业中就业人数的减少，以保证工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即淀粉食物减少、蛋白质食物增多，畜牧业产量增加。

　　日本提高农民收入主要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提高农业生产率。整个60年代日本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大幅领先于其他商品。

　　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日本农业经历了水利化—化肥化—机械化的过程，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

　　第二，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引进，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

　　倍增计划明确规定，“为完成本计划，必须大力谋求科技水平的飞速提高”；“振兴科学技术事业的基本问题是以科技教育为中心的人才培养问题、发明创造的促进问题以及工业化对策的改善问题”。

　　在科技引进方面，战后日本引进外国技术之多、耗资之巨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占第一位。

　　在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方面，倍增计划的具体措施包括：结合工业布局的需要，“增设工科大学”；增设高中，特别是以“增设工业高中为中心”。

　　第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工人工资。

　　为了提高工人工资，倍增计划明确规定了“为最低工资制度确立这样的方式：按地区与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为若干集团，每个集团确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确立对于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整个工资水平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倍增计划肯定了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高速发展加强了双重结构的差别”；“小企业在就业、国民生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附加价值的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非常大，为了提高生产率，小企业必须进行现代化”。

　　倍增计划确立了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体系，要求由大企业供应设备、派遣技术人员帮助小企业；政府贷款扶植，保障小企业金融稳定性。在倍增计划期间日本确立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紧密协调的社会分工体制。

　　倍增计划结果

　　倍增计划期间，居民收入增长率基本实现了与GDP增长同步，消费与投资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人均国民收入1960年到1967年翻了一番，至1973年又翻了一番；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大小企业之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国民收入增加，则导致耐用品快速普及，内需启动。

　　随着收入的倍增，日本国内的需求被启动，开始经历了“消费革命”。在饮食方面，肉类、牛奶、咖啡、水果等消费量大增，在服装方面，棉制品消费下降，毛料、丝绸制品和合成纤维比重大增。在衣食水平提高之后，根据消费结构变化的普遍规律，消费必然转向耐用消费品。

　　在1955~1964年，黑白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即所谓的“旧三件”得到普及，其价格相当于日本职工2~3个月的工资；到了1965~1974年，彩色电视机、空调、小汽车即“新三件”普及，彩电、空调为当时职工2~3个月工资，汽车为4~5个月工资。

　　此外，消费结构变化还拉动产业结构调整。

　　从1960年至1970年，过剩的纤维等轻工业逐步过渡到了以钢铁、石化和机械工业为基础的重化工业阶段。其中电气化和汽车的普及是重要推动力。以家电普及为代表的电气化进程带动日本国内发电量、石化、钢铁等行业的迅速发展，而1965年之后汽车工业的“爆发”带来的需求激增更成为日本石化、钢铁等行业竞争力迅速提高的主要推动力。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趋势里也可见其主导产业的变迁。在50年代初期，纤维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其出口占比为48.2%，后来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落后于制造业平均生产率，渐失去竞争优势，出口占比大幅下降，到1985年已不足5%。而与纤维相对应的是机械行业的大幅上涨，出口占比从1950年的9.9%，增加到1970年的46.3%，机械行业中以汽车为代表迅速崛起，由此带动的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快速发展。

　　日本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因此大幅提高。在国内消费拉动下，日本家电、汽车、钢铁、石化等产业产能迅速放大，产能放大导致的大规模生产以及技术进步提高了日本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机械类产品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作者系方正证券研究中心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