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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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29日，一名正在玩耍的小寨村儿童。本报记者 张鹏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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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往小寨的道路，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类似“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本报记者 张鹏摄 |
被污名化之痛
——“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调查
本报记者 张鹏
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沙哑地唱起“花儿”，李尕猴的眼睛里才会放出异样的神采。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
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类成名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为贫困的家庭目录中。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单在内的5张逾期贷款催收的通知单，还躺在他家破旧的柜子里。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没要下（去）”。
如今李家栖身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的救助。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吋的创维电视机。两把海绵裸露在外的沙发是别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炉子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在炉膛的上面，放置着一个铁制的炉条，煤只在炉条上燃烧。这样做是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最终博得了父亲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不是为了乞讨。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讨了。这次是为了还儿子交学费欠的债，他沿着荆门、襄樊乞讨了一路。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听到消息赶到的儿子制止了。
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
这一切来源于他的切身体会。童年短暂的乞讨经历，对李玉平幼小的心灵触动极大，他时常望着城市的高楼大厦梦想：“将来，这里有没有我的份儿？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个乡村少年认准，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
“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了又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
从此，这个寂静的村庄不再平静。各种版本的传闻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外界对这个村庄的想象力。
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5年过去，回望当时的举动，24岁的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乞讨减少，但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2008年腊月，李玉平回乡举行了婚礼。2010年前夕，从遥远的江苏无锡传来儿媳生下孙女的消息，接到电话的李尕猴乐得合不拢嘴，一连喝了4天的酒。
如今，“当了爷爷”的李尕猴对生活再无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汤喝、有烟、有酒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艳羡那些村里因乞讨富起来的人家，“比我供大学生的美”。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把他们的乞讨成果都带回了村子，最早盖起了锃亮的瓦房。
“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
“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
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
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很快会打败人的尊严。一边是贫困的折磨，另一边是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诱惑。
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岁的杨龄（化名）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
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讨的收入和他出卖体力的收益相当。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一个村庄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穷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这是一种耻辱。”杨金忠说。面对小寨村贫困的现实，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无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内，如何彻底脱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遥遥无期。
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连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难以掌握村里实际乞讨者的真实数量。据杨维科的粗略统计，即使是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年头，“每一个村庄外出讨要的农民的数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
可以佐证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在岷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大，加之讨要相对打工来钱快、不费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好逸恶劳思想，走上讨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个别群众的致富观念发生了扭曲，把外出讨要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更有甚者，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妇女孩子行乞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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