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写意人生：一边面带微笑 一边又郁郁不乐(图)

　　在赞誉和批评中，贾平凹脚踏实地且步伐矫捷地走了过来。

　　《秦腔》和《废都》

　　2008年11月2日，贾平凹在浙江乌镇领取了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是《秦腔》。在会上，贾平凹很认真地说了获奖感言，但他浓重的陕西南部乡音让多数人听着模棱两可，尤其是其中的一句，“当获奖的消息传来，我说了四个字：天空晴朗。”被听成“这就行了”。当弄明白是“天空晴朗”之后，又有人追着问他，“你要是没获奖，是不是就是乌云密布？”天空晴朗就是一种心情表达，没有什么喻指。这个词是这么出笼的，我得知《秦腔》获奖的消息是在一个中午，就打电话给他，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知道了吗？”他也没头没尾地答了一句，“刚知道”。我说我去你家里？他说好。我们两个人坐了很长时间，东拉西扯，雅俚并雕，却是谁也不提获奖的事。告辞的时候我问他，说说你听到消息时的心情。他想了一会儿，说，“就是天空晴朗，没啥。”

　　另一件让他“天空晴朗”的事是《废都》再版。2009年8月，作家出版社将《浮躁》、《废都》、《秦腔》三部长篇小说以函集形式再版，这不仅是一种出版策划，还是对他三十多年写作经历的解读和肯定。《浮躁》代表他的八十年代，《废都》呈现九十年代，《秦腔》是他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重要收获。这三部书是他的三个高峰，《浮躁》获得“美国美孚飞马奖”，《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和“法兰西最高文学艺术荣誉”称号，《秦腔》获香港“《红楼梦》世界华人长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

　　贾平凹是获奖最多，同时也是获批评最多的当代作家。从1978年《满月儿》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起，到2008年获茅盾文学奖，三十年时间里各种“授勋”近百次，但各种“严厉批评”也是此起彼伏，相得益彰。说他宠辱不惊有点过誉，他惊也惊过，喜也喜过。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且步伐矫捷地一路走了过来。贾平凹的文学经历是他自己的“历练劫数”，对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也是一种启示。

　　立场与观念

　　贾平凹的写作，以土地和农民为主要观测目标。他瞄准的正是中国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根本变化。《浮躁》写于1988年，之后他连续写出了《废都》、《白夜》、《土门》、《病相报告》、《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浮躁》是站在农民立场的，这是这部小说的局限之一，但也是那个时期里中国作家共有的局限。那时候流行“代言”这个词，作家是“代言人”，写农业题材，是为农民代言，写工业题材、军事题材、教育题材，是为不同的行业代言，也就是说，小说的题材不同，作家的立场也不同。如今的时代讲“发言人”，代言人和发言人，一字之差，变化是大的。教育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讲的虽然也是“局部利益”，但立场变了，视野和视角变了，牵涉面宽了，是整体环境下的“局部利益”。《浮躁》之后，再经过《废都》的脱胎之痛，贾平凹的“立场”变了，由农民视角“位移”到中国文化层面上，审视中国当下农村的剧痛和巨变，《土门》写城乡结合地带农民的心态，是土地观念变化的最前沿，是焦灼区域。《怀念狼》臆想变化了的土地上狼的变迁史，狼是生存能力超强的人的喻指，在生存困境中如何艰难挣扎。《病相报告》是一段传奇，是贾平凹有意改变叙事的路数，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被非客观之后，缺陷是怎样产生的。《高老庄》是《秦腔》的前奏，是一场大戏前的彩排，更是足球赛前的热身赛。贾平凹是导演，是教练，在热身赛中试验着战术的多种可能，在正赛开始的时候，他才敲定了上场人员名单，以及各自的位置。在“正赛”结束之后，观众看的是结果，但教练更偏爱那场热身赛，因为那里面闪烁着自己更多的足球智慧和战术初衷。《高兴》代表着贾平凹写作的一种转变，他开始替遭受生活困境的农民安排出路了，这部有着“明天”色彩的小说，人物是以变形的姿态存在的，或者叫冷幽默。冷幽默是幽默大王或完全没有幽默感的人制造的，贾平凹的幽默是骨子里的，他没有看明白现阶段中国农民的出路，他自己也深陷困扰之中。

　　贾平凹笔下的中国农村是现阶段的，他的这些小说构成着空前的乡土中国之变，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中国农村问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他在尝试着寻找“规律”，但必须要说的是，截止到《高兴》为止，他和社会学家一样，都没有找到。或者换成那句流行的话，他在“摸着石头过河”。

　　收藏

　　最初的时候，贾平凹是收集，不是收藏。他不做选择，看入眼的都往家里背。汉罐、瓦当、画像砖、拳头大小的旧石狮子有两千多个。他写过一个短文章，叫《狮子军》。还收过一把老椅子，他说是元代的，我看着更像先秦的，做工特粗，而且少了一条腿，他用一摞旧版书支撑着。上面放着一把民国时期的笨茶壶，朋友来了，他就用那把茶壶泡茶，一壶水足够喝一天。一天家里来的人多，他去邻居家借了两把椅子，还椅子的时候，邻居大嫂看着他那把伤残椅子，说，“贾老师，不用还了，您留着用吧。”大嫂是热心人，一次在楼梯上碰着，问他，“家里有要扔的东西吗？我叫了收垃圾的。”贾平凹连说没有没有。还有一个细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大嫂敲门，领着不足十岁的儿子，说话气呼呼的，不是对他，对着那个怯怯的孩子，“你问问贾伯伯，贾伯伯是怎么成大书法家的，就是敢写。以前也是一写一个墨疙瘩，揉了再写，天天写。”原来大嫂在教育孩子，孩子报了一个书法班，却是没有兴趣。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说的真是没错。现在的贾平凹是秦汉文物的鉴赏家，那一时期的老货，看一眼，或闻闻气味，就辨了真伪。他的收藏，也由杂货铺升格为颇具规模的博物馆。

　　贾平凹人心宽厚，走路也怕伤了蚂蚁，但 收藏起东西来，下手却重。

　　另一支笔

　　好像是1998年，贾平凹过生日的那一天，朋友们凑钱送给他一支大毛笔，祝贺他文学人生二十年。笔有拖把那么大，他很喜欢，倒插在书房的一个大号汉罐里，笔锋向上。没料到的是，收到笔的第二天，他的书法润格涨价了，而且在书房里贴出了告示：无论亲疏，不分长幼，润格面前一律平等。朋友们怨气连连，这意味着再也得不到免费待遇了。于是，“一支笔的故事”就悄悄讹传了。传说贾平凹满月那一天，家人宴请邻里，酒席高潮时，准备了笔、塑料手枪，还有木头削制的官印，让他“抓周”，但他的小手一把抓住的是自己的牛牛。家人搪塞着说，也是一支笔。后来又有人把这故事引申到他小说写作里的性描写上，这讹传得就更远些了。

　　贾平凹的另一支笔是书法和绘画，书法沉实劲道，得天独厚。绘画是随意赋形，绕过章法的。后来他兼做了一家美院的教授，他做教授，授出的东西少，得到的东西多。有一个时期，他沉迷于画法的研习之中。一天半夜，他邀几个朋友赏识他的“新得”，宣纸铺陈了一地。一位画家恭维他，说有了学院派的意思。他再问我的看法，我的话让他有点扫兴，“我同意学院派的说法，但后边要加三个字，民办的。”扫兴却也高兴，他愿意听到真话。贾平凹有一个难得的品德，就是容得下批评，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他三十多年的写作道路上，如果他不是正视那些接二连三的“严厉批评”，他今天的文学成就恐怕要大打一些折扣的。在一次针对他的研讨会上，他形容自己是核桃命，要被砸着吃。

　　贾平凹办过多次书画展，其中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在深圳，一次在成都。深圳人的评价是“呼吸到了西安城墙上的风”。成都书画展是2008年五一期间，他回来的第三天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问他，“这事轰动效应有点太大了吧？”他说，“再不搞了，惹这么大的乱子。”

　　1998年我做《美文》副主编，作为主编，他当时给我写了四个字，忘知守本。这其实是他对艺术的态度。这些年来，他一直恪守着这个守则。关于如何写作，还有一个流行的观念，叫“十年磨一剑”，意思是只有慢写才出精品，常举的例子是曹雪芹和《红楼梦》。我对这个说法是持一分为二态度的，写作速度的快与慢和是否精品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一种老式手枪，叫“单打一”，也称“铁公鸡”，子弹是上一发打一发，武汉产的汉阳造是五发装置，驳壳枪是二十发，机关枪是连索的，什么枪打什么子弹，并不是射得慢的才是神枪手。精品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让一个手笔快的作家慢写，等于告诉他对这个问题尚没有考虑成熟。有一次，在《美文》编辑部的会上贾平凹说，“我怎么就写不慢呢。”我建议他，“用毛笔试试，学曹雪芹。”

　　一个人问我生活中的贾平凹是什么样子，我给他念过一段伍尔夫评价蒙田的话。现照录如下：

　　“可不是开门见山的人。这位先生眼睑下垂，脸上带着做梦似的迷迷惑惑的神气，一边面带微笑，一边又郁郁不乐，叫人难以捉摸，要是从他嘴里掏出一个明白答案是办不到的。”

　　（摘自2010年1月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