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最后的日子

1980年，台湾，蒋经国夫妇。供图_秦风工作室

蒋经国的贴身副官翁元。供图_常似虎

　　蒋经国最后的日子

　　22年前的1月13日午后1时，蒋经国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这位在台湾近代史上，占有最重要一席地位的政治强人，走完人生的道路。服侍过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长达43年的官邸内卫副官翁元，向记者亲口证实，当天蒋经国腹痛难忍，甚至对亲信副官开口求救，一代强人经过半天的病魔煎熬，最终撒手人寰。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常似虎 台北报道

　　“请救救我”

　　“我到现在还是记得一清二楚，当天一早，经国先生就非常不舒服，一直捂着肚子喊疼，整个上午就这样扶着又躺又坐，把我跟另外一位副官折腾个半死。”现已高龄80岁的翁元，讲起这段回忆仍是滔滔不绝，仿佛才昨天发生过的事情一样。

　　当天蒋经国腹痛难忍，甚至对亲信副官开口求救：“拜托你们，请救救我。”一代政治强人开口向副官求救，这让翁元瞬间傻了半秒钟，毕竟做了一辈子的贴身副官，每天服侍众人眼中的强人，让“主子”开口向他求救，这还是头一回。

　　从早上7点钟接班开始，翁元就一直听到蒋经国低声抱怨混身不舒服，“我在蒋家服务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经国先生整天这么难过不断抱怨的。”身兼国民党党主席的蒋经国，原定9点钟要赴党部主持中常会，却罕见地因为身体不适，临时向党部告假。

　　蒋经国的腹痛，显然与肠胃有关，“荣总”（即“荣民总医院”，是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驻在七海官邸的医疗小组几位医生经过联合诊断，推测应未危及性命，医师决定开给蒋经国几颗胃乳片，以减缓他的不适，并通知身在台中的另一名肠胃科医师赶赴官邸，但当年高速铁路尚未兴建，仅有的高速公路也常常车满为患，估计到达时间约需4个小时。

　　到了接近中午，打着点滴的蒋经国精神似乎好些，突然对副官翁元问起自己的三个儿子身在何处，并一一点名。

　　“孝文呢？”

　　“报告，孝文陪着夫人在楼下吃午饭呢！”

　　“孝武呢？”

　　“他早上来看过先生了，您还在睡觉，他不吵您就先离去了。”

　　“那孝勇呢？”

　　“他人还在新加坡。”

　　翁元回忆，当天蒋精国经神状况看起来并无异状，只是突然问起三个儿子的去处，这个情况事后想起来，似乎他已预知到自己大限将至，对自己的亲人一一关心去处。

　　不过当天只有孝文在身边，于是副官到楼下餐厅请蒋孝文。蒋孝文多年前因为过度酗酒，醉后竟然伤及脑部，智力有如孩童。孝文的妻子也服侍在旁，一听到先生有请，连忙扶着蒋孝文上来探视，但蒋经国看到孝文之后并没有多说话，挥挥手就让两人离开。

　　李登辉缺席

　　翁元原本以为先生即将午睡，不料12时约55分时，蒋经国突然“呕”的一声，大口鲜血吐得满身都是，连床单都染上大片鲜红，副官赶紧拿出弯盆盛接，蒋经国又连吐几口鲜血，盛了几乎大半碗。

　　由于状况并不寻常，翁元见先生止住了呕吐，端着弯盆就朝医生快步前去报告。翁元事后回想，大半碗的血呈现暗红色，显然不是临时发生的内出血，而是在腹中累积一阵子的胃血。

　　“要不要送去化验？”翁元接着请示，医生接过弯盆看了看说：“不用了，拿去倒掉吧。”

　　换过干净衣物，披上新的被单，才过不到5分钟，蒋经国突然又吐了几口血，这回来不及盛接，接着蒋经国的头向右一歪，眼睛就阖上了。

　　这下把大伙全吓傻了，赶过来关心状况的医生立即跳上床，朝着先生的胸口不断按压急救，护士赶来拿出强心针朝着蒋经国注射，副官则忙按着程序通知紧急医疗小组。

　　特别的是，经国先生身上原本就接着的心电图依然规律的跳着，原来是身上的心跳调节器仍然持续发挥功能。不过很显然的，这时的蒋经国，蒋家最后一代的政治强人，已经画上人生的休止符。

　　经过逾半个小时的心脏按摩，医疗小组终究回天乏术，后续赶来的政府高层长官会商后，下午3时许，正式对外宣布，蒋经国逝世。

　　在蒋经国病逝的这段过程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当时的副官依规定联系各高层，包括“行政”、“立法”等机关首长都在第一时间获悉通知到场，唯独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总是联系不上，在当时没有手机、寻呼机的年代，只有靠着李登辉身边的警卫随扈的无线电，才能联络得了，不过当联络上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的事了。

　　原来嗜打高尔夫球的李登辉，整个周三上午都在球场上打球。

　　也就是说，当蒋经国辞世时，“副总统”李登辉是缺席的。

　　事后蒋家对“荣总”的医疗小组是相当不满的。依据现任国民党副主席、“立法委员”蒋孝严的转述，当时蒋孝武对“荣总”处理蒋经国腹痛的处置不能谅解，“为什么只开了胃乳片给他？没有更好的方式了吗？”无奈事后的究责，并不能挽回蒋经国的性命，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晚年的光荣

　　台湾时政评论家胡忠信评论表示，回顾蒋经国这一生，“他几乎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准备，成为一位领导人。”

　　当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表示，蒋经国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总会穿着一袭夹克，下乡与民众打成一片，不管是在危险的高山上，与开凿中横公路的“荣民”一起吃大锅饭，还是到偏远的澎湖海边，坐下来吃小贩提供的蚵仔汤，他总能与民众毫无隔阂的说天道地，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也因此，当蒋经国辞世时，与一般领导人辞世特别不一样的是，蒋经国的“民间友人”特别多，从乡下摊贩到孤儿院的儿童，排满整个祭祀的厅堂。

　　许多人特别会记得，在这批民间友人当中，有位长发飘逸、却没有双手的女孩，每年到了1月13日这个特别的日子，总是会出现在桃园大溪蒋经国灵寝。在悼念的人群之中，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口足画家杨恩典。

　　“到今天看起来，老蒋先生是军事家，经国先生才是真正的政治家！”翁元说。

　　在蒋经国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两年，曾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做了几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一件是宣布“解严”。“解严”前10天，适值党外偏激分子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临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当时的国民党和维安单位主张加以取缔，甚至要逮捕相关人等。但这项信息到了蒋经国那里，他却非常沉着镇定，决定对民进党依法不予承认，但不必采取取缔行动。丝毫看不出有何激动。“使用权力很容易，难就难在要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还有一件是开放大陆探亲。那是1987年3月中，农历春节刚过不久，家家户户团圆度岁的气氛还未散去，蒋经国在办公室内和一位亲信幕僚谈话时，忽然问到：“唐诗有首描写离家很久的人回乡时心情的诗，你该记得？”幕僚答复，那头两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蒋经国接着说：“这正是现在‘荣民’老兵们的心情，你们去好好研究，尽快实施正式开放大陆探亲的办法。”

　　当年年底，启程前往大陆的民众超过3万人。蒋经国获悉这样的状况时，很欣慰地说：“我们这件事做对了。”

　　服侍两蒋长达43年的翁元说，蒋经国胸有气度，心有盘算，各种大小事在他心中自有衡量，所做出来的决定，最后都证明是深谋远虑的最佳决策。

　　翁元对日后台湾历任领导人皆摇头感叹，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他们任何一位，要是有蒋经国的一半，台湾的今天绝对要比现在好上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