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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能否重兴科学热(图)

来源:中国广播网
2010年01月21日07:39
  1月20日,来自上海虹桥国际学校的小朋友们在上海动物园上演“功夫熊猫”。当日,“2010年大熊猫上海世博行”的开幕仪式在这里举行,10只汶川大地震后出生的大熊猫宝宝,1月5日运抵上海后经过两周的适应,于20日撩开神秘的面纱正式与公众见面。记者刘占坤摄

  离上海世博会开幕还有100天,各省区市的头头们就在盘算“瓜分方案”了,因为世博会后各展馆将搬迁到全国各地。“这样顶级的高科技应当让全国人民分享”,上海一位领导大度地说。其实,上海作为东道主,对这场科技文化的大餐“嚼烂全吞”的企图早溢于言表:请院士进学校,在园区上科学课,下文要求组织所有三年级以上小学生、中学生参观世博会……

  在政府的强刺激下,沉寂多年的“科学热”,能否借世博会东风再现?

  《十万个为什么》辉煌不再

  直至现在,《十万个为什么》依然是一个传奇。196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十万个为什么》,三年后丛书就印行了580万册。“文革”后期,《十万个为什么》发行量达到上千万册。

  《十万个为什么》其实只有一千个为什么,当时年轻的叶永烈一个人就写了300个为什么。在他看来,上世纪60年代那股“科学热”来得很自然,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后又是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那是在美帝围堵,苏修封锁,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里,中国人创造的惊人奇迹。“科学热”伴随爱国情迅速火遍中国。但这股科学热潮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文革”的爆发就很快消退了。

  1978年前后,随着高考的恢复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中国又迎来久违的科学春天。《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回忆说,“那时出版社重印过去的科普作品,常常排大队。因为学校在灯市口,我就利用课间跑王府井书店,每天一次,书店的人都认识我了。”上世纪80年代初,科普热达到高潮,其中尤以科幻热最为炽烈。大量国外科幻作品被翻译到中国,《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风靡一时,国内优秀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也开始出现,并被大众追捧。

  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了,一出版就印了300万册。叶永烈本人也没想到这本书的影响有这么大:20年后,中国电信征得叶永烈授权,将“小灵通”作为品牌。鼎盛时期,全国1亿人在用小灵通。

  但是,到1983年,科幻大潮随着一场争论戛然而止。当时围绕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两派观点展开激辩。《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根据一些科幻作家的说法,后来这场辩论“已经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了”,是要“借助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声势,企图从政治上把一些科幻小说打成"毒草"……中国科幻小说就是这样被棍子们打下去的,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回顾那场辩论,致力于此方面研究的《科技日报》记者尹传红认为,如果把科幻小说的批评一概斥为“打棍子”,甚至认定它们就是导致中国科幻落入低谷的“祸首”,似乎有失公允。“试想:遭受过各种批评、批判的文学品种并不少,何以科幻小说就如此脆弱呢?中国人需要科幻吗?它的成长和发展又需要怎样的土壤呢?”

  应试教育打败科学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后,年轻人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教育理念发生逆转。应试变成调动一切能量和资源的指挥棒。

  去年年初,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教授陈玲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名为“青少年创造性想象力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课题。在去年年底之前,她所在的课题组完成了对全国100多所中小学的调查,回收学生问卷近两万份。

  在做预调查的时候,一些普通学校的老师在座谈会上告诉陈玲:我们做老师,就是要对家长负责。家长把孩子们送给我们,我们有义务把他们送上大学。我们没有时间在孩子身上做实验,也没有义务去开发他们的想象力。

  陈玲说,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学生的想象力不是一味地降低。反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想象力是增加的。重要的是,中国学生的想象力表达不出来。

  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本科幻杂志的一夜成名。《科幻世界》是一本“窄众”杂志,这本科幻迷们的最爱,在1999年突然名扬四海。这一年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巧合的是,这年7月号《科幻世界》杂志刊登了一篇有关记忆移植的科幻小说。杂志社在高考后不断接到考生和家长的电话,要求购书者络绎不绝,几天的时间里,不仅新杂志脱销,连过去的合订本也卖得很火。第二年,它的发行量更是从20万份猛增至40万份。

  王梓坤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少有的科普作家。80多岁的他很喜欢去学校给学生们做科普报告。让这位资深院士郁闷的是,很多青少年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很多学生迫于升学的压力,功课沉重,不少学生没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课外读物,也没有时间学习课外的东西。

  在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国高校创造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张开逊看来,小学阶段的课程设置极不合理。小学重视两门课程,语文和数学,老师和家长都力求双百。这两门课程很重要,但仅仅是工具,代替不了关于宇宙本身和物质世界的知识。“科学教育在应试教育强大的机制面前,显得非常脆弱。整个教育就是重复标准答案的考试机器,不是标准答案,分数就不够,就上不了大学,就不了业。”

  2005年上海市科教团工委完成的《当代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中,有63.5%的被调查者一次也没去过科普场馆。至于没有去的原因,有49.31%的人表示学校或单位没有组织,48.99%的人是因为没有时间。一些来自不同的机构或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调查,不约而同地印证了这个结果:企业家、管理者、歌星影星成为青少年眼中的理想职业,选择“科学家”的不占多数。中国科学院专家王庭大曾对北京市的1000多名中小学生做了相关调查,在9个职业中,选择“科学家”居倒数第三,只比工人和农民排名靠前。

  不信东风唤不回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提出一个建议,希望制定一个“全民科学素质迎世博行动计划”,借助世博之机,组织开展各类科普文化活动,重新唤起全民科学热。她的建议得到众多附议。

  “中国的第三次科学热,有这样的社会需求,也有足够的背景和条件。”科技界人士在讨论中说,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再往前走,光靠当世界工厂已经不够了。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更多地需要科技引领。

  2006年,胡锦涛主席宣布,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企业应该从这个计划中找到机会,个人则应该由此确定自己的方向。”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只有39%,差距还很大。因此,国务院同步制定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今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期,正好赶上世博年,此时不使劲,更待何时?”高小玫说。

  上海市科协率先对高小玫的建议作出回应,他们策划了一批大众普及项目。上海市科协普及部部长赵卫建告诉记者,设计这些活动的初衷,就是要把世博的激发效应作到最大化。“"青少年玩世博"是根据世博会展出的各项主题设计科普游戏,让外地的青少年也能有身临现场的体会。而"院士看世博"则是教大家看懂门道。”

  一些民间科普社团和个人正积极酝酿着借世博大干一场。《世博会的科学传奇》总撰稿和总导演赵致真不仅为这部20集的大型纪录片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在科学松鼠网站上开辟了同名专栏。“百年来科学技术的每一项进步几乎都在世博会留下了脚印,希望我们能增进全社会对世博会的认识和了解,和公众一起重温世界近代科技发展史”,赵致真说:“对于科普工作者来说,世博会实在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

  市场也对即将到来的热潮作出了反应。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国内部总经理张陵捷介绍说,国旅已经开发了60多个世博旅游产品。其中针对青少年的不仅有暑期的亲子游,还有“跟着课本去旅游”这样的产品。

  “干柴有了,火柴有了,但主角——普罗大众的态度还有待观察,”一位资深媒体人评论道:“这把火烧不烧得起来,我们现在还只能拭目以待。”(记者原春琳白雪来扬)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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