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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震后现场目击:教堂时钟停在地震时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01月21日09:38

  六

  对于有幸活下来的那部分海地人来说,缺水,缺食物,让他们接下来的日子更为艰难。塔鲁鲁姆·圣菲尔斯是当地一个灾民,她和她的家人要离开这座城市,去别的任何地方都好。她说,“满大街都是死亡的味道。我们的孩子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

  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是:就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珍妮·利塔诺声明,10万至20万的海地人“不算非法入境”,得益于美国的“临时保护状态”,从1月12日起,这些难民将被允许在美国工作18个月。

  重建家园的日子看上去遥遥无期。成千上万的人选择“逃离”首都太子港,带着劫后余生的不确定远赴他乡,而他们身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是一片弥漫着腐臭和血腥的废墟。

  1月18日,海地地震第七日。

  这是海地救灾中心的相关官员所能展望的未来:

  “从18日起开始设立约280个紧急救助中心,向灾民分发救灾物资和提供临时住所。这些救助中心将设在首都太子港及其周边6个城镇的学校、教堂等公共建筑里,每个救助中心平均可容纳约500人。”

  更远的未来在哪里呢?海地死去的人们不知道,街头那些茫然的、羊羔一样的难民们不知道,持着大砍刀和枪支满街厮杀的暴民们也不会知道。

  有国际舆论称,美国将暂时接管海地。

  美国则小心翼翼地既表示了对海地主权独立的尊重,又表示了热心肠。希拉里日前表示,如果海地国会通过赋予总统普雷瓦尔更大的紧急权力,他可能委托美国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实施宵禁。

  流亡南非的海地前总统阿里斯蒂德也在15日表示,他已准备好重返海地,帮助海地震后重建。

  非洲国家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更表示:海地人的祖先是16世纪被驱逐到当地的非洲黑奴,建议将海地居民安置于非洲。

  当那些白皮肤黄皮肤的外国救援人员和士兵奔走在太子港的大小街道,开展救援工作的时候,海地的民众失望地发现,他们选出来的总统勒内·普雷瓦尔却很少露面。

  据《华盛顿邮报》18日报道,到现在为止,也不曾有灾民在灾区看到普雷瓦尔的身影。报道说,作为一个曾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总统,普雷瓦尔在地震发生后通过卫星电视和其他国家民众见面的次数,远比和自己的子民见面的次数多很多 。

  面包房老板出身的普雷瓦尔总统并没有顺利解决大伙的温饱问题,2008年4月,海地的食品随着全球粮价上涨翻了一倍以上,愤怒的海地民众试图涌进大门紧闭的总统府内。而今,这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人类遭遇的破坏性最强的一次自然灾害”后,人们再次面临着饿肚子和死亡的问题。

  曾经,1804年1月1日,海地独立,在拉丁美洲率先打破了奴隶制的枷锁。它有过独特的海地音乐、绘画和雕塑,流淌着非洲原始的因子。它有过名为“踏踏车”的公交车,上面有山水、神话、体育的鲜艳油彩画。它有过贫穷然而充满希望的人们。

  而现在,海地等待着涅。 ★

  (本文部分信息为综合报道)

  八位维和警察的回家路

  海地地震猝不及防地爆发时,驻海地的中国维和人员刚刚迎来了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0周年纪念日。8个维和人员在纪念日里遇难。一个万里之外的陌生国度,就这样瞬间改变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随着中国日益积极扮演国际角色,他们的牺牲,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国际道义不得不承受的痛楚

  我也为未知的际遇感到担忧。一座暴乱的死城,意味着什么呢?似乎每一点信息都跟生命息息相关,而这世界,又有什么能比生命更珍贵?

  ——钟荐勤

  本刊记者/王婧 文/周潇枭

  这显然并非一个暖冬——至少,在北京不是。2010年1月19日,海地地震中遇难的8位中国维和人员冰冷的遗体,在寒流到来之前被一架包机运回了中国首都,人们在阴冷的天气里迎接他们归来。

  徐宏未必能料到,她刚满34周岁的丈夫钟荐勤竟是这样回家的。两个月前,她还写了一篇名叫《暖冬》的文章,表达对丈夫的思念。“第二次参加维和还未归来,他憧憬着告诉我:‘回国的感觉真好,可以一手抱妻子,一手抱孩子。’”徐宏在文章里写道,“这是一个暖冬。”

  然而一切永远地改变了。

  噩耗

  噩耗是在1月13日传到国内的。海地——一个战乱和饥荒肆虐了多年的拉美国家,在突如其来的7.3级地震中遭到重创。有数据估计,可能超过2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其中包括8名在当地执行任务的中国维和人员。云南边防总队政治部宣传文化处副营职干事钟荐勤就是其中之一。

  得知海地地震的消息时,徐宏正在上班的路上。她马上给丈夫发了信息,想知道他是否平安,让他给她打个电话。但她没有等来丈夫的回音。

  对于丈夫参加维和这件事,徐宏内心“一直挣扎着”,“一方面希望他入选,毕竟是代表一个国家去参加维和行动,使命光荣;另一方面又希望他被淘汰下来,不用到战乱贫瘠的国度去,少点担心,这样可以安心在家要个孩子。做女人的谁没点私心呢?可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又不忍扫他的兴,尽管心里不很情愿,还是只好默许了。”

  这已是钟荐勤第二次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从2004年开始,中国共向海地派遣防暴队8支共1000人次。2007年,第六支维和警察防暴队从云南边防总队中选拔,钟荐勤凭着丰富的电视报道经验,如愿以偿成为第六战斗小队队员兼“新闻官”。一个万里之外的陌生国度,就这样改变了徐宏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我也为未知的际遇感到担忧。一座暴乱的死城,意味着什么呢?”钟荐勤生前曾在纪实文学《危情海地》中这样写道。他的担忧似乎一语成谶,在这篇文章发表半年后,他被埋进海地大地震的废墟中。

  一起遇难的,还有他的三名战友李钦、和志虹、赵化宇,以及4位公安部赴海地维和工作组成员朱晓平、郭宝山、王树林、李晓明。

  李钦长得有几分秀气,却有着一个外号叫“李大胆”;8人中唯一的女性和志虹常常在营地教海地学生学汉语;赵化宇则为了不出任何闪失和差错,曾果断宣布在维和期间自己要全程禁酒;朱晓平和王树林都做了心脏支架手术;郭宝山,虽然接近退休但还自称是“局里最有魅力的男人”;至于年仅35岁的李晓明,在维和警察队伍中已经是个“老同志”,同事评价说他“表现远远超出他的年龄”。

  使命

  当突然爆发的地震将8人埋进倒塌的联合国驻海地代表团总部大楼时,中国维和人员梁勇正在楼下一辆车上,他跳下车,往空旷地带跑。再回头看,楼已经塌了。

  他在越洋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起他遇难的战友时,大哭着,几乎说不出话来。

  像许多中国维和人员一样,梁勇很少向家人描述他身处海地骚乱的危险。他的妻子黄碧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梁勇在海地执勤期间,每天都会往家里打个电话,只说又教了海地小孩学中国功夫,队里谁过生日了,大家伙一起去唱歌之类的开心事,从来不提他在海地有多么危险,多么辛苦。黄碧琴是通过梁勇从海地带回的照片和录像,才知道海地是一个“多可怕”的地方。

  钟荐勤生前留下的文字记录对这种“可怕”有所展现:

  “动荡似乎成了一种文化氛围”,“每天都有绑架、强奸、枪杀、私刑、游行示威等暴力事件发生,范围波及全国。武装匪徒针对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还有联合国工作人员和维和人员。在我们到达海地前,已有32名维和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惨的一起是2006年4月,中国第四支维和警察防暴队执行任务时,在距离中国营地不到1000米的地方,两名约旦维和人员被潜伏的匪徒狙击手一枪击中,子弹击穿一人的头部再射进另一人的颈动脉。”

  防暴队24小时按照临战状态进行,所有活动必须人人全副武装,高度戒备,身穿防弹衣、头戴钢盔,带对讲机、95式冲锋枪、狙击步枪、机枪和充足的弹药,全身装备重达50斤,在平均温度高达40度的环境里,站岗、巡逻、执勤不到几分钟便已汗流浃背,乘坐在闷热的装甲车里更是汗流如注。

  在海地,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的营地建在海地索那比工业园里的两个大仓库内,一个仓库住人,另一个放置车辆等大型装备。钟荐勤在笔记中写道:“我们在仓库搭建了临时的板房,队员每5人住一间,房间的隔板就是两块铁皮,这样的住所,隔壁队员打个呼噜也能清楚地听见。勤务实行24小时轮换制,起床轮换的嘈杂声经常会扰乱大家的睡眠,往往刚入睡又被吵醒。”

  梁勇在2007年得知自己即将被派往海地维和时,曾跟当时还是女友的黄碧琴提出分手。“他那时怕耽误我,觉得去海地,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回来。”黄碧琴回忆说。

  后来当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孩子要起名字了,梁勇就提议叫“维和”“维维”“海维”,总之都离不开“海地”和“维和”这两个关键词。

  梁勇和钟荐勤们的命运,就这样渐渐交织到中国扮演的日益积极的国际角色中。随着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从“不介入”到“全面参与”,越来越多的维和人员被派往他们的亲人们此前可能从未听说过的国家和地区。

  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先后向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维和警察1500多人次。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旁观态度,到现在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按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前参赞吴妙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达的观点,“这是一个有能力有条件承担维和任务的大国的庄严使命”,“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态度的变化,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表明了中国愿意担负国际责任的态度,也树立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来自联合国的消息显示,截至2007年10月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官兵8883人次,军人、警察和文职人员约1.1万人。自中国政府2000年1月首次派遣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参加了东帝汶、波黑、科索沃、利比里亚、阿富汗、海地和苏丹等地的维和行动。在119个派兵国中人数排名居第13位,在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派出的维和总人数比法国少150人,居第二位。

  当这些中国维和人员戴上联合国的徽标、行使维和使命之时,他们已预料到自己随时可能遭遇的危险。

  据说,在他们出国之前,每个人都写好了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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