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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发反腐报告 曝落马国企老总人均涉案1亿

来源:青年周末
2010年01月21日13:38
◎王荣利的《中国反腐败报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王荣利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专访“民间反腐报告”第一人

  律师欲解巨贪犯罪“魔咒”

  ◎文/杜敏

  一位民间律师,因自费推出《中国反腐败报告》、《企业家犯罪年度报告》而生活窘迫,他便是被人们冠以“反腐”律师之称的陕西籍律师王荣利。

  2009年底,王荣利在北京推出《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此前,“不务正业”的他曾编成50万字《中国反腐败报告》,被专家称为“民间反腐报告”标本。

  “民间反腐报告”之外,律师王荣利遇到了哪些故事,他到底要告诫中国企业家什么?作为来自民间的声音,他真能被社会所接受吗?1月16日,王荣利接受了《青年周末》记者的专访。

  ■落马国企“老总” 人均涉案1亿

  在王荣利的《报告》中显示,近500个腐败案例中,曾担任过各级党委(党组)领导职务的有122人,所占比例最高,为28.77%。曾经占据各大财经高管媒体的国内首富精英,如黄光裕、吴志剑等,如今皆为阶下囚。高达60%以上的腐败行为,都集中发生在土地交易、建设工程、产权交易领域。

  青年周末:你的报告中,国企老总涉案的金额是什么情况?

  王荣利: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1.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青年周末:大部分涉案民营企业家的身价和涉案数额也很惊人?

  王荣利:在2009年的49名涉案民营企业家中,身价逾亿元或者涉案金额逾亿元的“落马富豪”多达36人以上。70%的人曾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称号,可谓名流显贵各居其中。

  2009年有85例企业家涉嫌犯罪,其中国企36名,民企49名。这些涉案企业家,有夫妻档“国内首富”之称的黄光裕、杜鹃夫妇;有父子兵“湖南首富”吴志剑、吴耀均;有兄弟联手集资诈骗的庄勋华、庄勋斌;也有“搭档”组合同为国企高管的曾国新、黄旭明;有浙江“舟山首富”黄善年;有曾获“年度经济人物”的“资本狂人”顾雏军。

  青年周末:中国富豪涉案都有哪些罪名?

  王荣利:在已经确定罪名的43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及各种诈骗、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非法经营、抽逃出资、偷税等罪的经济类案件22例;“涉黑”案件9例;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6例;涉嫌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案例2例;涉嫌其他类别犯罪4例。

  民营企业家犯罪主要表现在缺乏诚信合同诈骗、滥施暴力杀人伤人、对抗国家机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官商勾结行贿获利、组织黑社会称霸一方等。在已做出判决的21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涉案22人中被判死刑的有7人;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1人,即广东阳江“黑社会老大”林国钦;被判无期徒刑的2人,即“三鹿事件”主角田文华和武汉“石油王子”吴涛;被判10-15年有期徒刑的有7人;被判5-9年有期徒刑的有3人。

  ■企业家犯罪跟年龄没有关系

  在王荣利看来,国企老总“59岁现象”、“39岁现象”、“26岁现象”、民企老板犯法源于“原罪”,这些都是伪命题,他看到的事实并非如此。

  青年周末:媒体大多喜欢将企业家犯罪跟年龄联系起来,你怎么看?

  王荣利:媒体经常总结一些“59岁”现象、“39岁”现象,“仇富”现象等,都是根据个案总结的。研究的个案越多,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腐败犯罪案法院认定期间,许多人犯罪不是哪一次,也不是哪一年,是持续了十几年的一个过程。国企干部犯案集中在53岁左右,而不是58岁、59岁。民企业老板犯事的年龄平均年龄是45岁。

  青年周末:为何53岁和45岁成为企业家的危险年龄?

  王荣利:国企干部到40岁的时候走向中层,那时还有人制约他,一般都是40多岁才能担任重要领导岗位,到老总级别一般都到了45岁,45岁到60岁是国企企业家的黄金年龄。而到了53岁左右达到了巅峰时期,基本是“一把手”,权力制约很小。此时重权在握的他们,会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求着办事,周围会出现许多溜须拍马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位高权重,很容易冲昏头脑。

  而民营企业的老总一般都是草根出身,经过20多年打拼,到45岁左右时也到了事业巅峰时期,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企业家往往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迷失方向。

  总之,腐败犯罪,企业家犯罪也好,跟年龄本身没有关系,是跟其所在年龄时间所掌握的权力过程密切相关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青年周末:很多把企业家犯罪归于“原罪”,您怎么看?

  王荣利: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民营企业家犯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环境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环境问题,要与国企竞争,许多民营企业没有走正路,走的是弯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也致使很多企业最终走向了贷款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

  中国的企业家其实很多在早期积累阶段大部分都是守法勤业的,倒是后来随着财富的增加,加上外部环境的不公,才铤而走险。

  ■老板狱中打电话“求救”

  在著名国企担任法律顾问,他亲眼看到几任老总锒铛入狱,有的老板入狱后甚至偷偷电话“求救”。一些真实的生命,在他的生活中消失,原本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失去了作为普通人的自由。“大部分身边缺少一个提醒的人”王荣利决定给这些企业家提出“忠告”。

  青年周末:曾经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您是不是也亲历过老总落马的事件?

  王荣利: 1994年我在当时国内一家著名的信托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七八个亿的项目投资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公司当时所有的法律事务都是我一个人处理。公司新委任了一位老总过来接手。当时一旦遇到问题,他就说王律师,你打个报告。他也不决策,我打了报告就传到北京总部,总部批了以后他说王律师就按这么办,程序上比较规范。

  这位老总离开后,我也走了。后来他前一任的老总判了5年。接他班的人后来又被媒体报道,拘留了,在法律上也出了事。而就当时与我共事的这位老总没有出事。所以客观地说我保护了他。

  2000年我帮西安的一位老板做过法律顾问,他那时在西安钟楼附近租了半层写字楼,我做了半年,觉得没什么共同语言,离开了。后来听朋友说他犯事儿了。2005年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荣利,我的事情你知道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里面了。他说:“我老婆有事会来找你。”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在监狱里打电话,不方便多言。接着他爱人拿着材料过来找我,想翻案。但是因为涉及到2700万的诈骗贷款偿还不上,我一研究,虽然案情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款项没有办法还,翻案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青年周末:是这些事情触发了你想要写一份这样的报告吗?

  王荣利:可能是做法律做久了之后,有些感受很深。当时看到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他在法庭上痛哭的情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情。

  我想假如我为他做辩护,那我就会探讨他犯罪的成因,主观客观的原因;我还想如果当时和他有接触,我可能会提醒一下他们的法律意识,这些人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没有跟法律人打交道,鲜有法律意识,如果跟我是朋友,聊聊其他案例,我会把这种意识灌输给他,他也许不会走到这种地步。

  2005年即将过春节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做反腐报告,研究腐败犯罪。案子里深圳劳德荣家里搜出来七八千万,他是在深圳非常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一系列的荣誉排出来比我的简历还长。突然在59岁落马,家里还有老母亲。我把这个报告做完,从办公室里出来,街上喜庆欢腾、万家灯火。当时我兜里只剩几十块钱,却感觉心里非常踏实,我可以坐在路边欣赏深圳美丽的夜色,可那些人在监狱里。有的局长捞到钱子女跑到国外去,自己进去判了无期,六十几岁的人了坐牢连个探监的人都没有,而子女拿着钱在国外,没有亲戚朋友,国内还不能回,跟他们相比,我幸福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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