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回头看民国：一建立就权威骤失

　　民国覆灭距离现在已经超过整整60个年头了，再过一年，距离辛亥革命首义的枪声响起也整整100个年头了。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回头遥望民国岁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响起的枪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是起义计划暴露、群龙无首状态下仓促的枪声。可就是这一声枪响，让清王朝土崩瓦解，这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清王朝的灭亡，或者说是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终结，不是一两声枪响的功劳，而是被中国人抛弃的结果。中国在近代的沉沦、从泱泱大国到令人宰割的巨大落差，几乎让全体中国人痛思原因。对比中外发展，当时的中国人思考的结论是：这一切都是君主专制惹的祸！到1911年枪声响起的时候，积累了强烈不满的人民闻风而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北洋新军集体倒戈，隆裕皇太后和宣统小皇帝不得不在1912年退位。

　　现在看起来，人们的想法太简单、太理想化了。把近代中国落后的所有罪责归咎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头上，尤其是“宪法未立”、“民权未伸”的头上，让大家忽视了许多问题。中国社会远比清末民初的人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这种简单化的理想让民国一建立，就陷入了权威骤失、动荡不安的局面。

　　孙中山先生在起义成功后赶回国内，立即超越之前曾被考虑为候选人的袁世凯、黄兴、黎元洪等人，被推举为中国第一位总统。他的成功，取决于时人对西式民主共和的着迷，取决于人们对革命党人的崇敬和厚望。但是很快，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现中国的国情很复杂，能够推动西式民主共和的力量很薄弱。相反以袁世凯为首的传统政治力量，扎根中国实际，很强大。百日后，孙中山即让位于袁世凯。他感慨：“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不想一语成谶。从此，理想主义的西式政治家，孙中山也好，宋教仁也好，再也没有掌握中央实权。

　　袁世凯为首的军阀集团，从君主专制体制中破壳而出，也知道君主专制制度积弊难返，对民主共和也抱有敬畏之心，多多少少也相信民主共和能解决中国的部分或全部问题。民主共和的架子在北京迅速搭建起来，西方也承认了民国。可是无论是北上的革命者还是掌权的传统官僚，谁都不知道民主在中国应该怎么运作。没有民主经验，没有民主精神，更没有民主的社会基础，以议会和选举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共和制度迅速恶化为一个个政坛笑话。先是总统袁世凯和总理唐绍仪就总统和内阁的权限纠纷不清，唐绍仪黯然去职；接着是原本能为各方接受的继任者陆征祥在国会亮相的时候，讲话罗嗦不当，被意气用事的议员们否决；发展到最后，阿猫阿狗都在国会里混，人们把国会当成了衙门。代议机关被官场黑缸染黑，选票可以公开买卖，议员们成了出入八大胡同的“猪仔”，连累整个民主共和制度威信扫地。

　　刚开始的时候，冯国璋因为被报纸称为“狗”愤而与记者对簿公堂，表明他还想按照新规则办事。民主共和降临中国，上起强权人物下至贩夫走卒始终不敢等闲处之。即便是曹锟贿选总统，起码也走完了所有程序，“照章办事”。多数军阀都“凑份子”出钱出力，阎锡山出了钱，冯玉祥出力张罗，说明民主制虽然幌子还在，但只剩下可怜的幌子了。于是，原来被掩盖住的质疑声开始响亮起来。西式民主共和，能救中国吗？

　　民主在出洋相，政府政绩乏善可称，列强欺辱日渐严重，百姓生活持续下降。民国初期退化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连清朝末期都不如。人们开始呼唤中国政治思想中“大一统”的观念，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的中央政府。中国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乱局，救国救民。“国家富强”逐渐发展为压倒一切的头号目标，超越了口头上的“自由民主”，实际上成了全社会的期望。

　　只要看看上海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产生“富强御辱救亡”的强烈意向，赞同上述观点。

　　诚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是者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

　　袁世凯和民主共和制度“磨合”了几年后，把政局混乱、政令不通，归咎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一小撮人的鼓动下决心恢复帝制，建立强权统治，可以视作是“大一统”观念的回归，可惜帝制的“壳”已经臭了，不能用了。袁世凯最终遗臭万年。此后的军阀强人不像后人想象得那般不堪。他们几乎都出身贫寒，报救国之心年少入伍，掌权后也想舒展抱负救国济民，可惜谁都没找到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的钥匙。国民党改造后，希望以强大的党驱动强大的国家。可惜国民党先天不足，派系林立，腐败横行，始终没能真正统一中国。其间又有日本入侵，全民抗战。抗战期间，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国民政府权威陡然提升。又可惜国民党没能利用民众情绪，更没能解决内在问题，白白浪费了大好良机。

　　中国人民在一次次失望、生活水平窘迫、对发展前途迷茫无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这是一条统一中国为真正的共和国，建立强大的政府建设富强国家的道路。按照这个思路，1949年民国的覆灭和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和“人民的选择”。

　　在中国人从反对专制倾心民主共和，到对西式制度失望的过程中，欧美国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整个民国时期，欧美国家在对华问题上坚持两点：第一是坚持维持和扩大在华特权利益，而这些利益日益成为中国仁人志士诟病的对象；第二是欧美始终不愿意一个强大、平等的中国的崛起。这就导致国内反欧美情绪在逐渐积累。清末和民国初年，倾慕西方、呼吁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不在少数。40年代，多数中国人转变为抨击西方，反对西方在华势力的存在。这种情绪还将延续几十年。

　　认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了解我们走过的路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而对过去的反思需要一个恰当的时间点，60年无疑是个不长不短的好距离。近年来，在历史图书市场上，民国题材升温。2010年初新华出版社联合《国家历史》杂志社推出了全景式反映民国历史的《大变革时代：晚晴过后是民国》和《民国风云人物》两本书。前一本书社会变迁的角度阐述了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后一本书从人物命运的角度折射民国风云。两本书选材得当、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值得对民国感兴趣、喜欢思考中国社会的读者们一读。（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