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复苏一个什么样的经济?

　　王忠明:复苏一个什么样的经济?

　　“三高”经济值得复苏吗？

　　现在的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出衰退进入复苏，基于这么一个判断，2010年的宏观经济调控重点也就从反衰退转到了反过热、反过剩、反通胀的思路上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地应该思考，到底应该复苏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从这个阶段来看，我们明显的是走了一个V字形的路，复苏的很快，投入了很多力量(四万亿)。从浙江角度来说，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受到冲击，出口受阻，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大的成本。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应该购买到什么？我认为应该购买到更多的聪明。这一次反危机、反衰退应当是全民社会的经济学原理和知识普及的一次非常生动的课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多的来思变，中国经济复苏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如果我们的经济依然是“三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这样的经济即使复苏了也是不值得过多去乐观、过多去称道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谋得的，我们往前走，盲目乐观，或许会产生内源性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的危机主要是受美国次贷危机而产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是我们自身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进行一些结构调整，解决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的话，很可能会产生新的，真正是我们自己内源性的、内生的这样一种危机。

　　重要的是，我们宣称经济复苏了，如果2010年的经济思路是反过热、反过剩、反通胀，我们这么一种判断是否剥离了外部环境，更重要的在于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像所宣称的那样复苏了，世界整个经济背景是不是已经是这么一个脉络。从现在有些数据揭示的情况来看，像美国现在居民支付能力危机，依然是有毒资产，并没有在这次应对当中完全消除。像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地产金融公司倒闭，银行倒闭风潮再起，标普公司最近又预计美国企业的倒闭风潮可能在2010年末、2011年初再次出现，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预计，美国的银行倒闭风潮会在2013年再度出现，到那时该公司支出总额将高达1000亿美金。如果把这种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爆发的可能估计的充分一点，我们在应对预期方面就不能完全是一种反过热、反过剩和反通胀的思路，还应该有一些更加科学的安排。

　　保增长须警惕三个“误区”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不能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来保增长，特别是无就业的增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我们政府出重拳、出快拳，反衰退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个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危机当前信心很重要，而政府是信心的主要供给者，应该说中国政府不仅在这方面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树立信心，但是保增长并不能解决我们更加艰巨的任务—调结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二，不能以忽视中长期为代价来应对当前。集中处理当前的危机和问题，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与中长期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四万亿不可能包治百病，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中长期的发展，就应该尽可能地把四万亿的效能做一些必要的延伸，也就是要更多的关注中长期发展，可以适当地放宽和拉长四万亿的投资周期，不应拘泥于两年一定要投完。给我们的发展留下更多的延伸空间未尝不可，这样也可以跟经济发展当中的长期安排有更多的匹配。

　　第三，不能以放弃对于战略制高点的追求为代价，来谋取低层次的复苏。我们现在的复苏基本上还是对于速度的关注，对于质量的关切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战略意识上应该像美国那样给予适当的关注，因为美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时刻没有放弃国家战略。虽然现在我们率先走出衰退的阴影，但是真正复苏的后劲、动力、制高点我们没看见。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很多产能方面世界第一，但是没有一个产业是中国企业创造的，是中国贡献给人类社会的。

　　现在虽然美国是重灾区，但是这个危机过后，或许又像当年的里根政府那样，“星球大战”引领着当时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制高点；像克林顿那样“信息高速公路”引领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制高点；奥巴马在这一点上一点不输给他的前任。我们在走出了这么一种衰退之后，确确实实是很有价值的一种表现，但是绝不能盲目乐观。事实上我们的这次政治局学习当中，那个“丰富和完善一揽子计划”的表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输入了“战略”，看到了我们自己在战略产业的发现和培育方面怎么样能够跟长远发展相结合。

　　政府、企业合力走出困境

　　对于浙江经济来讲，我觉得在这么一种新的宏观调控思路背景下，应该有自己的一份清醒。我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过剩产能。现在都讲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个很大的板子就打在民营企业上，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把2010-2011两年世界经济很有可能再次触底的前景考虑在内，即使要压产能，最好的办法也不是由政府出面，而是应该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让过剩产能自然淘汰。过剩虽然不好，但是如果没有过剩就没有市场竞争的动力，也出不来企业的活力与效率。所以可以说适当的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什么是“适当”？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史料揭示，通常在20%左右，按照这个尺度来讲，我们现在所说的汽车过剩、钢铁过剩，都还没有达到这么一个最高点，还有空间。因此，我们在压产能过程当中应该特别小心，特别是像浙江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它自己已经有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了，企业比政府更明白它应该做什么。所以在这方面，浙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表现，不一定跟着全国走，应该更多的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因为这个尺度把握的好，就能够让浙江的经济有一个更加稳健的状态；但如果都跟着全国，都那么使劲用各种手段、方式来压民营企业，压产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后劲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第二，政府应该搭建平台。浙江经济的发展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是从原先的无为，变成了有为，用一种无为而治的方式让草根经济、老百姓经济自然的生长出来，带来了今天浙江全国领先的经济活力。但是现在浙江经济确实是有问题的，如果30年前这样的经济状态是值得称道、歌颂的话，下一个30年浙江的经济还要想对中国，对全国有贡献的话，就应该在知识创业、科学创业、智慧创业、知识产权创富这一角度有更多的引领，而这个方面恐怕光有企业自己的表现是不够的，政府应该搭建平台。

　　应该利用好产业板块、块状经济，用已有的实力基础和市场经济的感觉，去有所作为，用有为的方式达到无为。即从市场经济内生的角度来讲，政府的这种搭台依然不影响它的本质，不是政府经济，不是管制经济，依然是市场经济。但是这时候的政府要求有更高的水平，应该有更多的创意，更多的知识产权、专利方面的培育，从而达到真正的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的这种“平台”应该不仅仅是现在全国都热热闹闹的那种投融资平台，重要的是创新平台。政府的各种资源应该引导到让我们更多的有志于创业的企业家，改变原来的创业形态，从原来靠胆量、靠拼苦力这种状态当中解放出来。

　　所以我认为浙江经济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浙江受到的冲击最大，或许换来的光明也可能最大。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应该用浙江老百姓固有的那种智慧状态获得更多的聪明。跟央企对接，这个思路不是不好，适当的对接一下可以，但是浙江也应该做一个对接全国的民营大企，用这样的方法来安慰浙江的民营企业，给它们更多的信心。有舆论讲四万亿对民营企业有挤出效应，这个要有效的分析，不能盲目讲，但是我们要防止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精神上挤压效应，千万不能用有意无意的办法使民营企业家寒心。现在非公经济、民营经济还是有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他们自身有没有能力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有没有能力来使自己的企业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有新的打造，如果外部有很多不必要的干扰，这个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