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节约型政府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谈起

　　做节约型政府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谈起

　　哥本哈根大会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了减排，为了转型，为了民生，为了发展以及为了尽大国的责任，应做个节约型的政府。

　　滕 复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在富国与穷国的吵吵闹闹和讲价还价中结束了，中国和美国成为双方的焦点。以温家宝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上一方面尽可能争取自身权益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清晰表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人类世界定会负担起大国责任的严肃态度。

　　然而，看得出，我们的底气是不足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尽管中国经济在近三十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的底子仍然很薄，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污染距现有的国际标准仍然很远。虽然我们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目前还很难按照西方发达社会的标准制定减排计划和目标，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承诺。而如果中国要想作为大国真正地负起责任来，类似的承诺是早晚必然要做出的。这届大会最终没有形成有约束力的文件，但这只是时间问题，约束力已经存在。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是远超国际经济纠纷和贸易摩擦的，因为它来自国际的义务和责任。虽然中国还没有真正成为世界先进的大国，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就已经沉重地压在了肩上。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压力，中国是不能回避的，也很难用各种手段来化解。在关乎人类文明的命运上，中国不能狭隘，是一定要明确一个责任态度的。

　　因此，哥本哈根大会意味着中国面临了最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当然不是现在出现的，只是如今我们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了而已。这个挑战或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经济转型的挑战，是一个转型的问题。转型当然不仅是为了减排，转型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地或更好地发展。然而只有转型才能解决减排问题，真正实现解决污染等目标。转型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学界和企业界议论了好几年了，但总是躲躲闪闪，说得不清不楚，做得也不明不白。不过从减排的角度再来看问题，那转型的问题一下就变得十分简单和明了。

　　减排所要做的就是治理乃至关闭那些排放超标的企业。由于人类目前治理污染的技术手段仍处于低级阶段，成本又相对高昂，所以西方的做法大多是采取关闭的办法。关闭那些低端的、高能耗的、污染严重的企业，而这些行业大多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当然不是简单的关停，而是转移出去，这在经济学上叫“产业转移”，但若从减排的角度看，应该叫“祸水东引”，引到不发达的国家去。而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又有个名词叫“产业承接”，其实是“引祸上身”。这是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很不公正，却也无奈。富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高科技和高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丢给穷国去做。这是西方的转型办法，甩掉包袱，产业升级。中国现在实际也具备了产业转移的条件，不过中国的产业转移不是转给更穷的国家，而是由东向西转移，由东部沿海转移进中部或西部。这个转移不仅不利于减排，也不能够看做是成功的转型，至少从国家的角度看是如此。

　　从现代各国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有两点经验值得注意：第一，只有社会经济转型成功，才能真正进入发达社会；第二，经济的转型是以社会的转型为基础和条件的。社会的转型要满足许多的要素，其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要建立起应对转型的保障社会。经验证明，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就不要奢谈转型问题。因为很显然，转型就是要关闭企业，那些“三高”或多高的企业、原始作坊、血汗工厂，从而引导投资向高端和服务业投入。据云现在的科技更新的速度只有5年，照这个说法，中国占据高端产业的时间也只需5年，前提是只要将每年数万亿投资的大部分投入进去。如此，中国会在十分短的时间内实现转型，赶上欧美国家，进入发达社会。遗憾的是中国每年的投资大部分进入了低端产业，以及进入了房地产、餐饮等与科技无关的产业，进入科技等高端产业的资金太少。为什么会这样？很显然，社会保障做得不好，而社会保障做不好，便没有底气和能力进行真正的产业转移，并且引导社会投资的走向，更没有底气面对货币升值。

　　我们不是没有钱做社会保障，改革开放30年，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欠账不少。我们的每年GDP的总量已经在全球占有一定的份额了，今年要超日本占据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各类社会保障基金的储蓄与发达国家相比，远不及人家的一个零头。政府可以有宽松的财政政策，可以有赤字，但是不能没有储蓄，尤其是用来保障民生的钱。哥本哈根大会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了减排，为了转型，为了民生，为了发展以及为了尽大国的责任，应做个节约型的政府。